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之教育方法探微

　　杜钢

　　《法音》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印光大师(1861－1940)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综观印光大师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声望和地位，是与其自身所具备的高尚的道德品格、精深渊博的佛学以及卓越超群的佛法修持成就密不可分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对弟子们施教过程中所运用的一系列教育方法得以确立和体现出来的。透过对印光大师所主要运用的一些教育方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教育方法中不仅蕴藏着深厚的教育智慧，并透显出高超的教育艺术水平，而其所取得的教育效果也是异常出色的。可以说，印光大师所运用的教育方法既充分继承了传统佛教教育方法中的优点和特长，又创立了鲜明活泼的个性风格，契理契机，圆融善巧，颇具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本文拟对印光大师的教育方法加以探讨与分析，以就教于方家大德。

　　 印光大师的言传身教法

　　在中国佛教教育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曾涌现出无数“言足堪传于后世，行无愧以为人师”的高僧大德，他们对其自身的言语、行持等均提出了甚为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力求做到“一言一行皆合于般若义理，所说所为，皆不越佛陀戒律”，从而达成“以言传佛法真谛，以身显学佛正范”的教育效果。就印光大师而言，自然也就对这一传统的佛教教育方法倍加重视，并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效果。对此，印光大师的弟子们更是深有体会：“综观师之一言一行，无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贤才辈出，福国利民。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非却而不受，即转赐他人。若普通物品，辄令持交库房，俾大众共享，决不自用。此虽细行，亦足为末世佛子矜式者也。”(《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第四卷)印光大师所运用的言传身教法体现出“以言传为标，以身教为本”的典型特征。

　　这里，首先就印光大师所运用的言传身教法中的言传一法而言，其言语多以佛教根本经典为依据，但却从不谈玄说妙，故弄玄虚，而多以平实朴素话语讲解佛法奥义。同时，他在说法传教的过程中，也不论弟子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均是一视同仁，平等施教，虽其为显赫名流之士，但凡有诸过错，亦不避呵斥训导；虽其为无名之辈，但凡有所请问，亦会真心教诲点化，令其各各有所启迪受益。诚如印光大师的弟子们在其圆寂后所回忆的那样：“师之耳提面命，开导学人，本诸经论，流自肺腑。不离因果，不涉虚文。应折伏者，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即达官显宦，绝无假借。应摄受者，后生末学，未尝拒却，纵农夫仆妇，亦与优容。一种平怀，三根普利，情无适莫，唯理是依。……不拘贵贱贤愚，男女老幼，凡有请益，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奉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虽深通宗教，从不谈玄说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闻者悉皆当下受益。”(《印光法师文钞》第四卷)印光大师在注重言传之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不言之教，即身教。他明确指出：“凡为善知识，一举一动，皆有关于如来慧命，众生善根。非只升座说法，方为宏法利生也已。”(《印光法师文钞》第二卷)他主张：“若欲化人，必须自己实行，人自生信。”(《印光法师文钞》第二卷)又言：“所谓教化人，要在自己能依法修持上致力，不专仗口说也。一切诸法，皆以身为本。”(《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第三卷)可见，印光大师在言传与身教这两者之间，更加重视率身之教，他认为倘若佛教行者欲为人师，说法宏教，教化生徒，其自身首当要于己所教授宏传者真心信受，身体力行，惟有如此，方可令他人由衷信服，达到教育感化生徒、自利利人的良好教育效果。

　　 由于印光大师对身教一法的格外重视，因此，其在对弟子们施教的过程，往往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感化弟子，令其由衷信服自己的教化，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与印光大师同时代的圆瑛法师便在印光大师圆寂后，在对其一生行迹做出评价时特别赞扬了他的身教之行：“印光大师，佛门尊宿，净宗导师……严戒律，具道德，重修持，轻名利，富有学问，解行相应，垂训作则，以法利生……其大过人之处，不在能说，而在所行如所言。洞明性相诸宗，专修事理二念，澹泊自甘，布衣粗食，不做方丈，不贪利养，凡有供养，茶敬果仪，或归常住，或做善举，平时无余蓄，一生如一日。”(陈海量编著《印光大师永思集》)印光大师的弟子芝峰居士也就此讲道：“印光老人之教化，声教几遍于全国。蒙受化之弟子，一听到老人西归，几欲身殉。这不是印老文章之力，乃是其平生实行之功。”(陈海量编著《印光大师永思集》)此外，还有两个小事例可以生动地说明印光大师对于身教一法的特别重视和自如运用。民国十五年(1926)夏季，印光大师来到苏州自造寺，其时，苏州诸慧心居士等闻讯后便前去拜访，她将这次拜访经历详细地记载在了后来所写的《致陈无我居士书》一文中：“丙寅夏……大师赴姑苏住道前街自造寺，慧心居三元坊工业学校。昏夜晋谒，气候甚热，大师在园中纳凉，躬自汲井水净面。慧心请代汲，大师辞曰：“予居南海数十年，事事躬亲。出家而呼童唤仆，效世俗做官模样，予素不为也！”” (陈海量编著《印光大师永思集》)同年，南亭法师等人于暑假期间去朝拜普陀山，顺便到法雨寺印光大师闭关的关房拜访了印光大师，在这次拜访中，他也深刻地领受了印光大师身教之行的巨大感染力：“这是民国十五年，我在常州清凉寺清凉佛学院当助教。在暑假期间，偕监学孝先、孝光的徒弟湘兰，三个人连袂朝礼南海普陀山，在印公关房门外，拜求他老人家开示的法语。我们的坐位，面对着关房的洞门，举眼就看到印公的卧铺，一顶白、黄、黑三种颜色交织而成的蚊帐，一床薄被，一张草席。他老人家质朴而简单的生活，于此可以类推。古人说：“诚于中而形于外。”我们从所见所闻中，对他老人家唯有五体投地的佩服。”(沈去疾著《印光大师年谱》)

　　 印光大师的应机施教法

　　印光大师所主要运用的另一大教育方法是应机施教法。在印光大师与弟子们来往的一系列书信中，便有很多内容可以充分反映出其对这一教育方法的灵活运用。例如，印光大师有一位在家弟子，叫作谢融脱，虽已逾不惑之年，但仍希望自己能够遍研所有佛教经藏，广参天下佛门知识，成为对佛教义理完全通达无碍的佛学大师。印光大师得知他的这一想法后，便根据当时佛教发展的客观状况以及谢融脱自身的根机与天资禀赋等的具体条件教导他道：“观阁下之天资境缘，及现在之法运时机，似宜以持五戒而护持三宝，宏净土而普劝往生，为契理契机之第一要义。何以言之？阁下年已过四十，天资非上等。欲研穷经藏，参访知识，恐有法门无量，光阴不多，纵欲钻研，措手不及之叹。又现今虽有知识，而僧多滥污，同行乏人(同行，名为内护，能互相磋磨，挟持进道)。若向上之志一衰，则懒惰懈怠随之，而不复振矣。……阁下若能严持五戒，专念弥陀，克己复礼，言行相应，然后广行化导，普利群伦。不可居师位而自高，不可受钱财而自益。在家为一家演说，对众为大众详陈。则人皆仰其德而信从其言。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草上之风必偃也。”(《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第二卷)可见，印光大师对于类似于谢融脱这样天资平常、年龄较大的在家弟子，主要是教导其修学佛法要从当时佛教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自身所具备的现实条件出发。此外，印光大师还有一类在家弟子，虽然已经发心修学佛法，但却不能很好地将世俗生活与佛法修学有机结合起来，他们大都厌倦家庭生活，不愿承担自己应尽的家庭义务责任，却反想借助修学佛法的机会，背弃家庭生活，从而出家修道以完全享受清闲安逸的生活。例如，印光大师有一叫陈伯达的在家弟子便是此种情况。他将自己的这些想法写信告知印光大师后，印光大师便针对他的具体情况，回信教导他道：“倘谓在家决难修行，则出家亦不能修行，何以故？以在家不着力，出家能认真乎。此可预决其不能之势耳。汝家有妻子，无所依靠，何可作此妄想。此系因循推托之情。使汝真出家，汝仍是懒惰懈怠，无所成就。光见之多多矣。”(《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第三卷)可见，印光大师对于陈伯达这样实际厌烦俗世家庭义务责任，反欲借助出家专修之假象以贪图寺院生活清闲安逸享受的所谓佛门弟子已是见之多多，而对其根机秉性、实际心思更是了如指掌、心如明镜。因此，他对怀有这样用心的弟子们往往是当头棒喝、直陈其咎，令其放下此类妄想执着，改弦易辙。

　　 在印光大师的俗家弟子中，还有一类弟子，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做人做事方面存在着很多缺陷和毛病，诸如，浮躁虚夸、好说大话、好高骛远、为人不厚道、做事不踏实等等。对于此类根机的弟子，印光大师也是屡加教诲，以令其改正缺点，进德修业。例如，印光大师有一位法名叫做德诚的在家皈依弟子，此人一贯喜好夸夸其谈，空话大话随口而出，即使是在其给印光大师所写的信中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言语。印光大师见到他在书信中所暴露出的毛病后，便马上回信劝导道：“汝书说得很热闹好听，急宜自抑。凡做不到的事，决不肯说。……若平日行得到者，则可说。行不到者常说，久则着狂魔。只顾说空话，一毫也不行，若不痛改，定规魔死。……汝之话，说了就会做到还好。说了永世也做不到，向无知之人说，尚能令人或信或不信。向有知识之人说，人将看汝不值半文。”(《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第二卷)此外，印光大师还有一位叫做周法利的在家皈依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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