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方面转到了心性论的研究【关于慧能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问题，参董群《五十年来的慧能研究》，《1997～1998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62～163页。】，例如方立天就认为“禅宗思想体系包括本体论、心性论、道德论、本悟论、修持论和境界论等思想要素，其是最主要的是心性论、功夫论和境界论三大要素，分别阐明了禅修成佛的根据(基础)、方法(中介)和目的(境界)三个基本问题。从这三大思想要素的相互关系来看，心性论是禅宗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禅宗精神——禅宗思想的本质、核心及其特点》，《哲学研究》，1995年第3期。】。对禅宗心性论的理论来源问题，主要有二种看法，一是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背景来谈，如方立天、麻天祥、杨曾文等大多数人就认为心性的思想明显受到了道教和儒教的影响。这方面的论述如方立天《从对“如何是佛”的回答看禅宗的核心思想》【《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儒家对佛教论的影响》【《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4期。】、《简论中印佛教心性思想之异同》【《佛学研究》，1996年刊。】，以及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还有其他人从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的关系，以及佛学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来谈这个问题。如李远国认为：“汉地佛教心性论应该说大致经历了中观心空论、佛性恒有论和真常唯心论三个主要阶段，其基本思想也是以此展开的，也可以说，三者又是构成佛教心性论的三个思维层次。……总体上说，心空论是心性论准备时期，佛性论阶段是心性论孕育时期，而唯心论则是中国佛教心性论的成熟时期。”【《中国佛教心性论之演变与特色》，《西南民族学院》第19卷第5期，1998年10月。此外，杜继文先生也有类似说法，参《中国禅宗通史．前言》。】这种说法实为中国般若学、唯识学和《起信论》几种思想的概括，但作为禅宗的心性论的思想来源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禅宗是中国民族化佛教的结果，其思想固然有佛教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佛教的作用力。总之，学术界讨论禅宗心性论的思想，表明这时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是哲学思想和认识论特点的探究，而更加关注于从思想背景和宏观的角度来把握禅宗的思想特点，同时更加强调禅宗的修行方法论，尽可能地从禅宗宗教实践的角度和宗教解脱目的论的性质来看待这一问题。如邢东风认为：“禅是当代东西方思想文化领域关注的热点之一，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通过参究与研究两种不同的方式把握禅，从而形成现代禅学中的诸多歧议和争论。参究与研究分别从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把握禅，它们所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均有不同。禅既是主体实践的方式又是客观认知的对象，禅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参究与研究都有各自的有效范围。参究与研究不能互相替代而又可以互补，它们都是把握禅的必要手段。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禅；只有清楚地了解这两种把握禅的方式，才能克服禅学中的误解和对话障碍。”【《参究与研究：把握禅的两种方式》，《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十几年来，大多数学者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隋唐时期的佛学以心性问题的探讨为核心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心性论，而禅宗恰恰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它构成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方立天说：“从禅宗思想体系的内涵、结构、核心来看禅宗的基调是以心性论为基点，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的文化理想。贯穿于禅宗心性学说、文化思想的本质内容是：自然——内在——超越。”【《禅宗精神——禅宗思想的本质、核心及其特点》，《哲学研究》，1995年第3期。】还有不少学者都指出了禅宗的主体思想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主体性”也可以说是“心性论”的另一种表述，因为心性就是宗教实践主体的实质内容，只要承认禅宗思想是心性论，自然会肯定禅宗思想的主体性。在对禅宗“顿悟”说的理解和解释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禅宗所说的“顿悟”就是一种“灵感”，可以称之为灵感论；二是引入精神分析理论的“无意识”概念来解释禅宗的“顿悟”，可以称之为无意识说；三是借助存在心理学的“高峰体验”概念来说明禅宗的“顿悟”，可以称之为高峰体验说【这几种说法多是受到当代国外研究成果的启示，其中葛兆光的著作中有精彩的论述。】。另外也有用非形式化的实践方式和否定性的思维方式等角度来说明禅宗思想的非理性主义的【前者如邢东风《禅悟之道》，后者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董群《禅宗伦理》从伦理学方面作了一些独特的研究，主要从善恶观与修行观方面作了考察。也有的著作从戒律观方面作了阐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可参考业露华《中国佛教伦理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王月清《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对禅宗人物思想的研究，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一书，具有较高的水平。宗密作为一位在历史上作出贡献的大家，过去我们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而在港台地区和日本等国，对宗密的研究非常多，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本书是在宗密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成果。作者在书中对宗密的生平、著作和思想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与梳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宗密的融和会通的思想，作为中心加以论述，尤其是宗密与华严思想的关系，及其所受华严思想的影响，指出在其思想理论的建设上，华严的方法论是一大特色，较好地解释了宗密的思想理路。同时作者还将宗密的理论，尤其是有关佛教的名相概念给予了深入细致的剖析，特别重视它在佛教历史中的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一部分内容也为过去不多见，此外，对宗密与儒道二家的关系之论述，特别是宗密对后来宋明理学的心性说的影响，作者给予了较多地研究，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因受资料所限，有的地方猜测性成分多了一些。刘泽亮的《黄檗禅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与宗密研究有相同之处，在论证绵密与材料的收集与整理方面，有其独到的地方。
５、对宋以后的禅宗史之研究
关于宋代以后的禅宗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又一个重点。这方面的著作主要以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源流》【魏道儒另有《宋代禅宗文化》，但基本内容都在《中国禅宗源流》内。】，和吴立民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为主。麻着以禅宗史上主要人物的思想和禅法为线索，剖析了他们的思想背景，尤其是在文化史的背景下，从整个社会思潮切入，来看待宋以后出现的各种禅法、文人与禅、禅学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杜着是在禅宗史料的基础上，从人物入手，通过对历史上重要禅师的生平和禅法来总述禅宗的发展，尤其对宋代佛教的分期，文字禅的流传，都有一定的研究。吴着则是站在佛教的立场，按照佛教的记载来叙述禅宗的历史，特别是在一些与禅宗有关地名的考证上有自己的特点。著名史学家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诤记》一版再版。至今学术界还没有同类的著作出现，仍居于领先的地位。当然对此作一些增补的工作始终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一些论文中，其中田光烈的《临济宗在中国西南的传播及其影响》【《法音．学术版》，1988年。】对西南禅宗做了探究，属于与陈垣先生著述同一类型的文章，宏观性较强。另外贵州的一些文史工作者对这方面做了较多的详细研究【可以参见贵州学者张新民、王路平等人的文章。】，但是还没有形成专著出版。现在我国对禅宗的研究正在转向这一方向，宋元明清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些学者案头的主要工作【例如杨曾文先生正在撰写《宋元佛教史》。】。但是由于学术界通常认为宋代以后的佛教在学术上没有建树，明清的佛教更是衰颓，故对这方面的研究在思想史上除了比较重视三教合一的思潮之外，对禅宗思想的本身至今没有产生更好的成果来。
值得关注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代表大陆当代禅法主流的，是净慧法师提倡的生活禅。净慧法师在《生活禅开题》中说：“所谓生活禅，即将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采。”并提出了《修生活禅的四个要点》：“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因为它是“针对现代生活，对禅师禅乃至全体佛法的灵活运用，是对佛教积弊痼疾的改革针治，契理契机，意蕴深闳。”(陈兵《生活禅浅识》)自这一理念提出之后，引起了教内外、海内外的普遍重视与好评，“生活禅”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当代禅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６、对禅宗与道家、玄学、文学的综合研究
伴随着“禅学热”的过程，一些与禅宗有联系的综合性研究，如禅与道家、禅与玄学、禅与理学、禅与诗、禅与文学(如《红楼梦》等)、禅与艺术(如书画)、禅与气功、禅与武术、禅与茶、禅与士大夫、禅与国民性，等等，也有学者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成果为数不少，其中禅语言的研究以袁宾较为突出，其所着的《禅宗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国内唯一一部禅宗方面的专门工具书，书中对禅宗语言的词语用法、文法的类型结构等问题进行研究，具体地考证了一些禅籍里使用的文字，这些文字现在并不多用，在当时则是属于各朝代的口语【作者还有《禅语译注》，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可供参考。】。周裕锴的《禅宗语言》【浙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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