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戒本一部一卷(出地戒品中，慈氏菩萨说，十纸)。
17、上件所欠经律论本，盖为边方邑众佛法难闻而又遗失于教言，
18、何以得安于人物，切望中国坛越慈济乞心，使中外之藏教俱
19、全遣来，今之凡夫转读，便是受佛嘱咐，传授教敕，得法
20、久住世间矣。
以上是两件道真和尚修补古坏经文和向中原的乞经状，除此之外，还有P．3951道真向“施主”的乞经状。道真和尚于各寺寻访古坏经文就是要“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道真很显然也意识到收集和保存完整的佛教经典是一件流芳百世的好事，一方面可以为寺院增加知名度，另一方面，佛教教义的传播也将仰赖于经典的流传。向朝廷请求赐经是因为敦煌地区“盖为边方邑众，佛法难闻而又遗失于教言”，那么“何以得安于人物”
只有祈求得到朝廷赐予的经书，从而能够使得“今之凡夫转读”，出家或在家弟子，只要是信仰佛法的，通过转读经典，就好像是受到佛的嘱咐一样，得到佛的教敕，从而令佛法“久住世间矣”。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乞经活动比较频繁，主要是因为吐蕃占领敦煌之后，与中原的交通不畅，这样就使得敦煌佛教教团诸寺所用的佛经严重不足，归义军政权建立后，敦煌佛教教团派遣很多僧人到中原地区乞经，为佛经的交流作了大量工作。三界寺所保存的道真和尚的乞经活动和乞经状为我们研究敦煌地区佛教教团的乞经活动特别是佛经的交流活动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寺院要想吸引更多的人来加入，就必须拥有大量的经典，对弟子的佛教教育活动才能展开，同时，佛教教理的研究活动才能进行，佛教文化的传播也才有了基础。
(二)收集佛经的过程实际也是对佛教经论进行再次梳理校勘的过程
三界寺藏经的另一个来源是抄写经书。由于抄经人的文化水平各异，所抄经卷难免会出现疏漏和错误，因此，道真和尚对抄经作了规定。P.3851的最后一句加了一个注：“如或写者，切须三校，不请有留错字也。”这一句话，反映了当时佛经抄写的校勘制度——务必三校。此外，三界寺校勘佛经的纪录还有P．4000、P．4779，前者记载了戊寅年报恩寺的经目，后者记载某寺某人校勘某人写经的目录。同时也反映出此次三界寺重新收集、整理佛教经典实际上也是对以往佛教典籍的再次梳理，这对于参与整理的僧众来说是一次良好的受教育的过程，对于以后佛教文化的继续传播打下了基础。
(三)大力推广民间信仰
作为授戒师，道真为不少信徒授戒并颁发了戒牒，仅保存下来的有道真本人署名的戒牒就有33通。在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授五戒、八戒的戒牒。五戒和八关戒斋都是在家戒。“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受持，多授一次即多一次的收益，通常是以阴历每月的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及月底最后两天统称为六斋日。”P.2994(甲子年(964年)正月十五日三界寺授李憨儿八关戒牒》，受戒师为释门僧正讲论大师赐紫沙门道真。敦煌文书所见李憨儿自三界寺传戒师道真受八关戒牒还有964年五月十四日(S．532号)、966年正月十五日(P．3140号)、933年正月八日(P．3207号)，可见八关戒牒可以多次受戒。除此之外还有五戒牒、千佛大戒。值得注意的是，保存下来的这些戒牒，受戒者都是在家的善男信女，可知当时三界寺很注重推广民间信仰，这对敦煌的世俗信仰起到很大的推广作用。同样也反映了敦煌佛教的大乘教精神。
在敦煌本授菩萨戒牒中，还可见到S．4882《雍熙四年(987)年五月沙州三界寺授惠圆菩萨戒牒》、S．4915(雍熙四年(987)年五月沙州三界寺授智惠花菩萨戒牒》。此二件均以阿弥陀佛为坛头和尚、释迦牟尼佛为羯磨阿阁梨、弥勒尊佛为教授师。而不见文殊菩萨，这说明西域实行的以文殊菩萨为上座的授大乘菩萨戒的成法，在沙州实行过程中变通为一种以阿弥陀佛为坛头和尚的规则，这或许反映了“具有净土教思想的礼佛忏悔的宗教仪礼，浸透于一般庶民中”。
以上道真的授戒牒说明道真作为僧正，非常注重推广佛教的民间信仰，这对敦煌地区佛教的教育传播和世俗信仰的增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结论部分
敦煌地区的蒙学教育以儒家传统知识和道德伦理教育为基本的教育内容，同时也有三教杂糅之特征。从敦煌地区学郎题记分析，在敦煌地区的官学和私学教育中重视三教并兴。在寺学教育中，不论是俗家子弟还是寺院的沙弥，都要学习儒学知识，并且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先教授儒家的蒙学教材，达到识字的目的，然后再教授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论语》、《孝经》等，最后再学习佛典。可以说，儒学基础知识的学习为更进一步学习佛教经典打好了基础，故而敦煌地区儒释之融合自不待言。在三界寺的寺学教育中，留存下来的学郎题记虽然没有学郎抄写佛教经典的记载，但三界寺的佛经校勘和整理过程势必要抄经的。而且抄写校勘佛经的能力又是通过早期的儒学基础教育而获得的，因此，三界寺在培养儒、释两方面人才的过程中都贡献积极。另外，大乘佛教讲求众生平等，对僧俗共同实行救度，那么这种思想也同样体现在寺院教育领域。在唐代这样的士族门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礼不下庶人，教育也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垄断。寺院兴学、办学最先打破了这种垄断，使得庶民在这里首次得到受教育的权利。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包括三界寺在内的敦煌大量的寺学，是早期贵族家学及学校制度向宋代书院制度转变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 寺学教育与佛教传播(祁晓庆)》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