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之教育方法探微

　　杜鋼

　　《法音》

　　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印光大師(1861－1940)是一位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綜觀印光大師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崇高的聲望和地位，是與其自身所具備的高尚的道德品格、精深淵博的佛學以及卓越超群的佛法修持成就密不可分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過對弟子們施教過程中所運用的一系列教育方法得以確立和體現出來的。透過對印光大師所主要運用的一些教育方法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教育方法中不僅蘊藏著深厚的教育智慧，並透顯出高超的教育藝術水平，而其所取得的教育效果也是異常出色的。可以說，印光大師所運用的教育方法既充分繼承了傳統佛教教育方法中的優點和特長，又創立了鮮明活潑的個性風格，契理契機，圓融善巧，頗具啓發意義與借鑒價值。本文擬對印光大師的教育方法加以探討與分析，以就教于方家大德。

　　 印光大師的言傳身教法

　　在中國佛教教育發展的漫長曆程中，曾湧現出無數“言足堪傳于後世，行無愧以爲人師”的高僧大德，他們對其自身的言語、行持等均提出了甚爲嚴格的標准和要求，力求做到“一言一行皆合于般若義理，所說所爲，皆不越佛陀戒律”，從而達成“以言傳佛法真谛，以身顯學佛正範”的教育效果。就印光大師而言，自然也就對這一傳統的佛教教育方法倍加重視，並取得了顯著的教育效果。對此，印光大師的弟子們更是深有體會：“綜觀師之一言一行，無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賢才輩出，福國利民。而其自奉，食唯充饑，不求適口。衣取禦寒，厭棄美麗。有供養珍美衣食，非卻而不受，即轉賜他人。若普通物品，辄令持交庫房，俾大衆共享，決不自用。此雖細行，亦足爲末世佛子矜式者也。”(《印光法師文鈔叁編》第四卷)印光大師所運用的言傳身教法體現出“以言傳爲標，以身教爲本”的典型特征。

　　這裏，首先就印光大師所運用的言傳身教法中的言傳一法而言，其言語多以佛教根本經典爲依據，但卻從不談玄說妙，故弄玄虛，而多以平實樸素話語講解佛法奧義。同時，他在說法傳教的過程中，也不論弟子們身份地位的高低貴賤，均是一視同仁，平等施教，雖其爲顯赫名流之士，但凡有諸過錯，亦不避呵斥訓導；雖其爲無名之輩，但凡有所請問，亦會真心教誨點化，令其各各有所啓迪受益。誠如印光大師的弟子們在其圓寂後所回憶的那樣：“師之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應折伏者，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即達官顯宦，絕無假借。應攝受者，後生末學，未嘗拒卻，縱農夫仆婦，亦與優容。一種平懷，叁根普利，情無適莫，唯理是依。……不拘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回之實事實理，諄諄啓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爲人處世之根基。進以真爲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實奉行，以作超凡入聖之捷徑。雖深通宗教，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聞者悉皆當下受益。”(《印光法師文鈔》第四卷)印光大師在注重言傳之教的基礎上，更加注重不言之教，即身教。他明確指出：“凡爲善知識，一舉一動，皆有關于如來慧命，衆生善根。非只升座說法，方爲宏法利生也已。”(《印光法師文鈔》第二卷)他主張：“若欲化人，必須自己實行，人自生信。”(《印光法師文鈔》第二卷)又言：“所謂教化人，要在自己能依法修持上致力，不專仗口說也。一切諸法，皆以身爲本。”(《印光法師文鈔叁編》第叁卷)可見，印光大師在言傳與身教這兩者之間，更加重視率身之教，他認爲倘若佛教行者欲爲人師，說法宏教，教化生徒，其自身首當要于己所教授宏傳者真心信受，身體力行，惟有如此，方可令他人由衷信服，達到教育感化生徒、自利利人的良好教育效果。

　　 由于印光大師對身教一法的格外重視，因此，其在對弟子們施教的過程，往往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教育感化弟子，令其由衷信服自己的教化，得到佛法的真實受用。與印光大師同時代的圓瑛法師便在印光大師圓寂後，在對其一生行迹做出評價時特別贊揚了他的身教之行：“印光大師，佛門尊宿，淨宗導師……嚴戒律，具道德，重修持，輕名利，富有學問，解行相應，垂訓作則，以法利生……其大過人之處，不在能說，而在所行如所言。洞明性相諸宗，專修事理二念，澹泊自甘，布衣粗食，不做方丈，不貪利養，凡有供養，茶敬果儀，或歸常住，或做善舉，平時無余蓄，一生如一日。”(陳海量編著《印光大師永思集》)印光大師的弟子芝峰居士也就此講道：“印光老人之教化，聲教幾遍于全國。蒙受化之弟子，一聽到老人西歸，幾欲身殉。這不是印老文章之力，乃是其平生實行之功。”(陳海量編著《印光大師永思集》)此外，還有兩個小事例可以生動地說明印光大師對于身教一法的特別重視和自如運用。民國十五年(1926)夏季，印光大師來到蘇州自造寺，其時，蘇州諸慧心居士等聞訊後便前去拜訪，她將這次拜訪經曆詳細地記載在了後來所寫的《致陳無我居士書》一文中：“丙寅夏……大師赴姑蘇住道前街自造寺，慧心居叁元坊工業學校。昏夜晉谒，氣候甚熱，大師在園中納涼，躬自汲井水淨面。慧心請代汲，大師辭曰：“予居南海數十年，事事躬親。出家而呼童喚仆，效世俗做官模樣，予素不爲也！”” (陳海量編著《印光大師永思集》)同年，南亭法師等人于暑假期間去朝拜普陀山，順便到法雨寺印光大師閉關的關房拜訪了印光大師，在這次拜訪中，他也深刻地領受了印光大師身教之行的巨大感染力：“這是民國十五年，我在常州清涼寺清涼佛學院當助教。在暑假期間，偕監學孝先、孝光的徒弟湘蘭，叁個人連袂朝禮南海普陀山，在印公關房門外，拜求他老人家開示的法語。我們的坐位，面對著關房的洞門，舉眼就看到印公的臥鋪，一頂白、黃、黑叁種顔色交織而成的蚊帳，一床薄被，一張草席。他老人家質樸而簡單的生活，于此可以類推。古人說：“誠于中而形于外。”我們從所見所聞中，對他老人家唯有五體投地的佩服。”(沈去疾著《印光大師年譜》)

　　 印光大師的應機施教法

　　印光大師所主要運用的另一大教育方法是應機施教法。在印光大師與弟子們來往的一系列書信中，便有很多內容可以充分反映出其對這一教育方法的靈活運用。例如，印光大師有一位在家弟子，叫作謝融脫，雖已逾不惑之年，但仍希望自己能夠遍研所有佛教經藏，廣參天下佛門知識，成爲對佛教義理完全通達無礙的佛學大師。印光大師得知他的這一想法後，便根據當時佛教發展的客觀狀況以及謝融脫自身的根機與天資禀賦等的具體條件教導他道：“觀閣下之天資境緣，及現在之法運時機，似宜以持五戒而護持叁寶，宏淨土而普勸往生，爲契理契機之第一要義。何以言之？閣下年已過四十，天資非上等。欲研窮經藏，參訪知識，恐有法門無量，光陰不多，縱欲鑽研，措手不及之歎。又現今雖有知識，而僧多濫汙，同行乏人(同行，名爲內護，能互相磋磨，挾持進道)。若向上之志一衰，則懶惰懈怠隨之，而不複振矣。……閣下若能嚴持五戒，專念彌陀，克己複禮，言行相應，然後廣行化導，普利群倫。不可居師位而自高，不可受錢財而自益。在家爲一家演說，對衆爲大衆詳陳。則人皆仰其德而信從其言。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草上之風必偃也。”(《印光法師文鈔叁編》第二卷)可見，印光大師對于類似于謝融脫這樣天資平常、年齡較大的在家弟子，主要是教導其修學佛法要從當時佛教發展的實際狀況以及自身所具備的現實條件出發。此外，印光大師還有一類在家弟子，雖然已經發心修學佛法，但卻不能很好地將世俗生活與佛法修學有機結合起來，他們大都厭倦家庭生活，不願承擔自己應盡的家庭義務責任，卻反想借助修學佛法的機會，背棄家庭生活，從而出家修道以完全享受清閑安逸的生活。例如，印光大師有一叫陳伯達的在家弟子便是此種情況。他將自己的這些想法寫信告知印光大師後，印光大師便針對他的具體情況，回信教導他道：“倘謂在家決難修行，則出家亦不能修行，何以故？以在家不著力，出家能認真乎。此可預決其不能之勢耳。汝家有妻子，無所依靠，何可作此妄想。此系因循推托之情。使汝真出家，汝仍是懶惰懈怠，無所成就。光見之多多矣。”(《印光法師文鈔叁編》第叁卷)可見，印光大師對于陳伯達這樣實際厭煩俗世家庭義務責任，反欲借助出家專修之假象以貪圖寺院生活清閑安逸享受的所謂佛門弟子已是見之多多，而對其根機秉性、實際心思更是了如指掌、心如明鏡。因此，他對懷有這樣用心的弟子們往往是當頭棒喝、直陳其咎，令其放下此類妄想執著，改弦易轍。

　　 在印光大師的俗家弟子中，還有一類弟子，他們在世俗生活中做人做事方面存在著很多缺陷和毛病，諸如，浮躁虛誇、好說大話、好高骛遠、爲人不厚道、做事不踏實等等。對于此類根機的弟子，印光大師也是屢加教誨，以令其改正缺點，進德修業。例如，印光大師有一位法名叫做德誠的在家皈依弟子，此人一貫喜好誇誇其談，空話大話隨口而出，即使是在其給印光大師所寫的信中也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言語。印光大師見到他在書信中所暴露出的毛病後，便馬上回信勸導道：“汝書說得很熱鬧好聽，急宜自抑。凡做不到的事，決不肯說。……若平日行得到者，則可說。行不到者常說，久則著狂魔。只顧說空話，一毫也不行，若不痛改，定規魔死。……汝之話，說了就會做到還好。說了永世也做不到，向無知之人說，尚能令人或信或不信。向有知識之人說，人將看汝不值半文。”(《印光法師文鈔叁編》第二卷)此外，印光大師還有一位叫做周法利的在家皈依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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