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有我们佛教界自己心结的问题。

　　把佛教圈养在寺庙围墙里面的做法，导致大量人才流失。为什么会流失呢？因为中国佛教徒，特别是僧人缺少主体性、神圣性，他要借助政治或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权威。比如，很多出家人都是以考取社会上的学位做为他的价值取向。这个围墙造成了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结果他跳出去流失掉了。那么与其让人才流失，不如转过来，变成我们主动跳过这个围墙，拆掉这个围墙。所以，我同意李向平和陈兵两位先生的提法——我们的佛教是广义的。

　　化作春泥更护花

　　1992年，我在九华山佛学院发表演讲《佛教教育圈刍议》。这篇论文把佛教教育对象分为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信仰圈。整个佛学院教育处于信仰圈，但仅仅局限在僧伽教育，而居士教育是不完备的。我们只是把眼睛放在出家人身上。当今中国的生育政策，都是独生子女，出家人会越来越少。所以，不发展居士教育的话，今后佛教就会后继无人。

　　第二个是社会层圈。我们一定要把佛教教育扩展到整个的生命教育，从各个方面，主动向社会推广佛教的思想。第三个就是文化层。我们现在很多注意点都放在外延的文化层圈与社会层圈上，忽略了信仰和责任。

　　现在要强调教团意识，佛教徒包括四众弟子，一定要强化、重视居士教育。居士教育才能真正为今后优秀的出家人提供僧源。如果没有好的居士的话，不可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出家人团队，而且不可能提高他的荣誉感，因为好的出家人一定是先从好的居士里面产生。

　　在英国、香港，二十多年前就把宗教作为一种素质教育、生命教育，延伸到了儿童。这才是真正的佛教教育，这才是真正的战略眼光，而不是把眼光只停留在出家人身上。因为好的出家人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从中学生的课本，从大学生里面所有的佛教课程，从这个体系里培养出来的未来的出家人，那才是真正的僧宝。

　　从三个层圈的眼光，要设计出短期的、培养社会精英的课程。面向社会精英，培养更多佛教的护法，佛教的后备人才。打个比方，出家人是红花，居士是绿叶，我们就是草地。有草与没草是大不一样，现在整个社会是精神的荒漠，所以这个荒漠里面首先就要植树种草。如果不加强外延建设的话，红花是枯萎的，何况还有很多假花。所以首先要造成一个很好的氛围。作为我们大学教师来讲，我们重点面对的就是社会大众，社会精英。

　　对这个问题，我提出了佛教文化人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理论依据来自于梁启超，什么叫做文化？梁启超讲：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太虚大师1924年在汉口做了一个演讲《阿赖耶识与文化人》，我将梁启超与太虚大师的观点合起来，提出一个新的观念：“佛教文化人”。“佛教文化人”可以为未来真正的僧宝提供非常好的护持，我们所作的就是植树种草，使沙漠变成绿洲，使绿树越来越多，来烘托真正的红花，如果没有这个外延，不把这个围墙拆掉的话，路会越走越窄。

　　四、成功不必在我

　　无论是个人学佛，还是教团的发展，还是要把心量放大到法界，心安放到一个无限的时空，而不要有一蹴而就的浮躁企图。我觉得现在佛教界就存在一种焦虑困境。尤其是居士学佛，就存在着一种非常要不得的焦虑情绪。因为学佛是生生世世的事情，不一定这一生就能完成，开悟也是生生世世的结果。不要指望在这一辈子要找一个高人，找一个高僧大德，在他的指导下，最好能够即身成佛。这样一种焦虑综合症，往往是给一些外道神棍提供骗人的机会，欲速则不达。

　　佛陀时代，成佛的就佛一个人。佛世能够开悟的、得法眼净的、见道的很多，佛陀以后就慢慢递减，所谓“正法五百年，像法五百年”，然后到了末法时代是有教而无修无证。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探讨。不要把开悟作为我们这一生必须要完成的，虽然“悟”是佛教整个神圣性与合法性最终的根源。

　　现代中国佛教的修行环境，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我们有时候感叹：为什么普天之下竟然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蒲团？这就是我们的共业。佛光山星云法师曾经有句话，对我很有触动。他说：有些大学生在佛光山当了和尚，就要进禅堂。星云大师就问他们，说你何德何能要进禅堂？进禅堂谁来伺候你呢？谁来给你做饭，谁来给你扫地呢？先扫三年地！先服务大众，服务社会，为众生做事，先培点福积点德，然后才有资格进禅堂去学习。很多年轻人对佛教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既然是众生的共业，就要坦然的承受。所以，菩萨的精神不是单纯的情感上的推广，还是一个理性的抉择，就是共业与别业、正报与依报的关系。如果你不改变共业，你个人修行的别业是做不到的。所以你一定要参与社会建设，要关怀社会。人间佛教的思想古已有之。你不去教化大众，不改变这个社会，你个人想修行都做不到。为了使自己成就，首先要成就大众，成功不必在我。

　　(2009年5月，在扬州接受《慧恩》记者采访，刊登于《慧恩》精华本)

《随缘销旧业 任运着衣裳——王雷泉教授访谈录》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