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肖萐父等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禅宗，主要是用两分法来分析禅宗思想特点，并说明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1957年任继愈在《哲学研究》第４期发表《禅宗思想略论》(后收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指出菩提达磨学说的主要特点，在于把印度输入的复杂繁难的宗教修持方法改变为简易的宗教修持方法，“完全是北方中国具体环境下的产物”。从达磨到弘忍，这五代法裔相传的过程，可以看作禅宗的预备阶段，也可称为禅宗的先驱。这时期禅宗还没有形成宗派，也没有正式以“禅宗”作为自己宗派的名称。就初期禅学的特点而论，无论它以《楞伽经》为中心思想(佛教大乘有宗)，或以《金刚经》为中心思想(佛教大乘空宗)，它都是客观唯心主义。禅宗到慧能以后，从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主观唯心主义，“它标志着唐代佛教发展中遇到危机后的新趋势”。慧能所进行的是一场革新运动，“他们没有隋唐佛教其他宗派的优越条件，没有很多的“理论”和旧的佛教宗派抗衡。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用主观唯心主义，他们不要论证，不要引经据典，只要凭借每个人主观信仰和良心”。后期禅宗特点也有两个。第一，否认表面语言的表述能够说明禅宗的基本原理，用比喻、隐语、拳打脚踢的动作来表述。这是根本否认概念、推理、判断，因为一切理性思维、逻辑抽象都可以反映真实情况，所以实际上他们否认了人类正常的认识能力和认识作用。第二，禅宗所相信的真理是超现实的，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因而不能用认识现实世界的方法来认识真理。他们所谓真理内容和性质，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主观意识的基础上的，而不是通过科学实践可以证实的。但是，禅宗也见到了事实的另一面，认识到人类认识能力有它的局限，其失足之处，在于夸大了这一方面，从而做出了神秘主义的结论。所以后期禅宗发展为宗教神秘主义、直觉主义，完全走向反科学、反常识的道路，这是禅宗发展的主流。在哲学史上，禅宗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哲学上的主观思维和客观现实的矛盾统一的问题，“它以主观吞没了客观，以心代替了物，但是，作为反面教材，它使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比过去更加深刻、丰富了”。“它引起人们对认识论问题的重视，虽然它走的方向错了。但是它构成了认识论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它把认识论引向深刻化的道路”。肖萐父在《唐代禅宗慧能学派》一文强调，禅宗所进行的活动是在革新中得到了相应的反映。慧能学派“以大胆的教义“革新”，在一般庶族地主的政治意识中，更找到了广阔的传播市场”。这表明了禅宗传教对象及其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区别于旧有的佛教各宗而有所扩大的转移。“但慧能学派所以高举起“革新”佛教的旗帜，并不在于他们是所谓的“平民派”，而在于当时寺院经济和佛教势力的发展，内部存在着严重危机。这是他们从事“革新”运动的真正动力。”也为佛教开拓了新的思想领域，为朝野人士重新构建了一根精神支柱。其所进行的“革新”，乃是在佛教世界观内部别树一帜，并希图用祖师真传的名义来夺取佛教正宗的法统地位。实质上“乃在于想把佛教理论进一步精炼化、哲学化；企图摆脱烦琐的修证过程和经论词句的解释，而把作为宗教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进一步发展为主观唯心主义的神秘体验论，由思辨推理转入超验直觉”。就慧能学派思想的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环节。第一是“即心即佛”的本体论。第二是“顿悟成佛”的方法论。第三是“凡夫即佛”的宗教归宿。这一理论承袭了南朝的佛性说，又充分吸取和发展了魏晋玄学所提炼过的庄子思想中的直觉体验论，用以会通佛教教义，使之进一步中国化，从而构成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独特的宗教哲学学派。所以“禅宗思想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顶峰；同时，也就标志着中古哲学史上佛教这一整个思潮的发展“圆圈”，达到了它的终点。这就是禅宗慧能学派所进行的佛教“革新”运动的思想实质”【《武汉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后收入《吹沙集》，巴蜀书社，1995年。】。
总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大陆共发表禅宗研究论文50余篇，专著没有出现。由于这时的前半世纪佛学界曾经受到国际学界影响的余绪，于是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仍然不免承续了这一特点。所以在这一时期学者注重的仍是禅宗初创期的内容。比如，日本学者对《坛经》作了很多研究，于是中国学者发表的重头文章仍是这方面的内容。而且这些文章至今为学者所引用，还有其存在的价值。特别是这些文章在对公案的解释上，至少不是离谱的，做到了紧扣禅宗的原义而加以点评。对一些人物的研究，特别是在史料上也做了不少甄别，有自己的观点，这些都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总的说来开展得还很不够，特别是利用新资料的研究较少。在新方法的运用上不够，是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缺陷。正是由于这一缺陷，限制了人们的思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一些学者受到佛教信仰的影响，一是当时社会思潮的限制，特别是学术界人士参与研究的实在太少。但是当时也有人注意到国际学术界对禅宗研究的重视，著名学者朱谦之(1898～1972)就想到过撰写一本“禅学史”，还写出过《黄檗宗考》【此文系稿本，有待于整理，目前尚未发表，在笔者手中。】。他回忆：“在这期间(指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我开始特别注意到中国禅学。当我知道由中国传到朝鲜和日本，而现在欧洲、美洲居然风靡一时之中国禅宗，……因此我翻译了忽滑谷快天着的《禅学思想史》和《朝鲜禅教史》二书。”朱先生在译稿前还记述：“本书译出仅供个人将来写《禅学史》时参考之用。”【黄心川：《韩国禅教史．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5页。】可惜在那种环境下，译著无处可以出版，朱先生也因病而离世，最终未能了结心愿。
四、20世纪后期的禅宗研究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从1978年以后到2000年这段时间【对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于2001年的一些成果，本文亦予适当注意。因为这些成果的前期研究的一部分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此段时限内。】。这时由于中国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宗教信仰自由得到落实与保护，百花齐放的学术气氛重新形成，佛教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显学，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国际佛教学术界经过多年的研究，使禅宗的研究已经开始变得更加成熟起来，成果也越来越多，而社会上的读者也表现了对禅宗的浓厚兴趣，所有这一切，促使禅宗成为我国佛教研究里面的最突出的内容之一。
１、20世纪下半叶的禅宗热
20世纪下半叶，禅宗热在中国大地兴起。这股禅宗热的浪潮，与过去相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来势劲猛，持续时间长。这次在中国大陆兴起的禅宗热，是从出版界开始掀起的，当时一些出版社出版了有关禅宗的读物，加速了禅宗读物的流行，以至在当代出版的佛学读物中，以禅宗读物居于榜首。这种热潮至今仍然没有衰退，有方兴未艾之势。二、社会关心者多，影响面大。禅宗读物在中国大地出现时，开始是在一些大学生中引起了反响，继而波及到整个社会层面，关心禅宗的不仅有年青人，还有一些其他年龄段的人，禅宗在整个社会上的影响不断增大。三、研究领域扩大，成果不断涌现。在这次禅宗热中，对禅宗研究有兴趣的人很多，除了治佛学者外，许多与佛学有关的交叉学科的学者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而且不光是文科类的人关心此事，连理科类的人也非常重视。在这一趋势下，近年来大陆出版了不少禅宗著作，涉及了佛学、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宗教学、气功学等各个学科，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此外，还译介了一批国外的禅学著述。四、禅宗复兴对禅宗热起到了推波助澜之效。现在的中国佛教主要就是禅宗一支。佛教界开始恢复宗教活动以后，禅宗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教内出版与讲经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禅和禅宗有关系，特别是随着宗教热、气功热、传统文化热和旅游热的兴起，禅宗的寺院和禅法成为旅游与修行的重要场所。五、对外开放，中国学术界开始与国外同行交流，人们了解到禅宗依然是国外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特别是港台地区的研究成果进入了内地，学术交流客观地刺激了中国大陆的禅宗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我国台湾省和日本学者的作品，作者主要有印顺、南怀瑾和铃木大拙等人。此外，台湾省的耕云和李元松自创禅门，也有一定的影响。
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的热点，是禅学热与禅宗热相伴而生。但是，“禅学热”不等于禅宗热。禅宗只是禅学的一个部分。确切地说，人们是因为种种原因对禅学热的兴趣大于对禅宗热的兴趣，因此禅宗热可以视为宗教的因素，禅学热则只是有一部分内容与宗教相关，更多的是作为文化现象而出现的。
可以说，禅宗热在中国大陆兴起的高潮至今仍然未退，其原因是多种，它的直接表现就是参与学者众多，出版书籍多，影响甚大。在国内外和我国两岸三地的学术热潮推动下，我国大陆的禅宗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规模，一批相关的著作得以出版。根据粗略统计，20年来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禅学论文至少是改革开放之前的12倍以上，而图书的数量至少在300倍以上。比较有影响的是印顺《中国禅宗史》【上海书店，1992年。】，杜继文 、魏道儒合著的《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国禅学思想史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潘桂明的《禅宗思想历程》【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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