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为大禅师的佛陀扇多。”【《与胡适之论菩提达摩书》，《海潮音》，1928年7期，7页。】三是认为六祖慧能创立南宗，禅宗正式形成。这一观点占学术界的主流，任继愈主张，“我们把惠能当作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任继愈：《禅宗哲学思想略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233页。】。石峻、方立天等也持此论，方立天提出依据说，慧能以前的禅学“还够不上严格意义的宗派”【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中华书局，1983年，1页。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272页。】。胡适由于对神会的研究而得出神会是“新禅学的建立者”的观点【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358页。】，引起学界重视，于是有以张春波为代表的观点，否认胡适对神会在此问题上的抬高，承认禅宗的创立是慧能和神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张春波：《慧能》，《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齐鲁书社，1980年，675页。】四是认为五祖弘忍东山法门的创立是禅宗的成立，其中以杜继文为代表。他说：“应该说，中国禅宗到道信、弘忍而正式形成。他们继承达摩以来关于众生“心性”即是“佛性”的基本思想，在佛教内外多种打击和排斥下，完成了以自信自立、自求解脱这中心教义的立宗工作，为长期流动的禅僧们创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据点，组成了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群体。黄梅禅系是一个榜样，不久就成为佛教内外、朝野上下注目的对象，剩下的问题，就是唐王朝的正式承认了。”【《中国禅宗通史》，70页。】这个说法在1994年召开的“首届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黄梅会议)得到了一些与会代表的认可。“中国禅宗并非创始于达摩，也非创始于惠能，更非创始于神会，而是初创于道信，完成于弘忍。”【《“东山法门”与禅宗》，2页。】杨曾文、葛兆光、洪修平等人也同意此说。
３、关于《坛经》版本和六祖慧能的研究
1965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隋唐部分)下册的《禅宗》一节中，以《关于惠能的事迹和思想》为题，依宗宝本，摘录了一些材料，并加标点注释，是一个不完全的整理本。1982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郭朋以日本铃木贞太郎、公田连太郎校订的敦煌本《坛经》为底本，参照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作成《坛经校释》一书，1983年9月初版，到1997年10月已是第6次印刷。1980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遍》，其中第2卷第4册为禅宗卷，1983年6月第1版，收入了《坛经》的敦煌本和宗宝本，加以标点。杨曾文在1986初步完成对敦煌博物馆所藏《坛经》写本(敦博本)的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名《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在附录中也收入了日本大乘寺本《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于2000年重版此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第1册中，收入《坛经》五种，即：敦煌本斯5475号(影印并抄录)、敦博本077号(影印)、曹溪原本(据嘉兴藏影印)、日本兴圣寺藏宋本(影印)和宗宝本(据嘉兴藏影印)。1997年2月，周一良在文物出版社出版《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原本”之意，是为未经后人润色整理的，共收入五种，即：北京图书馆藏有字79号卷子残页、北京图书馆藏冈字48号卷子、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斯5475号册子、敦煌博物馆藏077号册子及旅顺博物馆原藏已迷失册子首尾照片【实际只收入4种。】，全部影印，再依此录出“原本”，加标点及简单的校记。1998年12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邓文宽、荣新江录校的《敦博本禅籍录校》，其中包括《坛经》。如果加上一些白话本和讲经本，20世纪的佛教出版物中，《坛经》亦可被认为是印刷量最大的一本佛经【因为除了正规出版社出版外，在教界还出版了不少的与《坛经》有关的各种本子，包括标点本、影印本、注释本和讲经本。数目太多，难以尽举。】。
胡适在1966年1月8日写成《〈坛经〉考之一》，指出《曹溪大师别传》和《坛经》之间的并列关系，契嵩三卷是将文字“鄙俚繁杂”的《坛经》的真正古本和《曹溪大师别传》结合，而宗宝本则是在此基础上增改而成，明藏本以契嵩本为祖本。杜继文、魏道儒认为，《坛经》是经过多个禅宗宗派增删修订，逐步演化而成的，说它是集体产品，比推测它只有一个原本要全面【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182页。】。郭朋在《坛经校释》的序言中，考察分析了胡适、印顺观点及一些日本学者特别是石井修道观点，认为胡适用“明藏本”的提法尤为不妥，《曹溪大师别传》也不能和《坛经》并列，因为它不是《坛经》的一个本子【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11页。】。他对印顺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对石井修道的观点有具体介绍和评论，认为他列出的《坛经》流变图中涉及的14种《坛经》，最根本的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其余的都不过是这4种本子的翻刻和传抄而已。杨曾文在其《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中对《坛经》的流变有详尽的叙述，以《坛经》(不存)祖本为源头，衍生出敦煌原本(不存)和惠昕原本(所谓文繁古本，不存)。从敦煌原本衍生出敦煌本、敦博本、西夏文本三个本子；从惠昕原本衍生出惠昕本和契嵩本。日本的天宁寺本、大乘寺本、兴圣寺本等，均在惠昕本的传刻本上形成。契嵩本下，又衍生出曹溪原本、德异本和宗宝本，此三种本子又有各自的传刻本。明代以后的各种藏经本，包括日本的一些藏经本，都以宗宝本为基础。洪修平不同意杨曾文把敦煌本与惠昕本看作是《坛经》祖本后的两个并列系统的观点，主张两者“至少应该是交叉关系”【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02页。】。他所列的《坛经》诸本关系图表，以《坛经》原本(不存)为最早，衍生出“南方宗旨”本和文繁的古本(均不存)，与此并列的是《曹溪大师别传》。敦煌本直接从南方宗旨本而来，惠昕本直接来自文繁的古本，并与敦煌本也有关系，契嵩本是文繁的古本和《曹溪大师别传》结合成，这和胡适的看法有相近之处。契嵩本衍生出德异本和曹溪原本，此两个本子又衍生出宗宝本，而宗宝本也与惠昕本有联系。
1929年胡适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辟《神会与六祖坛经》一节，指出“《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353页。】。学术界基本的倾向是承认神会对《坛经》有改动之处，但具体说法稍有差异。汤用彤在其《隋唐佛教史稿》只是沿用法海记集说，“相传门徒法海据其言行录为《坛经》”【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189页。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2页。】。石峻等认为，《坛经》最早的本子，是慧能的弟子根据其讲法记录下来的，神会只不过是根据它而加以发挥而已。吕澄说，“显然编纂于神会门徒之手”【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374页。】，是否就是依照神会的说法改动了《坛经》，还有待研究【同上书，222页。】。葛兆光重申神会一系与《坛经》确有关系【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57页。】。
净慧法师的观点，则代表了教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在《〈六祖坛经〉与生活禅》中，净慧法师重申说：“曹溪原本应该是《六祖坛经》最原始、最具有权威的本子。”“因为六祖说法是在南方，记录《六祖坛经》的法海禅师就是韶关人，六祖的衣钵和真身都保存在韶关的南华寺。我们佛教界历来的传统就是非常重视每一位祖师有形有相的遗物，认为遗物是法的代表、法的化身、法的体现，我们尊重这些遗物就是尊重法，这是从事相上来讲以事显理。那么对于真正记载六祖大师法语的《坛经》，他们没有理由不重视，没有理由不把它作为无上法宝。所以在曹溪——就是六祖真身的所在之地保存了一部曹溪原本的《六祖坛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对慧能的出身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瑶族说，二是仡佬族说，侯外庐等持慧能的母亲为瑶族说，而未言慧能自身的民族【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59年，264页。】，张春波沿用此说【张春波：《慧能》，《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602页。】，近年也有学者提出越族说【姜永兴：《禅宗六祖慧能是越族人》，《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侯外庐专以“獠”字指少数民族【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264页。】，冯友兰笼统地以“獦獠”指少数民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260页。】，张春波认为是唐代统治阶级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污蔑性称呼。方立天则指明是当时对岭南土著的侮称【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273页。杨曾文也同意此说，见《唐五代禅宗史》，150页。】，郭朋解释得较为详细，是“对携犬行猎为生的南方少数民族的侮称”【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页。】，潘重规对此有专门研究，基本观点未出此义，又指出古籍中“獦”“猎”的混用【潘重规：《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獦獠》，《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3期，1992年10月。】。《辞源》中释为仡佬。
４、关于禅宗的心性论研究
中期的禅宗思想研究，从开始的主观…
《禅宗研究一百年》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