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爲大禅師的佛陀扇多。”【《與胡適之論菩提達摩書》，《海潮音》，1928年7期，7頁。】叁是認爲六祖慧能創立南宗，禅宗正式形成。這一觀點占學術界的主流，任繼愈主張，“我們把惠能當作中國禅宗的真正創始人”【任繼愈：《禅宗哲學思想略論》，《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233頁。】。石峻、方立天等也持此論，方立天提出依據說，慧能以前的禅學“還夠不上嚴格意義的宗派”【石峻等：《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2卷第4冊，中華書局，1983年，1頁。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中華書局，1982年，272頁。】。胡適由于對神會的研究而得出神會是“新禅學的建立者”的觀點【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胡適學術文集．中國佛學史》，中華書局，1997年，358頁。】，引起學界重視，于是有以張春波爲代表的觀點，否認胡適對神會在此問題上的擡高，承認禅宗的創立是慧能和神會“共同努力的結果”。【張春波：《慧能》，《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2卷，齊魯書社，1980年，675頁。】四是認爲五祖弘忍東山法門的創立是禅宗的成立，其中以杜繼文爲代表。他說：“應該說，中國禅宗到道信、弘忍而正式形成。他們繼承達摩以來關于衆生“心性”即是“佛性”的基本思想，在佛教內外多種打擊和排斥下，完成了以自信自立、自求解脫這中心教義的立宗工作，爲長期流動的禅僧們創建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據點，組成了生活上比較有保障的群體。黃梅禅系是一個榜樣，不久就成爲佛教內外、朝野上下注目的對象，剩下的問題，就是唐王朝的正式承認了。”【《中國禅宗通史》，70頁。】這個說法在1994年召開的“首屆禅宗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黃梅會議)得到了一些與會代表的認可。“中國禅宗並非創始于達摩，也非創始于惠能，更非創始于神會，而是初創于道信，完成于弘忍。”【《“東山法門”與禅宗》，2頁。】楊曾文、葛兆光、洪修平等人也同意此說。
３、關于《壇經》版本和六祖慧能的研究
1965年1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彙編》(隋唐部分)下冊的《禅宗》一節中，以《關于惠能的事迹和思想》爲題，依宗寶本，摘錄了一些材料，並加標點注釋，是一個不完全的整理本。1982年，中華書局編輯出版《中國佛教典籍選刊》，郭朋以日本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校訂的敦煌本《壇經》爲底本，參照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作成《壇經校釋》一書，1983年9月初版，到1997年10月已是第6次印刷。1980年，中華書局編輯出版《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遍》，其中第2卷第4冊爲禅宗卷，1983年6月第1版，收入了《壇經》的敦煌本和宗寶本，加以標點。楊曾文在1986初步完成對敦煌博物館所藏《壇經》寫本(敦博本)的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名《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在附錄中也收入了日本大乘寺本《壇經》。宗教文化出版社于2000年重版此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中國佛教叢書．禅宗編》第1冊中，收入《壇經》五種，即：敦煌本斯5475號(影印並抄錄)、敦博本077號(影印)、曹溪原本(據嘉興藏影印)、日本興聖寺藏宋本(影印)和宗寶本(據嘉興藏影印)。1997年2月，周一良在文物出版社出版《敦煌寫本壇經原本》，“原本”之意，是爲未經後人潤色整理的，共收入五種，即：北京圖書館藏有字79號卷子殘頁、北京圖書館藏岡字48號卷子、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5475號冊子、敦煌博物館藏077號冊子及旅順博物館原藏已迷失冊子首尾照片【實際只收入4種。】，全部影印，再依此錄出“原本”，加標點及簡單的校記。1998年12月，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鄧文寬、榮新江錄校的《敦博本禅籍錄校》，其中包括《壇經》。如果加上一些白話本和講經本，20世紀的佛教出版物中，《壇經》亦可被認爲是印刷量最大的一本佛經【因爲除了正規出版社出版外，在教界還出版了不少的與《壇經》有關的各種本子，包括標點本、影印本、注釋本和講經本。數目太多，難以盡舉。】。
胡適在1966年1月8日寫成《〈壇經〉考之一》，指出《曹溪大師別傳》和《壇經》之間的並列關系，契嵩叁卷是將文字“鄙俚繁雜”的《壇經》的真正古本和《曹溪大師別傳》結合，而宗寶本則是在此基礎上增改而成，明藏本以契嵩本爲祖本。杜繼文、魏道儒認爲，《壇經》是經過多個禅宗宗派增刪修訂，逐步演化而成的，說它是集體産品，比推測它只有一個原本要全面【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禅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182頁。】。郭朋在《壇經校釋》的序言中，考察分析了胡適、印順觀點及一些日本學者特別是石井修道觀點，認爲胡適用“明藏本”的提法尤爲不妥，《曹溪大師別傳》也不能和《壇經》並列，因爲它不是《壇經》的一個本子【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11頁。】。他對印順的觀點持贊同的態度，對石井修道的觀點有具體介紹和評論，認爲他列出的《壇經》流變圖中涉及的14種《壇經》，最根本的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其余的都不過是這4種本子的翻刻和傳抄而已。楊曾文在其《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中對《壇經》的流變有詳盡的敘述，以《壇經》(不存)祖本爲源頭，衍生出敦煌原本(不存)和惠昕原本(所謂文繁古本，不存)。從敦煌原本衍生出敦煌本、敦博本、西夏文本叁個本子；從惠昕原本衍生出惠昕本和契嵩本。日本的天甯寺本、大乘寺本、興聖寺本等，均在惠昕本的傳刻本上形成。契嵩本下，又衍生出曹溪原本、德異本和宗寶本，此叁種本子又有各自的傳刻本。明代以後的各種藏經本，包括日本的一些藏經本，都以宗寶本爲基礎。洪修平不同意楊曾文把敦煌本與惠昕本看作是《壇經》祖本後的兩個並列系統的觀點，主張兩者“至少應該是交叉關系”【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與演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02頁。】。他所列的《壇經》諸本關系圖表，以《壇經》原本(不存)爲最早，衍生出“南方宗旨”本和文繁的古本(均不存)，與此並列的是《曹溪大師別傳》。敦煌本直接從南方宗旨本而來，惠昕本直接來自文繁的古本，並與敦煌本也有關系，契嵩本是文繁的古本和《曹溪大師別傳》結合成，這和胡適的看法有相近之處。契嵩本衍生出德異本和曹溪原本，此兩個本子又衍生出宗寶本，而宗寶本也與惠昕本有聯系。
1929年胡適在《荷澤大師神會傳》中辟《神會與六祖壇經》一節，指出“《壇經》的主要部分是神會所作”【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胡適學術文集．中國佛學史》，353頁。】。學術界基本的傾向是承認神會對《壇經》有改動之處，但具體說法稍有差異。湯用彤在其《隋唐佛教史稿》只是沿用法海記集說，“相傳門徒法海據其言行錄爲《壇經》”【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189頁。石峻等《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2卷第4冊，2頁。】。石峻等認爲，《壇經》最早的本子，是慧能的弟子根據其講法記錄下來的，神會只不過是根據它而加以發揮而已。呂澄說，“顯然編纂于神會門徒之手”【呂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374頁。】，是否就是依照神會的說法改動了《壇經》，還有待研究【同上書，222頁。】。葛兆光重申神會一系與《壇經》確有關系【葛兆光：《中國禅思想史——從6世紀到9世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57頁。】。
淨慧法師的觀點，則代表了教界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在《〈六祖壇經〉與生活禅》中，淨慧法師重申說：“曹溪原本應該是《六祖壇經》最原始、最具有權威的本子。”“因爲六祖說法是在南方，記錄《六祖壇經》的法海禅師就是韶關人，六祖的衣缽和真身都保存在韶關的南華寺。我們佛教界曆來的傳統就是非常重視每一位祖師有形有相的遺物，認爲遺物是法的代表、法的化身、法的體現，我們尊重這些遺物就是尊重法，這是從事相上來講以事顯理。那麼對于真正記載六祖大師法語的《壇經》，他們沒有理由不重視，沒有理由不把它作爲無上法寶。所以在曹溪——就是六祖真身的所在之地保存了一部曹溪原本的《六祖壇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對慧能的出身大致有兩種觀點，一是瑤族說，二是仡佬族說，侯外廬等持慧能的母親爲瑤族說，而未言慧能自身的民族【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59年，264頁。】，張春波沿用此說【張春波：《慧能》，《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2卷，602頁。】，近年也有學者提出越族說【姜永興：《禅宗六祖慧能是越族人》，《廣東社會科學》，1987年第2期。】。 侯外廬專以“獠”字指少數民族【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上)，264頁。】，馮友蘭籠統地以“獦獠”指少數民族【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260頁。】，張春波認爲是唐代統治階級對我國南方少數民族的汙蔑性稱呼。方立天則指明是當時對嶺南土著的侮稱【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273頁。楊曾文也同意此說，見《唐五代禅宗史》，150頁。】，郭朋解釋得較爲詳細，是“對攜犬行獵爲生的南方少數民族的侮稱”【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9頁。】，潘重規對此有專門研究，基本觀點未出此義，又指出古籍中“獦”“獵”的混用【潘重規：《敦煌寫本〈六祖壇經〉中的獦獠》，《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3期，1992年10月。】。《辭源》中釋爲仡佬。
４、關于禅宗的心性論研究
中期的禅宗思想研究，從開始的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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