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與佛教教育互助發展之困境及其因應之道

　　——以臺灣地區爲例

　　釋聖玄

　　 前言

　　 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自公元一世紀紮根于中國，可以說是人類曆史上延續時間最久，傳播範圍最廣，影響最爲深遠的思想文化運動。然而當今的社會曆經無數的變遷，二十一世紀已是「地球村」的世紀，佛教教育如何以「科學化」的學術精神培養僧才(monastic)與信徒(devotee)的國際視野，令其足以用多元化管道窺探佛陀精神(Buddha”s spirit)，讓佛法的弘傳因而得以持續跻身國際舞臺，這種時代變遷帶動佛教教育與高等教育有互助發展的必要性。

　　 筆者以佛學、宗教學雙碩士的學術經驗認爲，當前臺灣的佛教教育與高等教育均尚存發展空間，惟有妥善運用相關資源、互助發展，令二者得以融合，則佛教困境可望改善，而高等教育則藉由宗教教育(Religious Studies)的推廣，得以成就宗教與學術水乳交融的均衡發展。

　　 本文首先披露臺灣地區佛教教育發展的概況、困境，再述其因應之道，這些困境不論是老問題抑或新問題，都應追根究底尋求與高等教育互助發展，方能因應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一.臺灣佛教教育發展概況

　　 根據學者江燦騰的研究，臺灣佛教的發展有兩個重要的階段，一是日據時代，另一則是光複迄今。前者受日本佛教影響，後者則受大陸來臺僧侶的影響甚深，而兩者之間的銜接與轉變，即構成臺灣佛教發展的主要內涵。

　　 1945至1959年最初來臺的十年，臺灣佛教界大多處于安頓、重建與嘗試推廣大陸式佛教的階段，教界人士積極在各地弘法、演講，因而也創設許多講習會、佛學院，例如由北至南有道安法師主持汐止靜修佛學院、大醒法師在新竹創設臺灣佛教講習會、高雄則另有華嚴學院等，這些組織機構均顯示大多由大陸來臺法師所創設，後因人力、財力、環境等因素或失敗、或改組等。總括而言，這十年佛教教育的推廣成效不大，因爲其中顯少能維持五至十年者。

　　 綜而觀之，六○年代的臺灣，成立的佛學院爲數最多; 七○年代最少; 八○年代最大的特色是許多佛學院紛紛成立其直屬的佛學研究所，例如：1965年成立的華岡佛學研究所，在1978年即聘請甫自日本學成歸國的聖嚴法師爲所長，積極推動該所轉型爲普通大學學府的研究所。而九○年代則以佛教界所創辦的體製內大學與宗教研究所爲其主要特征。

　　 即便在九○年代之後，臺灣佛教教育的發展不論在學術工具、研究方法及領域等方面皆有長足的進步，也不乏政府承認的學位、由佛教界所創設的專科學院、大學、宗教研究所，但由于當時與現在的政策與製度的限製，皆無法以佛教爲正式名目，更不得只開設佛教課程，而必須同時兼開其它相關的社會學科或宗教課程，這畢竟不是佛教界所期盼所謂以專研佛學，且受學位承認的佛教大學與佛學研究所。因此，這在2006年以前形成臺灣佛教界最難以突破之困境。

　　 二.臺灣佛教教育發展的困境

　　 佛教教育在臺灣立足六十年，在諸多困境中載浮載沈，艱辛難免，但進步則是有目共睹，茲試分析其困境如下：

　　 (一)開放腳步過度保守

　　 隨著臺灣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臺灣地區逐步趨向多元化、國際化，因而漸漸開放對宗教的限製，1984年修訂「私立學校法」第八條即爲此例，亦即規定私立大學得設宗教學院、宗教學系與宗教研究所等相關內容; 再者，于1990年更成立宗教教育研究小組，對宗教教育加以討論與研究。然而，由于向來核准設置宗教系所的原則有二：一者，不能只進行單一宗教的教育，其次，不爲培養神職人員而設，職是之故，臺灣有許多的神學院、佛學院、道教學院都無法納入正式的教育體系。但2006年以降，修訂「私立學校法第九條」即允許「宗教研修學院的設立」，「法鼓佛教研修學院」首先通過核准其籌設，並于2007年開始招生。「法鼓佛教研修學院」系屬審核通過以佛教研修爲名義的研究所，因此將來該研修學院的「宗教學位」也是政府所認可。這是佛教教育發展史上的一次大躍進。

　　 由以上之分析得知，自私立學校法第八條開始被修訂迄至第九條的修訂完畢，前後曆時二十余年，佛教教育在2006年以前，因爲始終無法通過教育部的認可，因此在學生的招攬、師資延聘…等發展上飽受波折，佛教教育的發展因而一直停留在小格局的苟延殘喘狀態，此乃臺灣佛教教育發展的第一困境。

　　 (二)佛教教育辦學的特色反成瓶頸

　　臺灣佛教教育的辦學有諸多特色，但其過度側重佛教「傳統教育」的解行並重(Principle of unity of knowing & doing)，因而無法與科學化、國際化與生活化的宗教學教育相抗衡，職是之故，這些特色終究反成爲發展上亟待突破之瓶頸。茲分析如下：

　　 1.解行並重的通才教育宗旨

　　 綜觀前期推動佛教教育並創辦佛學院(Buddhist College)者，大多來自大陸，因此其辦學理念不離「振興中國佛教，培養弘揚與住持佛法的人才，注重教義的闡揚與道心並重」的目標。即便在八○年代以後，雖有不少佛學院設立直屬的研究所(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試圖結合西方學術思潮與方法，但在生活與教義的诠釋上，仍不離佛教解行並重的傳統色彩。因此，美其名爲研究所，但實務上仍與一般研究所以學術爲主要辦學理念迥而異之。

　　 上述瓶頸，或許因諸多佛學研究所大多依附于傳統寺院中，且以寺院收入爲辦學經費來源有一定的關系; 更遑論辦學者多爲寺院主持人(Abbot)，終究以宗教修行生活爲主要辦學理念來創辦研究所，職是之故，不易接納完全開放自由的學術風氣。

　　 2.除分級以外，主打原典語言能力的學製與課程設計

　　 由于創辦者的大陸經驗影響，前期的佛學院在學製與課程的規劃上仍延續分級的方式，亦即依不同的層級設計深淺不一的課程內容，足見大陸佛學院的色彩十足濃厚。八○至九○年代所興起的研究所，也重視論文方法與寫作能力的培養。然而，因爲佛學院體製下的研究所，由于師資與佛學院重疊的情形至爲嚴重，因此課程上無法突破佛學院的格局，只是較爲深入某一經、一論或一思想的研究而已。更有甚者，研究所的創立畢竟仍以解行並重爲目標，因此如欲強調其學術研究色彩，勢必朝向原典語言能力的掌握，例如梵、巴、藏、日、英等語言之深入，例如法光(Fa-kuang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中華(The Chung 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南華(Institute of Buddhalogy, Nan Hua University等佛學研究所至爲重視經典原典語文與漢譯經典的對讀能力。

　　 姑且不論上述二種型態的佛學研究所的課程設計偏重何方，其終究必須顧及「解行並重」的佛教傳統，導致辦學理想與現實客觀環境的落差甚大，進而引發彼此間的相互批判與爭議，造成佛教在教育界內力量無法凝聚的困境。

　　 3.師徒私相授受的師資特質

　　 在臺灣佛教新生代尚未被培養完成以前，各佛學院的師資大抵由創辦者主其事，因而形成師徒私相授受的特質。進入七○、八○年代以後，前期所培養的佛學院學生，或被原佛學院留任服務，因此其師資仍離不開師徒相授的框架。

　　 當然，由近年佛學院的師資經曆足以發現，上述保守情勢正在緩步改善中，因爲仍以臺灣本土大學院所畢業生爲主要師資來源，國外留學者所占比例不到全院抑或全所之一半，如此保守的師資延攬態度，既無法幫助打開學生研究佛學的視野，更無法爲中國佛學注入新的生命與內容，對佛教的推廣與國際化可謂是一種阻礙。

　　 4.步調不一的發展趨勢

　　 臺灣的佛學院，一般以出家養成爲其主要學習內容，因此注重寺院的生活教育，即便開設學科課程，但多屬概論性質，顯少朝向專門的學科研究。至于研究所在佛學的研究上，前期的研究傾向傳統佛教義理的探討，而在方法學上也以經文的比對、祖師大德對義理的闡釋爲探討方向，簡而言之，是以「佛學研究佛學」爲其主要特色。九○年代以後，各佛學研究所在課程設計上，仍以佛學院的課程爲其特色。再者，較無佛學院背景的研究所則呈現與上述研究所迥異的學習掌握，諸如法光、中華、南華佛學研究所多側重原典語文的研究方向，相對于此，經論的研究則顯而少之。

　　 承上所述，佛學院體系的研究風氣多停留于概論式的經論研究，而非佛學體系的研究所則以各類方法學爲能力培養之主軸。職是之故，俨然形成臺灣佛教界二種不同的教育發展方向。

　　 叁.因應之道－高等教育與佛教教育的互助發展

　　二十一世紀是「地球村」的世紀，高等教育普遍強調「科學化」、「國際化」與「多元化」，佛教教育如何調整腳步擺脫佛教傳統的包袱，方能迎接大時代的挑戰，此乃刻不容緩的課題。面對前述諸多困境，筆者提出以下因應之道：

　　 (一)加強「科學化」的學術精神

　　 長久以來，佛教教育背負實踐宗教修行生活的沈重包袱，醉心于「單一宗教」的研究，以致其學生招攬、課程設計、師資延聘與研究方向…等均無法朝向「科學化」的比較發展，進而導致政府部門的設限。反觀，宗教學之父缪勒(Max Műller)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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