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佛教教育互助发展之困境及其因应之道
——以台湾地区为例
释圣玄
前言
中国佛教(Chinese Buddhism)，自公元一世纪扎根于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然而当今的社会历经无数的变迁，二十一世纪已是「地球村」的世纪，佛教教育如何以「科学化」的学术精神培养僧才(monastic)与信徒(devotee)的国际视野，令其足以用多元化管道窥探佛陀精神(Buddha”s spirit)，让佛法的弘传因而得以持续跻身国际舞台，这种时代变迁带动佛教教育与高等教育有互助发展的必要性。
笔者以佛学、宗教学双硕士的学术经验认为，当前台湾的佛教教育与高等教育均尚存发展空间，惟有妥善运用相关资源、互助发展，令二者得以融合，则佛教困境可望改善，而高等教育则藉由宗教教育(Religious Studies)的推广，得以成就宗教与学术水乳交融的均衡发展。
本文首先披露台湾地区佛教教育发展的概况、困境，再述其因应之道，这些困境不论是老问题抑或新问题，都应追根究底寻求与高等教育互助发展，方能因应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一.台湾佛教教育发展概况
根据学者江灿腾的研究，台湾佛教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日据时代，另一则是光复迄今。前者受日本佛教影响，后者则受大陆来台僧侣的影响甚深，而两者之间的衔接与转变，即构成台湾佛教发展的主要内涵。
1945至1959年最初来台的十年，台湾佛教界大多处于安顿、重建与尝试推广大陆式佛教的阶段，教界人士积极在各地弘法、演讲，因而也创设许多讲习会、佛学院，例如由北至南有道安法师主持汐止静修佛学院、大醒法师在新竹创设台湾佛教讲习会、高雄则另有华严学院等，这些组织机构均显示大多由大陆来台法师所创设，后因人力、财力、环境等因素或失败、或改组等。总括而言，这十年佛教教育的推广成效不大，因为其中显少能维持五至十年者。
综而观之，六○年代的台湾，成立的佛学院为数最多; 七○年代最少; 八○年代最大的特色是许多佛学院纷纷成立其直属的佛学研究所，例如：1965年成立的华冈佛学研究所，在1978年即聘请甫自日本学成归国的圣严法师为所长，积极推动该所转型为普通大学学府的研究所。而九○年代则以佛教界所创办的体制内大学与宗教研究所为其主要特征。
即便在九○年代之后，台湾佛教教育的发展不论在学术工具、研究方法及领域等方面皆有长足的进步，也不乏政府承认的学位、由佛教界所创设的专科学院、大学、宗教研究所，但由于当时与现在的政策与制度的限制，皆无法以佛教为正式名目，更不得只开设佛教课程，而必须同时兼开其它相关的社会学科或宗教课程，这毕竟不是佛教界所期盼所谓以专研佛学，且受学位承认的佛教大学与佛学研究所。因此，这在2006年以前形成台湾佛教界最难以突破之困境。
二.台湾佛教教育发展的困境
佛教教育在台湾立足六十年，在诸多困境中载浮载沈，艰辛难免，但进步则是有目共睹，兹试分析其困境如下：
(一)开放脚步过度保守
随着台湾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台湾地区逐步趋向多元化、国际化，因而渐渐开放对宗教的限制，1984年修订「私立学校法」第八条即为此例，亦即规定私立大学得设宗教学院、宗教学系与宗教研究所等相关内容; 再者，于1990年更成立宗教教育研究小组，对宗教教育加以讨论与研究。然而，由于向来核准设置宗教系所的原则有二：一者，不能只进行单一宗教的教育，其次，不为培养神职人员而设，职是之故，台湾有许多的神学院、佛学院、道教学院都无法纳入正式的教育体系。但2006年以降，修订「私立学校法第九条」即允许「宗教研修学院的设立」，「法鼓佛教研修学院」首先通过核准其筹设，并于2007年开始招生。「法鼓佛教研修学院」系属审核通过以佛教研修为名义的研究所，因此将来该研修学院的「宗教学位」也是政府所认可。这是佛教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大跃进。
由以上之分析得知，自私立学校法第八条开始被修订迄至第九条的修订完毕，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佛教教育在2006年以前，因为始终无法通过教育部的认可，因此在学生的招揽、师资延聘…等发展上饱受波折，佛教教育的发展因而一直停留在小格局的苟延残喘状态，此乃台湾佛教教育发展的第一困境。
(二)佛教教育办学的特色反成瓶颈
台湾佛教教育的办学有诸多特色，但其过度侧重佛教「传统教育」的解行并重(Principle of unity of knowing & doing)，因而无法与科学化、国际化与生活化的宗教学教育相抗衡，职是之故，这些特色终究反成为发展上亟待突破之瓶颈。兹分析如下：
1.解行并重的通才教育宗旨
综观前期推动佛教教育并创办佛学院(Buddhist College)者，大多来自大陆，因此其办学理念不离「振兴中国佛教，培养弘扬与住持佛法的人才，注重教义的阐扬与道心并重」的目标。即便在八○年代以后，虽有不少佛学院设立直属的研究所(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试图结合西方学术思潮与方法，但在生活与教义的诠释上，仍不离佛教解行并重的传统色彩。因此，美其名为研究所，但实务上仍与一般研究所以学术为主要办学理念迥而异之。
上述瓶颈，或许因诸多佛学研究所大多依附于传统寺院中，且以寺院收入为办学经费来源有一定的关系; 更遑论办学者多为寺院主持人(Abbot)，终究以宗教修行生活为主要办学理念来创办研究所，职是之故，不易接纳完全开放自由的学术风气。
2.除分级以外，主打原典语言能力的学制与课程设计
由于创办者的大陆经验影响，前期的佛学院在学制与课程的规划上仍延续分级的方式，亦即依不同的层级设计深浅不一的课程内容，足见大陆佛学院的色彩十足浓厚。八○至九○年代所兴起的研究所，也重视论文方法与写作能力的培养。然而，因为佛学院体制下的研究所，由于师资与佛学院重迭的情形至为严重，因此课程上无法突破佛学院的格局，只是较为深入某一经、一论或一思想的研究而已。更有甚者，研究所的创立毕竟仍以解行并重为目标，因此如欲强调其学术研究色彩，势必朝向原典语言能力的掌握，例如梵、巴、藏、日、英等语言之深入，例如法光(Fa-kuang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中华(The Chung 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南华(Institute of Buddhalogy, Nan Hua University等佛学研究所至为重视经典原典语文与汉译经典的对读能力。
姑且不论上述二种型态的佛学研究所的课程设计偏重何方，其终究必须顾及「解行并重」的佛教传统，导致办学理想与现实客观环境的落差甚大，进而引发彼此间的相互批判与争议，造成佛教在教育界内力量无法凝聚的困境。
3.师徒私相授受的师资特质
在台湾佛教新生代尚未被培养完成以前，各佛学院的师资大抵由创办者主其事，因而形成师徒私相授受的特质。进入七○、八○年代以后，前期所培养的佛学院学生，或被原佛学院留任服务，因此其师资仍离不开师徒相授的框架。
当然，由近年佛学院的师资经历足以发现，上述保守情势正在缓步改善中，因为仍以台湾本土大学院所毕业生为主要师资来源，国外留学者所占比例不到全院抑或全所之一半，如此保守的师资延揽态度，既无法帮助打开学生研究佛学的视野，更无法为中国佛学注入新的生命与内容，对佛教的推广与国际化可谓是一种阻碍。
4.步调不一的发展趋势
台湾的佛学院，一般以出家养成为其主要学习内容，因此注重寺院的生活教育，即便开设学科课程，但多属概论性质，显少朝向专门的学科研究。至于研究所在佛学的研究上，前期的研究倾向传统佛教义理的探讨，而在方法学上也以经文的比对、祖师大德对义理的阐释为探讨方向，简而言之，是以「佛学研究佛学」为其主要特色。九○年代以后，各佛学研究所在课程设计上，仍以佛学院的课程为其特色。再者，较无佛学院背景的研究所则呈现与上述研究所迥异的学习掌握，诸如法光、中华、南华佛学研究所多侧重原典语文的研究方向，相对于此，经论的研究则显而少之。
承上所述，佛学院体系的研究风气多停留于概论式的经论研究，而非佛学体系的研究所则以各类方法学为能力培养之主轴。职是之故，俨然形成台湾佛教界二种不同的教育发展方向。
三.因应之道－高等教育与佛教教育的互助发展
二十一世纪是「地球村」的世纪，高等教育普遍强调「科学化」、「国际化」与「多元化」，佛教教育如何调整脚步摆脱佛教传统的包袱，方能迎接大时代的挑战，此乃刻不容缓的课题。面对前述诸多困境，笔者提出以下因应之道：
(一)加强「科学化」的学术精神
长久以来，佛教教育背负实践宗教修行生活的沉重包袱，醉心于「单一宗教」的研究，以致其学生招揽、课程设计、师资延聘与研究方向…等均无法朝向「科学化」的比较发展，进而导致政府部门的设限。反观，宗教学之父缪勒(Max Műller)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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