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交流范畴，并强调了“比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所使用的方法，把“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轨道，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他亲自写过一些比较文学论文，他指出了目前在比较文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东方文学一向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及其他许多东方国家的文学对世界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但是到了今天，东方文学却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习惯于欧洲中心那一套做法，或多或少，有意无意，抹杀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作用，这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与互相了解。”因此，他强调：“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这种研究，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对东方文学重视不够，他主张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目的只是想能够较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学及东方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吸收各学派的长处，建立一个科学的有特点的比较文学体系，促进我们文学的发展。
但如何才能作好比较研究，季先生强调指出：“一个人如果真想搞比较文学，至少必须通中国文学，另外再通一门外国文学，不能精通，也要稍通。对中外文学理论和发展规律要有一定的理解。具备了这样的基础，就不至于乱比，瞎比，比较的结果也会有助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要搞好比较文学研究，应重视文艺理论建设，两者关系密切。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印度古代文艺理论、西方古代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我们都应该下工夫努力学习，“采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只有做到这一步，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真正有所突破，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从而形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总之，季先生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代表作有《〈罗摩衍那〉在中国》、《五卷书》、《漫谈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之我见》、《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和《季羡林文集》第8卷。
散文创作。季先生的研究工作有个特点，即几项工作同时交叉进行，也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法。与此同时，若偶有所感，还写点散文。他写的散文，别具一格，另具特点，在中国20世纪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可读性很强，已为世界所公认。提到季羡林的散文，无人不交口称赞。他既擅长抒情，又擅长写景，偶尔还用典引诗，使文章耐人寻味，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因此，读他的散文，既会被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所震撼，又会被那些散文佳作的艺术魅力所陶醉。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择善固执”，在文章中均有体现，感人至深，读者爱不释手，为众人所称道。他的散文，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淳朴、亲切、幽默和睿智，有丰富的内涵和动人的情感。截至目前，他已创作出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散文，现汇集成册，出版发行，其中包括对印度的回忆记录，如《天竺心影》等。
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印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无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也传入印度，对印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这也是事实。因此，季先生说：“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相互学习和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这话千真万确，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像中印两大民族文化这样密切，在世界上的确是举世无双的。季羡林先生破除了中印两国单方面学习的成见，创立了“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相互渗透”的新说。发表的一些文章和专著，对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佛教的传入有密切关系。印度佛教很早就传入中国，但如何传入的？途径如何？传入中国后有哪些改造与发展？佛教传入的同时，对中国的语言、文化、音乐、艺术、医学等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经过了改造与发展，后来又如何倒流印度？等等。季先生对这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研究，一一作了回答，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读季先生的著作，不仅使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且还会给读者带来种种启发。
季先生从事中印文化交流研究工作，有其独特的方法，“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以语言学、历史学等为依据，“最喜欢考证，亦称考据。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种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据不信。”加之，不墨守成规，不故步自封，敢于思考，勇于探索，勤于耕耘，独辟蹊径，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从而开拓了新的领域，著作丰赡，令人赞叹不已。如《原始佛教语言问题》、《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都是他的重要著作。
那么中国文化对印度到底有哪些影响，季先生同样作了大量研究，成果显著，令人敬佩。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他对制糖术在中印两国之间交流的历史，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大量中外史料查证，他得出了“制白糖的技术”是从中国“传入印度”的这一结论。并且指出，“这一技术是经海路传入的，即使全靠语言学证据也能证明这一点。”(详见《季羡林论中印文化交流》第2页)。但他又在中国历史文献《明史》中找到了证据，再次证明，中国的制糖技术传入了印度，地点是孟加拉，时间是明代。(详见上书)这是季先生的重大贡献之一。经过多年研究，他又发表了《糖史》这一辉煌巨著，令世上学人叹为观止。
2．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历史，过去还没有人系统地、深入地研究过，这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多少年来，季先生利用中印两国的古代文献，以及考古发掘的资料，确定了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时间、输入印度的过程和道路以及输入印度后发生的作用。
“中国丝”究竟从什么时候就输入印度？最早的记录，是季先生在印度古书里发现的。季先生在印度的古代语言和文献中发现了有“中国丝”的记载，例如在乔胝厘耶(Kautiliya)著的《治国安邦》中有“中国的成捆的丝”的记载，说明公元前4世纪传入印度。“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这个时期纂写的《摩奴法论》里有几处讲到丝。”(详见《季羡林论中印文化交流》第104页)；“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里也有几处讲到丝。”约生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语法家波你尼(Panini)，在他的著作里用了Kanseya (即茧产生的东西)这个字。此外，还见于印度古代诗圣迦梨陀娑的《鸠摩罗出世》和《六季杂咏》以及《五卷书》等。季先生在研究中发现，“最有意思的是“从中国输入的成捆的丝”，后来逐渐有了“丝衣服”的意思。再经过几度演变，这个字的两个组成部分Cina和Patta都可以独立存在，而仍有“丝”的意思。与这个字有关的字Cinamsuka ，原义是“中国衣服”，后来也变成“丝衣服”，从这两个字可以看出，印度人一想到丝，就想到中国，一想到中国也就想到丝，在他们的心目中丝与中国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了。”(详见《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关于“中国丝”输入印度的情况，在中国的史书中记载更多，最早的记载是《汉书》。季先生研究后指出：“足见前汉时代中国已经由海路通印度。去的目的是买壁流离、奇石、异物。带去的是黄金与丝织品。这是中国正史上关于中国丝输入印度的最早记载。”(详见《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季先生研究发现，在西方典籍里也有“中国丝”运到印度去的记载。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中国丝输入印度有增无减，质量越来越好。(详见上书)。
关于钢铁，也是由中国传入印度的，季先生通过梵文研究发现：“在梵文里，在许许多多的表示“ 钢 ”的同义词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字：cinaja ， cina 就是支那 ，指中国；ja意思是“生”。合起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生在中国的”。这肯定指明了，中国冶炼的钢，在某一个时期，通过某一条渠道，输入到了印度。印度素以产钢著名，而中国的钢却偏偏传入印度。其间的关系不也同样发人深思吗？” (详见《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一文)
季先生对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何时传入印度、如何传入、影响如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季先生研究发现，在7世纪末叶印度语言里已经有了“纸”字了。纸在7世纪末叶到了印度。造纸术传入印度一定晚于纸。等到中国发明了印刷术，不管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传入印度后，那更是锦上添花，纸与印刷术配合起来，对文化传播和推进作用就更大了。(见《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一文)
从以上简介可以看出，几十年来，季先生对中印文化交流作了大量研究，成就不凡，令人敬佩。但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不只表现在研究上，体现在著作中，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做了大量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实际工作。几十年来，他接待过的印度学者、记者、官员和学生，不计其数；收到过多少访者来信，写过多少回信，无法统计，仅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过的，就已相当可观。在不同场合的讲演，答记者问，也有很多，其影响巨大，有大量口碑为证，在一些报纸或杂志上也有刊载。至于他在家中接待过的印度客人，那就更多了。访问者的体会、感受和看法，谁也无法全部集到，但看到更多的则是他的一些有关回忆文章，已汇集成册，《天竺心影》则是其中之一。
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几十年来，季先生参加过无数次国际会议，到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其中先后出访印度多次，访问的时间也长，考察的地方也多，有时以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身份应邀访问，有时以中国学者身份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时间有长有短，长短不一。长时，达一个半月之久，走遍印度各地；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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