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理论与中华文化关系探源
王拓、徐佩瑛
《南方文物》
佛教于公元67年从古印度传入我国。近两千年来，佛教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道家和儒家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曾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今天，研究佛学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问题，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大意义。
一、
中国本土文化是以儒、道为主导的。道教渊源流长，可以追溯到上古中华民族始祖黄帝和春秋时代的老子。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所著述的五千言《道德经》，其实是一部认识自然、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哲学著作，宣扬“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的“入世”与“出世”的兼用之道。道教开始并无正规系统的组织形式，直到东汉顺帝时期(公元125—144年)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才正式将老子奉为教主，把《道德经》作为经典，道教也成为宗教的名称。孔子是与老子同时代的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集中为“入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勉励读书人静修俭行，为实现人类“仁爱和平”的理想社会而勤奋努力。的确，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是遭到了儒家的抵制和反对的。最有代表性的以儒排佛事件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以儒家道统传人的身份上书劝谏奏章《论佛骨表》，反对耗费资财定期在皇宫举办供奉佛祖舍利的活动。由于佛教的小乘禅法《安般守意经》中讲的意念守持呼吸方法，与道教的吐纳气功有类同之处；大乘佛法的《道性般若经》与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相吻合，所以在开始时，佛道两教比较接近、融和。
传统的佛教传教模式，有一套非常复杂纷繁的理论和修证的内容及程序，如目前仅以梵文翻译的汉文佛教经典《大藏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王23年印行)来看，共含经、律、论三大部分，就有：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藏15册，共100册，收入佛教典籍约3493部，13520卷，此外还有藏文和巴利语系的《大藏经》。面对浩如烟海的佛学经典，可以说以一个人的毕生精力，也难以研通读透其中的极少部分吧
更不用说还要做大量其他的修证功夫了。所以，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但是佛教在印度早已完全衰微，目前佛教信徒在印度宗教信徒的总数中只占0.77％，而印度是一个几乎全民信仰宗教的国家。佛教教主释迦牟尼有一次在灵山法会上，对着百万信众弟子，默不作声，手持鲜花，环示一周，当即由其大弟子迦叶尊者领悟，成为第一代禅宗祖师。从此，创立了全新的禅宗佛学教授法，与传统的教授法不同，其主要区别就在于：不立文字，明心见性；教外别传，开枝散叶。禅宗的第28代传人菩提达摩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由印度渡海东来，从广州登陆，经南京而北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终于在中国将禅宗发扬光大，一直传了六代。出身寒微的六祖慧能以其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成了最能体现禅宗心引传法的千古之颂。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法门，常常把艰深难懂的教理通过对白问话等说法方式，用通俗明白的村言俚语加以说明，妙语连珠，不可把捉，只凭寻常意会心解，便可得悟妙道。这样一来，使原本庄严肃穆、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经奥义，变为轻松诙谐、随缘显露的教授法。这就是中国文化禅学的创作，也是佛学平实化的革新。这种革新，使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距离缩小了，使深奥的佛学理论与中国民众的距离拉近了，也逐步消弭了佛教与儒家之间的对立情绪，并走向融合，使得禅宗的风声教化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遍为人知，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使得佛教这一古老的世界性宗教产生于印度，而最终开枝散叶，并繁荣发展、开花结果在中国。
到了晚唐、五代、宋朝期间，禅宗又与平民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产生出许多隽永有味而颇具平民文学特色的韵语和诗词，并对宋代的文学诗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词坛一改以往风流糜艳之风，脱颖而出了佛家特有的清华绝俗、飘逸出群的禅境格调。兹以辛稼轩词《鹧鹕天(石门道中)》为例：“山上飞泉万斛珠，悬崖千丈落姓鼯，已通樵径行还碍，似有人声听却无。闲略彴，远浮屠，溪南修竹有茅庐，莫嫌杖履频来往，此地偏宜著老夫。”又《有感》：“出处从来自不齐，后车方载太公归，谁知寂寞空山里，却有高人赋采薇。黄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时，蜂儿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间自在飞。”明清的中国文坛上小说繁盛一时，试看其中的两部代表作，都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开篇《西江月》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正好像是《金刚般若经》上所说：“一切为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文学注释。曹雪芹的传世之作《红楼梦》作者自白：“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和“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警句，恰恰是对《楞严经》里“纯想即飞，纯情即堕”，以及“生因识有，灭从色除”的最好说明。与此同时，在佛教界也涌现了灿若群星般的诗人、画家和书法家，寒山子、八大山人、怀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那些精美绝伦的石窟、石刻、彩绘、壁画、雕塑等艺术珍品，早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之瑰宝，闪射着永恒的艺术魅力和智慧的光华!
二、
依据旧律，印度的佛教徒中出家僧人都采取不从事生产劳动，以乞食自修的生活方式，至今东南亚一带仍多数沿袭这种习惯。佛教刚传入中国时，职业僧人们也不劳动，仅依靠朝廷和民众的施舍度日。有的僧人还像在印度一样，破衣芒鞋，居无定所，四处讨乞，他们或独坐孤峰，或隐居泉边林下，过着隐居专修的生活，从而引起了一些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嫌弃和反感。印度的国情和中国大不相同，一是当地群众有供养僧人的传统习俗；二是印度地处热带，终年气候温热，且昼夜温差小，适宜野外露宿；三是热带植物繁茂，有很多野生植物的果实和根茎可以随意取食充饥。而中国是个传统的农耕国家，崇尚勤俭持家，往往视乞食为好逸恶劳的行为，加之气候和自然条件比印度差，有的地方连食水都很困难，如果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以改变，仍相沿在印度的生活方式，佛教僧侣们只怕连自身生存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去弘扬佛法，教外别传了。
于是，在盛唐时期，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和他的弟子百丈怀海决意改革，不顾印度原始佛教的传统规范和戒律，在中国首创了佛教禅门丛林制度，将出家的僧尼们集中起来，过集体生产和学佛修炼的团体生活。从此以后，中国的佛教僧侣们开始开垦山林农田、建筑寺院，以自耕自食为主，以募化所得为辅，以寺院为单位过出家人的自给自足的丛林集体生活。中国禅宗丛林制度的特点：一、身份平等，集体生活。凡守戒剃度出家为僧尼的，均可在丛林长期居住，每人每年春秋两次，各发一次布衣或衣单钱，用以缝制衣服。此外，每季发一次零用钱。这种待遇，适用于寺内任何僧人，对各人都一律平等，没有特殊。同时，对衣、食、住、行等行为举止，都立有明确的清规戒律，任何僧人不得违犯。二、劳役平等，福利经济。平日除了规定修行求证佛法的功课必须完成外，每人都要参加农作劳动，并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难能可贵的是，至今在江西永修县的真如禅寺仍沿袭这一“农禅并重”的古风。丛林实行经济民主，一切收入和支出都要绝对公开，如有盈余可用作购田置产，以扩大供养规模。耕种所得，还要像普通百姓一样，按照政府规定完粮纳税，不做特殊阶级或化外之民。三、民主推选，集体领导。丛林的最高行政首长是住持和尚，由寺内僧众通过民主推选出来的人担任。其条件是：1、禅宗得法弟子，足为众僧师范，无有残疾；2、德孚众望，经诸山长老和其他丛林住持们赞助；3、须经朝廷官府(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同意聘任。丛林内其他各部门的负责人(执事)由住持和尚选拔聘任。凡涉及处理或决议全寺和大众的事，住持必须请集全体执事公议决定。四、众生平等，天下为家。天下僧众出家后便是一家，凡僧尼外出，遇有丛林都可落脚安身，并可享受与寺内僧尼同等待遇。其他如道士、俗人等，遇有特殊情况，只要本人要求，也可免费在寺院食宿。
中国禅宗丛林制度实施后，大大改变了佛教在中国社会和民众中的形象，也促进了禅宗自身的发展。近千年来，大小丛林在全国星罗棋布，遍及城乡，仅南京城就曾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宏伟景象。有的丛林建筑气势恢弘，肃穆的山门、巍峨的大殿、宽敞的禅堂、神秘的藏经楼、塔、阁、整个建筑群呈轴对称图形，其堂皇气派俨如皇家宫殿；也有的丛林建筑精巧别致，依山傍水，古朴典雅，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浑为一体；还有的丛林甚至建于险峻的山崖之巅，凿石埋桩做支撑，寺院建筑凌空悬立，人行栈道以往返，其奇妙的构思设计，高超的工艺技巧，令人叹为观止。千姿百态的丛林建筑，给全国山光水色增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充分表现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品格风貌，对建筑学、美学、力学和环境学都极具研究价值，也成为留给人类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和人文资源。中国古老丛林的所在地，不仅自古以来成为善男信女们心中的圣地，信众竞相前往朝拜，同时也是现代中外旅游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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