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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生畫集》中的佛教生態倫理思想(王振钰)

  《護生畫集》中的佛教生態倫理思想

  王振钰

   “一九二七年秋,弘一大師和從他皈依佛門的學生豐子恺醞釀了一個弘揚佛法、倡導仁愛,勸人從善戒殺的大計劃——編繪《護生畫集》。”其中,參與畫集創作和出版的還有李圓靜、夏丏尊、馬一浮等著名的居士或國學大師,使得《護生畫集》成爲一部佛俗兩界絕世合作的精品。弘一大師等人從佛教慈悲戒殺出發,“但爲導俗,令人易解”,通過汲取一切護生思想資源來闡釋和改造佛教所蘊涵的生態倫理思想,可以說使《護生畫集》達到了當時宣揚戒殺護生思潮的最高成就。

   佛教以緣起說爲基礎,認爲世間萬物相依相存,因此人類應該抛棄人類中心主義的態度,慈悲爲懷,利樂有情。保護動物以及有生命的生物就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佛教的必然要求。此外,佛教強調轉識成智,而通過護生可以使人們體悟到這種智慧;另一方面根據萬法唯識的原理,保護人類向善之心,淨心即是淨土。所以,《護生畫集》通過宣揚深信因果、厚植善因;慈悲爲懷、護生護心;惜福布施、素食簡樸;依正不二,淨心淨土等佛教基本思想既是當時素食主義思潮的需要,也是弘揚佛法的方便之作。

   一、深信因果,厚植善因 

   佛教認爲:“佛法所提示的緣起世間衆生相依相存的道理……逐漸成爲現世建立生態倫理規範的基本原理。”而基于佛說十二因緣的基礎之上因果報應則是佛教慈悲行爲的重要思想基礎。其中“因者——好比種子,下在田中,將來可以長爲果實。果者——譬如果實,種子發芽漸漸地開花結果。”佛教的因果法則是“爲善受福,作惡遭殃”。善惡相報如影隨形,如音應聲。未見形存而影亡,聲續而音乖。是故,我們要避凶得吉,消災得福,必須厚植善因,努力改過遷善,將來才能獲得吉祥福德之好果。因此,《護生畫集》在開頭就通過《親與子》:“今日爾吃他,將來他吃爾”強化了佛教同類因導致同類果的觀念。

   佛法講因果不爽,殺生遭報。爲了反襯殺生之惡,《護生畫集》編繪了許多動物祈生和知恩圖報的故事。如《乞命》中通過老牛流著眼淚,跪地乞饒的場景引起作者“吾不忍其觳觫,無罪而就死地,普勸諸仁者,同發慈悲意。”爲了讓人們從心理上産生更大的震動,《乞命》之後,又特意安排了《農夫和乳母》,將“六畜之中,有功于世而無害于人者,惟牛與犬,尤不可食”(《忠仆》)中的牛之功展現在人面前,讓人從人道主義的情感層面認同佛教戒殺的道理。此外,《護生畫集》還在多處列舉動物知恩圖報的例子來印證佛法。比如,《護生畫集》第四冊中的表現“驚禽投案,猶請命于魏君”的《羊感救命》,此外還有《酬謝》、《報恩》、《智慧勝力》,第五冊的《救蟻》、《救象》,第六冊中的《象感出槎》、《虎感拔刺》、《虎感去鲠》、《雙鶴銜珠》、《下馬救蛇》等等。當然,其中多有近似玄秘之例,但《護生畫集》並不是要我們“拘泯于事實”,而是要我們從中感受“曆曆可見的古來人類愛護生靈之心”。

   在佛門,殺生實乃十惡之首,可是爲何現實中殺生之業屢見不鮮呢?佛教以爲這都是由于凡俗顛倒、邪見無明,以至大開殺戒、塗炭生靈,積骨成山、流血成河。鑒此,《護生畫集》中《喜慶的代價》、《蕭然的除夕》等作品通過揭示喜慶背後是家禽的慘遭殺戮,將“家人歡”同“畜生哭”相對照,讓人驟然對節日的“喜慶”産生不寒而栗的恐怖感,啓發人們以正見掃除邪見,以理性的自覺消除各種殺業。《兒戲》系列、《覆巢》、《草菅生命》等描寫了兒童在嬉戲中以殺生爲樂,從小就種下殘忍之心,將來“幹戈兵革鬥未止”(《兒戲(其一)》)就是難免的了。如果說以上還屬于無謂的殺生,本不該發生。那麼《蠶的刑具》、《間接自喂》、《喂雞聯想》、以及《製標本聯想》、《盆栽的聯想》、《剪冬青聯想》則讓人從根本上對人類的道德進行重新審視,所謂的“道德”原來都是人類的自私,從來沒有考慮到生物的利益。看似善意的喂養家禽,後面卻張著一張碩大貪婪的嘴巴。而最形象的表現這種悖論的就是《製標本聯想》這幅畫了,通過美麗的標本與釘在板子上的小女孩之間的聯想,讓我們猛然從美麗的外表下感受到這天底下最殘酷的極刑。

   雖然,佛教以追求涅槃爲最高境界。明分善惡,棄惡從善,只是隨機教化之方便,但畢竟離善道非方便。因爲任何現實的道德學說都不能與生活本身完全對立,如果佛教道德與現實生活的價值觀念格格不入,它就不可能得到民衆的認同。所以,通過講述放生與殺生之果報來規勸世人,對內(出世之道)對外(世俗之德)都有莫大的益處。放生之功德主要有延壽——如欲延生須放生(《遇赦》),臨刑遇赦恩無極,彼壽隆兮爾壽隆(《客人忙攔阻:“我今天吃素!”》);免難——犬報火警(《報告火警》),雞鳴救客(《我吃素》);以及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鹦鹉課誦,奄然而化”(《鹦鹉課誦》)等等。與之相反,殺生之惡報則不但有家破——“未幾,以訟訴破家”(《雞要活命》);人亡——黃泉路途險,失腳恐難活(《買魚要買活,臨刑自逃脫》)之災;而且往往是怨仇返報——昔日阿朱捕蛙以鐵針穿頸,結果受鐵針貫頸而死(《殘忍饕餮》)。放生與殺生的果報若此,所以,世人應力行放生之事,痛改殺生之業。

   二、慈悲爲懷,護生護心

   《護生畫集》突出強調了慈悲心的培養對于護生的重要作用。畫集的第一幅作品《衆生》通過其題偈“是亦衆生,與我體同,應起悲心,憐彼昏蒙。普勸世人,放生戒殺,不食其肉,乃謂愛物。”開門見山地將《護生畫集》的主旨,同時也將《護生畫集》的思想要點鮮明地表達了出來:物我體同——應起悲心——放生戒殺——不食其肉。《平等》、《乞命》、《誘殺》、《倒懸》、《倘使我是蟹》、《囚徒之歌》等都是從物我體同的角度,激起人們的同情或慈悲心,進而對放生、戒殺及素食産生強烈的心理認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倘使我是蟹》,圖畫中表現的是面目慈善的母子倆人正在用釜甑煮蟹。本來一幅和諧的生活畫,但旁白“倘使我是蟹”頓時打破了這份甯靜祥和的感覺,換位的思考讓人立刻産生了身處沸鼎的緊張和不安。爲了強化這種慈悲意識,《護生畫集》多次引用中國古代的戒殺詩歌來闡釋漫畫的真實涵義。這些戒殺詩除了詩僧所作,如《修羅》的配詩:“千百年來碗裏羹,冤深如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引用的就是願雲禅師的《戒殺詩》;此外還有《蓮花生沸湯》引用寒山子詩,《間接的自喂》引用的明紫柏大師的《豬偈》。而更多的則是曆代正統詩人所作的充滿仁愛善良之心,勸誡人們不要殺生的詩歌,比如蘇轼的《戒殺詩》,白居易的《鳥》、《衆生偈》、《放魚詩》,以及陸遊(《義狗救豬》),黃庭堅(《平等》)、陶周望(《劊子手》、《“我的腿!”》)等。雖然他們更多的是從儒家仁民愛物的角度去同情動物,但出入佛門或與高僧交往的經曆使他們的詩作既深契佛旨,又得偈妙。《護生畫集》之所以采用正統詩人的詩作,實際上並沒有脫離佛教的慈悲教義,因爲“此詩雖無佛教色彩,而實能包括佛法一切之教義。仁者當能知之。”這裏的“此詩”不僅指《忏悔》,同樣包括上面所指出那些充滿仁愛之心的勸善戒殺詩作。

   從理論上講,如果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那麼,學佛之人就不能爲一已之欲或一已之利戕害衆生,反而應把護益衆生作爲向善以至于向佛的道路。《護生畫集》第四冊中多引用的《虞初新志》中的《聖師錄》講述禽獸知仁義,知感恩報德的故事,如《酬謝》、《送終》、《智能勝力》等,一則是對動物具有佛性的贊歎,另則也是鞭策學佛之人努力向善。

   慈悲是從實相智慧中生發的理智化的情感,是驅動行人無始數劫捍勞忍苦,上求佛道下化衆生的巨大動力源,是成就佛果之母。皈依佛門而又心憂天下的弘一大師自然關注並且笃信佛法的慈悲功能。《護生畫集》中的《解放》、《老牛亦是知音者,橫笛聲中緩步行》、《鳳在列樹》等就表明了慈悲心的培養對萬物和諧以及太平社會形成重要作用:“至仁所感,貓鼠相愛”(《解放》),“慈心感物,有如韶武”(《老牛亦是知音者,橫笛聲中緩步行》),“鳳鳥來儀,兵戈不起,偃武修文,萬邦慶喜”(《鳳在列樹》)。

   既然慈悲心的培養有如此無量功德,而現實中戰爭又造成生靈塗炭的巨大苦難,《護生畫集》中期盼世人同發菩提,放生戒殺,布施護生的願望因爲有著現實的針對性而表現得更加殷切。這種慈悲心的培養不是通過世俗意義的“慈善”,而是破除我執、平等一如的圓善和圓行。于是,在《護生畫集》中不僅有對牛、犬等“有功于世而無害于人者”的保護,而且包括微蟲、老鼠在內的一切有情,如《拾遺》、《盥漱避蟲蟻》等。在實際生活中,弘一大師爲了保護慈悲心不受傷害,甚至在刻經時遇到“刀部之字,多有殺傷意,不忍下筆耳”。

   佛教不但以一慈悲心視十方六道衆生如父母兄弟姊妹子媳,更憐衆生不知法空,憶想分別,起惑造業,妄受輪回之苦。所以,《護生畫集》啓發衆人在放生時不僅要使物活命,而且要使一切有情覺悟佛法,廣植善根、終成佛果。因此《護生畫集》的第一、二集都以《楊枝淨水》作爲結尾。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畫集》中,弘一大師等人不止關注世間善,而且關注佛門圓善;不止關注慈善,更爲關注佛門的慈悲。“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煩惱盡,弘公大願無有窮盡。”畫集的協作者李圓淨居士對弘一的評價表達了《護生畫集》不僅關注衆生的現實苦難,更以無有窮盡的大願從根本上普渡衆生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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