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生画集》中的佛教生态伦理思想

　　王振钰

　　 “一九二七年秋，弘一大师和从他皈依佛门的学生丰子恺酝酿了一个弘扬佛法、倡导仁爱，劝人从善戒杀的大计划——编绘《护生画集》。”其中，参与画集创作和出版的还有李圆静、夏丏尊、马一浮等著名的居士或国学大师，使得《护生画集》成为一部佛俗两界绝世合作的精品。弘一大师等人从佛教慈悲戒杀出发，“但为导俗，令人易解”，通过汲取一切护生思想资源来阐释和改造佛教所蕴涵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以说使《护生画集》达到了当时宣扬戒杀护生思潮的最高成就。

　　 佛教以缘起说为基础，认为世间万物相依相存，因此人类应该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慈悲为怀，利乐有情。保护动物以及有生命的生物就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佛教的必然要求。此外，佛教强调转识成智，而通过护生可以使人们体悟到这种智慧；另一方面根据万法唯识的原理，保护人类向善之心，净心即是净土。所以，《护生画集》通过宣扬深信因果、厚植善因；慈悲为怀、护生护心；惜福布施、素食简朴；依正不二，净心净土等佛教基本思想既是当时素食主义思潮的需要，也是弘扬佛法的方便之作。

　　 一、深信因果，厚植善因　

　　 佛教认为：“佛法所提示的缘起世间众生相依相存的道理……逐渐成为现世建立生态伦理规范的基本原理。”而基于佛说十二因缘的基础之上因果报应则是佛教慈悲行为的重要思想基础。其中“因者——好比种子，下在田中，将来可以长为果实。果者——譬如果实，种子发芽渐渐地开花结果。”佛教的因果法则是“为善受福，作恶遭殃”。善恶相报如影随形，如音应声。未见形存而影亡，声续而音乖。是故，我们要避凶得吉，消灾得福，必须厚植善因，努力改过迁善，将来才能获得吉祥福德之好果。因此，《护生画集》在开头就通过《亲与子》：“今日尔吃他，将来他吃尔”强化了佛教同类因导致同类果的观念。

　　 佛法讲因果不爽，杀生遭报。为了反衬杀生之恶，《护生画集》编绘了许多动物祈生和知恩图报的故事。如《乞命》中通过老牛流着眼泪，跪地乞饶的场景引起作者“吾不忍其觳觫，无罪而就死地，普劝诸仁者，同发慈悲意。”为了让人们从心理上产生更大的震动，《乞命》之后，又特意安排了《农夫和乳母》，将“六畜之中，有功于世而无害于人者，惟牛与犬，尤不可食”(《忠仆》)中的牛之功展现在人面前，让人从人道主义的情感层面认同佛教戒杀的道理。此外，《护生画集》还在多处列举动物知恩图报的例子来印证佛法。比如，《护生画集》第四册中的表现“惊禽投案，犹请命于魏君”的《羊感救命》，此外还有《酬谢》、《报恩》、《智慧胜力》，第五册的《救蚁》、《救象》，第六册中的《象感出槎》、《虎感拔刺》、《虎感去鲠》、《双鹤衔珠》、《下马救蛇》等等。当然，其中多有近似玄秘之例，但《护生画集》并不是要我们“拘泯于事实”，而是要我们从中感受“历历可见的古来人类爱护生灵之心”。

　　 在佛门，杀生实乃十恶之首，可是为何现实中杀生之业屡见不鲜呢？佛教以为这都是由于凡俗颠倒、邪见无明，以至大开杀戒、涂炭生灵，积骨成山、流血成河。鉴此，《护生画集》中《喜庆的代价》、《萧然的除夕》等作品通过揭示喜庆背后是家禽的惨遭杀戮，将“家人欢”同“畜生哭”相对照，让人骤然对节日的“喜庆”产生不寒而栗的恐怖感，启发人们以正见扫除邪见，以理性的自觉消除各种杀业。《儿戏》系列、《覆巢》、《草菅生命》等描写了儿童在嬉戏中以杀生为乐，从小就种下残忍之心，将来“干戈兵革斗未止”(《儿戏(其一)》)就是难免的了。如果说以上还属于无谓的杀生，本不该发生。那么《蚕的刑具》、《间接自喂》、《喂鸡联想》、以及《制标本联想》、《盆栽的联想》、《剪冬青联想》则让人从根本上对人类的道德进行重新审视，所谓的“道德”原来都是人类的自私，从来没有考虑到生物的利益。看似善意的喂养家禽，后面却张着一张硕大贪婪的嘴巴。而最形象的表现这种悖论的就是《制标本联想》这幅画了，通过美丽的标本与钉在板子上的小女孩之间的联想，让我们猛然从美丽的外表下感受到这天底下最残酷的极刑。

　　 虽然，佛教以追求涅槃为最高境界。明分善恶，弃恶从善，只是随机教化之方便，但毕竟离善道非方便。因为任何现实的道德学说都不能与生活本身完全对立，如果佛教道德与现实生活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它就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认同。所以，通过讲述放生与杀生之果报来规劝世人，对内(出世之道)对外(世俗之德)都有莫大的益处。放生之功德主要有延寿——如欲延生须放生(《遇赦》)，临刑遇赦恩无极，彼寿隆兮尔寿隆(《客人忙拦阻：“我今天吃素！”》)；免难——犬报火警(《报告火警》)，鸡鸣救客(《我吃素》)；以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鹦鹉课诵，奄然而化”(《鹦鹉课诵》)等等。与之相反，杀生之恶报则不但有家破——“未几，以讼诉破家”(《鸡要活命》)；人亡——黄泉路途险，失脚恐难活(《买鱼要买活，临刑自逃脱》)之灾；而且往往是怨仇返报——昔日阿朱捕蛙以铁针穿颈，结果受铁针贯颈而死(《残忍饕餮》)。放生与杀生的果报若此，所以，世人应力行放生之事，痛改杀生之业。

　　 二、慈悲为怀，护生护心

　　 《护生画集》突出强调了慈悲心的培养对于护生的重要作用。画集的第一幅作品《众生》通过其题偈“是亦众生，与我体同，应起悲心，怜彼昏蒙。普劝世人，放生戒杀，不食其肉，乃谓爱物。”开门见山地将《护生画集》的主旨，同时也将《护生画集》的思想要点鲜明地表达了出来：物我体同——应起悲心——放生戒杀——不食其肉。《平等》、《乞命》、《诱杀》、《倒悬》、《倘使我是蟹》、《囚徒之歌》等都是从物我体同的角度，激起人们的同情或慈悲心，进而对放生、戒杀及素食产生强烈的心理认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倘使我是蟹》，图画中表现的是面目慈善的母子俩人正在用釜甑煮蟹。本来一幅和谐的生活画，但旁白“倘使我是蟹”顿时打破了这份宁静祥和的感觉，换位的思考让人立刻产生了身处沸鼎的紧张和不安。为了强化这种慈悲意识，《护生画集》多次引用中国古代的戒杀诗歌来阐释漫画的真实涵义。这些戒杀诗除了诗僧所作，如《修罗》的配诗：“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引用的就是愿云禅师的《戒杀诗》；此外还有《莲花生沸汤》引用寒山子诗，《间接的自喂》引用的明紫柏大师的《猪偈》。而更多的则是历代正统诗人所作的充满仁爱善良之心，劝诫人们不要杀生的诗歌，比如苏轼的《戒杀诗》，白居易的《鸟》、《众生偈》、《放鱼诗》，以及陆游(《义狗救猪》)，黄庭坚(《平等》)、陶周望(《刽子手》、《“我的腿！”》)等。虽然他们更多的是从儒家仁民爱物的角度去同情动物，但出入佛门或与高僧交往的经历使他们的诗作既深契佛旨，又得偈妙。《护生画集》之所以采用正统诗人的诗作，实际上并没有脱离佛教的慈悲教义，因为“此诗虽无佛教色彩，而实能包括佛法一切之教义。仁者当能知之。”这里的“此诗”不仅指《忏悔》，同样包括上面所指出那些充满仁爱之心的劝善戒杀诗作。

　　 从理论上讲，如果蠢动含灵，皆有佛性，那么，学佛之人就不能为一已之欲或一已之利戕害众生，反而应把护益众生作为向善以至于向佛的道路。《护生画集》第四册中多引用的《虞初新志》中的《圣师录》讲述禽兽知仁义，知感恩报德的故事，如《酬谢》、《送终》、《智能胜力》等，一则是对动物具有佛性的赞叹，另则也是鞭策学佛之人努力向善。

　　 慈悲是从实相智慧中生发的理智化的情感，是驱动行人无始数劫捍劳忍苦，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巨大动力源，是成就佛果之母。皈依佛门而又心忧天下的弘一大师自然关注并且笃信佛法的慈悲功能。《护生画集》中的《解放》、《老牛亦是知音者，横笛声中缓步行》、《凤在列树》等就表明了慈悲心的培养对万物和谐以及太平社会形成重要作用：“至仁所感，猫鼠相爱”(《解放》)，“慈心感物，有如韶武”(《老牛亦是知音者，横笛声中缓步行》)，“凤鸟来仪，兵戈不起，偃武修文，万邦庆喜”(《凤在列树》)。

　　 既然慈悲心的培养有如此无量功德，而现实中战争又造成生灵涂炭的巨大苦难，《护生画集》中期盼世人同发菩提，放生戒杀，布施护生的愿望因为有着现实的针对性而表现得更加殷切。这种慈悲心的培养不是通过世俗意义的“慈善”，而是破除我执、平等一如的圆善和圆行。于是，在《护生画集》中不仅有对牛、犬等“有功于世而无害于人者”的保护，而且包括微虫、老鼠在内的一切有情，如《拾遗》、《盥漱避虫蚁》等。在实际生活中，弘一大师为了保护慈悲心不受伤害，甚至在刻经时遇到“刀部之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耳”。

　　 佛教不但以一慈悲心视十方六道众生如父母兄弟姊妹子媳，更怜众生不知法空，忆想分别，起惑造业，妄受轮回之苦。所以，《护生画集》启发众人在放生时不仅要使物活命，而且要使一切有情觉悟佛法，广植善根、终成佛果。因此《护生画集》的第一、二集都以《杨枝净水》作为结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画集》中，弘一大师等人不止关注世间善，而且关注佛门圆善；不止关注慈善，更为关注佛门的慈悲。“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烦恼尽，弘公大愿无有穷尽。”画集的协作者李圆净居士对弘一的评价表达了《护生画集》不仅关注众生的现实苦难，更以无有穷尽的大愿从根本上普渡众生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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