..續本文上一頁了純化佛敎內部，以便使佛軟能更好的傳播。

　　C：提倡義學

　　前面提到孝文帝令朝庭重臣經常與義學沙門討論佛學，同時他本人對此也興趣很大。太和十九年(495)四月，“幸徐州白塔寺”。顧謂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受《成實論》于羅什……

　　朕每玩《成實論》，可以釋人染情。故至此寺焉。時沙門道登，雅有義業，爲高祖眷賞，恒倚講淪。”在他的提倡下，北魏的佛學研究風氣漸盛，一時名僧輩出，如道順、惠覺、惠紀、僧意、湛僧、惠度，僧顯等人。

　　(6)宣武帝對佛教的護持

　　宣武帝(500—515)，愛好佛理，常在宮中講解經論，召集名僧研討義理。有僧記錄，爲名《內起居》。景明初(500年)，宣武帝命大長秋卿白整理按平城靈岩寺的建築風格，在洛陽南的伊阙山，爲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後造石窟兩所，此爲龍門石窟開鑿之始。508年下诏說：“缁素即殊、法律亦異。……自今以後，衆僧犯殺人巳上罪者，仍依俗斷，余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製治之。”這是說，出家沙門，犯殺人以下的罪者，可依律製裁。給予僧團相當大的特權。修建永甯寺及九級佛塔，“其諸費用，不可勝計，……至于官私、寺塔，其數甚衆。”有關建寺的資料，在《洛陽伽藍記》記載頗多，可以參考。

　　由于北魏帝王的崇佛，使佛教發展迅速，《釋老志》上說：“上即崇之，下彌企尚。"在帝王的提倡下，上至王公妃主下至庶民百姓都爭相信佛，加上“北魏末年，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爲寺矣。然而也有一些農民爲了求得寺院均庇護，擺脫沈重的賦稅徭役負擔。如“正光巳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徭役，猬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即是有力的證明！

　　叁、師賢與昙曜

　　太武帝滅佛，使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大打擊，文成帝複興佛法，在朝廷主持複興佛法的僧人主要是師賢和昙曜，奠定北魏佛教發展基礎的也是這兩個人。

　　師賢出身于罽賓王族，剃度後東遊涼州，涼滅入京。太武帝滅佛時隱藏在民間行醫，文成帝複興佛法，再爲沙門。擔任道人統，掌管僧尼事務，主持複興工作。

　　昙曦，和平年間之初，道人統師賢殆後。由昙曜繼任道人統，對于北魏佛教貢獻巨大。在《繼高僧傳》卷一有傳：幼小入道，戒德冰霜，風采恬靜，節操卓然，深得文成帝的器重。武帝廢佛，諸多沙門都以醫術或其它才能還俗。而昙曜則誓死守持沙門的生活，法器、袈裟不離左右，持成不渝。複興佛法之際，以平城爲中心，展開了乒人的弘化偉業。

　　A、雲崗石窟的開鑿

　　昙曜的複興佛敘事業，農觀最突出的就是開鑿叁崗石窟的開鑿。在《魏書·釋老志》上載：“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窟，開窟五所，鑄建佛相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時”。

　　B、僧只戶與佛凶戶的確立

　　爲佛教在北魏的發展，打下雄厚的經濟基礎。

　　C、譯經

　　昙曜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共同譯出新經14部，並請名僧道進等人講說。

　　四、北魏的寺院經濟

　　北魏獻文帝皇興叁年(469)從宋朝子裏奪得青齊地方，徒當地民戶于平城，將其中較高的民戶“民望”，設“平齊郡”以居之。史稱這些民戶爲“平齊戶"。《釋老志》載：“昙曜上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爲“僧只戶”，粟爲“僧只粟”，至于儉歲，赈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皇帝同意此奏。“于是僧只戶，粟及寺戶，遍于州鎮矣”！

　　這裏所說“平齊戶”及諸民中的“諸民”是指什麼了應當指與平齊戶地位相等的人衆。《魏書·釋老志》所載：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尚書令肇奏言中提到：“故沙門統昙曜，昔于承明元年(476)，奏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力僧只戶。”按規定：“僧只戶不得別屬一寺”，僧祇戶每年向州、郡的僧尼管理機構“僧曹”繳納六十斛栗，這在當時是個相當大的數字，北魏均田製下，農民的租訓是“一犬婦帛一匹、粟二斛。農官管轄下的屯民一年繳六十斛栗。而僧只戶上交的與屯民

　　相等。僧只戶不是繳納給某個寺院，而是繳給僧曹。主要用來，供給州、郡…—切僧尼的宗教活動使用。昙曜還建議，在災年要用僧只栗救濟饑民，“不限道俗，皆以拯施。”然而，主管僧只粟的僧官在執行

　　當中卻出現了另外現象，如宣武帝永平四年(511)诏曰：“僧只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征責，不計水旱，或嘗利

　　過本，或翻改券契

　　侵谷貪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窮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以後，不得專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尚書檢諸有僧只谷之處，州別列其元數，山入

　　贏息，赈給多少，並貸償歲月，見在來收，上臺錄記。如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複征責。或有私債，轉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收檢。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征債之科，一准舊格。富有之家，不聽辄貸。脫仍冒濫，依法治罪“(見《釋老志》。)

　　這裏是說僧祗粟的主管者，把僧祗粟作爲賺取高額利息的本錢，所獲利率多達百分之百以上(償利過本)，甚至還通過擅改券契的辦法；來豐厚收入。結果“緬民嗟毒”，這種“歲月滋深”的種種行經，固然違背了慈悲濟世的宗旨。使帝主對維那、都尉等人失去了信任，由刺史，尚書共同參與管理僧只粟。诏書中還特地強調對貧窮百姓，改變借貸方法。甚至以“依法治罪”來威脅，但效果依然不好，尚書今肇高上奏，說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僧只戶，受到都維那僧暹，僧頻等人的逼迫，致使他們“棄子傷生，自溢溺死五十余人”。結果僧暹等人交付昭玄曹依僧律處治。

　　佛圖戶也稱寺戶，來自罪犯及官奴，除負責清掃寺院外，還“歲兼營輸粟。”

　　他們與僧只戶屬于整個僧團不同，而是分屬于個別寺院釣勞動者。自由很少，擁有自己的家室。

　　五、北魏教團的龐大

　　拓跋魏接觸佛教的時間比西域，中原和江南較遲，但是佛教一經傳入魏地，發展速度異常迅猛，寺院、僧尼數字和造像的數量規模而言。遠遠超過了同一時期的南方諸朝。據《釋老志》載：“孝文帝太和元年(477)，京城內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此後境內的寺院，僧尼數量猛增，至延昌中(512——515)“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叁千七百二十七所。”寺數較太和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徒沿逾衆”。到了神龜元年(518)，根據王元澄的一份奏章“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逾五百，自遷都巳來，年逾二紀，寺奪民居，叁分且一。”這時京城洛陽的寺院比太和初的帝都平城增長四倍多，僧尼之衆也容易想見的。《釋老志》提供的北魏寺、僧的最後數字是正光(520——524)以後的。“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矣，其寺叁萬有余。”與之時任相近的南方梁(502——557)朝，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左右。南北兩方的寺，僧數目懸殊。在中國曆史上，除了緊承北魏的北齊、北周兩朝外，沒有哪個朝代的僧尼人數達到百萬以上，可以說北魏的教團是中國曆史上最龐大的教團。

　　六、拓跋魏的僧官製度

　　《釋老志}上說：“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誡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诏以禮征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409——413年)，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候，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辇，更廣大之。年八十余，泰常中(416——422年)卒。未殡，帝叁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法果在皇始中被征到京師後任道人統，法界本身備受崇奉，但未有副職、厲員，未有僧務機構。道人統法界所領導的教團完全是依付王權，其人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僧官帶頭跪拜君王，與東晉南朝僧侶爲爭沙門不應盡敬時君的鬥爭，成了鮮明的對照。

　　稍後不久，又設立了專門的僧務機構監福曹。《釋老志》上載：“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監福曹是巾央一級的僧務機構，道人統是它的主官。在《釋老忘》和《高僧傳》中可以考見的北魏初期的道人統除法果以外，尚有法達、師賢，昙曜時積沙門統。無論是道人統還是沙門統，在資料裏都沒有提到道人統手下還有副職或屬員。這與北魏初期僧務不多有關。

　　至于監福普之改名爲昭玄寺，不是單純的易名問題，它含有適應僧團擴大，僧務趨繁的形勢，充字機構，加強僧官職權的內容有關。

　　七、余說

　　《魏書·釋老志》是中國紀傳本正史中唯一的一篇記述佛教、道教、曆史的“志”。魏收本人長于文學，又長年擔任史官，能夠接觸和利用大量官方文獻。所以他的《釋老志》在內容上比較充實可靠，在叔述上能充分發揮“志”這種休裁的長處，從總體上對佛、道進行綜合介紹，重點論述北魏時期的佛教概況。對佛教的評論公允，不偏不倚，調合儒佛，在取材論事方面也能做到重點突出。對研究佛敎與政治關系、佛道關系、僧官製度、寺院經濟等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略析《魏書·釋老志》——簡論北魏時期的佛教概況(聖瑞)》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