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民出版社，1999年。】对禅宗语言研究而言是一部最系统的学术专著，其特点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把禅宗语言研究和宗教研究较好地结合起来。作者认为“离开语言研究，无法真正理解禅宗宗教革命的意义，灯录所载固然不是信史，但其中祖师的言行，最能体现禅宗中国化的精髓，有一种语境的真实。而离开思想史研究，也无法准确理解禅语语法所特有的逻辑、禅语词汇所特有的词义、禅语修辞所特有的功能。因为语言并不是逻辑的家园，而是存在的家园。换言之，禅宗语言中最荒诞、最不合理性的部分，并非只是乱七八糟的胡言乱语，而是以其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而具有一个概念的形式、概念的结构，因而也必然具有一个可理解的意义。把这种意义揭示出来，仅有语言学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于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的共同合作。”【《禅宗语言》，4页。】指出禅宗的语言观经历了一个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再到“不立文字”的演变过程，禅宗的语言实践也经历了从规范化到不规范化再到规范化的变化过程，而这些过程都受到禅宗的宗教实践变化和世俗文化整合的影响，禅宗的语言具有象征性、隐晦性、乖谬性、游戏性、通俗性、递创性、随机性等特征【关于禅宗语言的研究情况，参邢东风《禅宗语言研究管窥》，《世界宗教文化》，2001年第4期。】。禅文学的研究以孙昌武的研究为胜，他所作的《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年。】指出了禅宗的文学性，特别是禅诗的特点。对禅宗诗歌的研究以吴言生的成果较为特出，他的“禅学三书”——《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中华书局，2001年。】旨在打通禅学与文学，进入自由境界。与一般的禅宗研究著作不同的是，“禅学三书”以掌握第一手文本材料为前提，注重宏观的理性透视与深透的禅悟直觉相结合。《禅宗诗歌境界》在努力汲取中国佛教史、禅宗思想史、中国诗歌史领域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从对禅宗诗歌文本、禅宗宗风、禅宗哲学、佛典与禅思以及对禅本义的体证与理解出发，在具体分析了禅宗诗歌文本后，对禅宗诗歌境界作出了高屋建瓴的总结和揭示：“禅宗诗歌表达独特的禅悟体验，其审美境界的范型是触目菩提的现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珠光交映的圆融境、饥餐困眠的日用境。禅悟体验剿绝情识，不容凑泊，形成了触目菩提的现量境；禅悟体验要求主体以空灵之心原真地直观审美对象，能所俱泯，形成了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禅悟体验是万物圆融互摄，处于重重无尽的缘起中，形成了珠光交映的圆融境；禅悟体验圆融得脱落了圆融念，形成了饥餐困眠的日用境。现量境触目菩提，不容拟议；直觉境能所双亡，色相俱泯；圆融境珠光交映，重重无尽；日用境饥餐困眠，脱落身心。”填补了禅宗诗歌研究的空白。《禅宗思想渊源》则论述了对禅宗思想影响最大的十部佛教经典与禅宗思想的关系，指出：“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如来藏思想影响了禅宗的本心论，揭示自性沉迷缘由的唯识思想影响了禅宗的迷失论，以遣除扫荡的不二法门为特色的般若思想影响了禅宗的开悟论。禅宗的境界论，既是开悟论的推展，又是向本心论的回归，在体现华严圆融思想的同时，深深地烙上了如来藏思想和般若思想的印痕。”《禅宗哲学象征》分别从公案与颂古禅宗语言的诗喻性两个角度，强调：“禅宗的一切感悟，都不外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它们形成了禅宗哲学的基本结构。”作者又分别使用“大乘佛教经典话语、禅宗哲学象征话语、禅宗诗歌境界话语”三组话语材料加以阐说，达到了翔实材料和客观分析较好结合，缜密分析与开放阐释的较好统一【关于禅学三书的评论，主要有沈扬：《从文献学的角度看禅宗》，《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禅》刊记者：《开创禅宗研究的新局面》，《禅》2001年第5期；王丽心：《读禅学三书感言》，《禅》2001年第6期；田耕宇：《论析佛理、禅意、诗境，圆融佛心、禅韵、诗情》，《书品》2001年6期；康震：《禅思意韵与诗性智慧》，《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12期；方立天：《禅宗思想、哲学、诗歌研究的可喜成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又见《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姚玉港：《禅机与现代汉语》，《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1月31日；徐文明：《一枝三葩，三车一乘》，《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明尧：《鸿文三卷印禅心》，《法音》2002年第2期；唐均：《评吴言生〈禅学三书〉》，《华林》第2卷，中华书局，2002年；楼宇烈：《禅学的文本阐释与诗意接受》，《哲学研究》2002年第5期。】。周裕锴的《中国禅宗与诗歌》对禅宗与中国诗歌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指出“佛教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佛教的诗化，禅宗发展史的种种事实正鲜明地展现了这一诗化的过程”。这些探讨都是过去不多见的，因之有著积极的意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后面所附的《近百年禅诗研究论文目录》，较为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是为继续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提供了一个门径。关于禅宗与中国文学的专著还有金丹元《禅意与化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张伯伟《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赖永海《佛道诗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等等。此外，陈兵着《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从气功认同的立场出发来说明二者的关系，并论证二者原理的相通性。此外，近年对禅宗美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不菲的成果。李泽厚认为：“禅宗同整个中国哲学一样，其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并把佛教美学列为中国古典美学四大思潮之一。刘纲纪将禅宗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中晚唐是准备时期，宋是完成时期，元、明、清是多方面影响和深入发展时期”。唐代禅宗对文艺与美学的影响，最早表现在诗人兼画家王维的身上【参王典宏：《近年来佛家美学研究概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4期。】。近来还出版了潘知常《生命的诗境——禅宗美学的现代诠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皮朝纲《禅宗美学史稿》【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建疆《庄禅美学》【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刘方《诗性栖居的冥想——中国禅宗美学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节末《禅宗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一批成果。【参马奔腾：《当代禅美学研究述评》，《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７、其他禅宗文献的整理
禅宗文献的整理一直是我国学者的一个强项【关于这一问题的综述参邢东风《当代禅宗文献研究述评》，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1999-2000》，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除了前述《坛经》的整理以外，近年来还有关于神会语录的整理与研究，杨曾文整理的《神会和尚禅话录》【中华书局，1996年。】堪称此类成果的代表。本书是同一作者完成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的姊妹篇，二者的价值不相上下。由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明五位教授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1992年。】，是一套规模适中、比较系统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里面集中收录了一部分禅宗方面的文献资料，基本涵盖了从南北朝时期到晚唐时期禅宗的最主要资料，既有20世纪发现的敦煌文献，也有历史上一直流传的禅宗文献，所选资料一律加上新式标点，而且对所选录的敦煌文本做了适当的校勘，是一部迄今为止编选最精当、规模最适中的禅宗资料。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丛书．禅宗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较大型的禅宗资料选编，表现了禅宗研究者对禅宗文献问题的自觉和重视。1990年代以后，《祖堂集》首次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996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吴福祥、顾之川的校订本。200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华的校订本。此外，还有苏渊雷校订《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萧萐父、吕有祥校订《古尊宿语录》【中华书局，1994年。】，杨曾文编校《临济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苏军点校《禅苑清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张子开点校《赵州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贵州省佛教界和学术界通力合作点校出版的《黔灵山志》【贵州弘福寺印，2000年。】、《贵阳高峰了尘和尚事迹》【巴蜀书社，2000年版。】、《黔僧语录》【巴蜀书社，2000年版。】、《续黔僧语录》【巴蜀书社，2000年版。】、《锦江禅灯》【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黔南会灯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温玉成对河南禅宗碑刻的遗迹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发现了新的禅宗资料，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的禅宗史实(如北宗消亡的大致年代)，解决了一些禅宗史上有疑义的问题(如神会的生卒年问题)，这是世纪末禅宗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参见温玉成：《中国佛教史上十二问题补正》，《佛学研究》1997年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五、结 语
以上笔者简略介绍了20世纪禅宗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禅宗研究有这样一个规律，即两头大，中间小，呈现出U字形，这与世界和中国的学术环境、佛教界的情况有密切关系，说明我国的禅宗研究乃至宗教研究始终是随着社会的脉搏跳动的，佛教研究和禅宗研究与社会政治及经济的情况是分不开的。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的背景下，禅宗的研究从初创到发展，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令人感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佛教研究繁荣，禅宗的研究成果尤多，要想在一篇文章内全部介绍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本文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仅是介绍了一些最重要的成果而已，肯定还有遗漏。应当指出，我国台湾省与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还有不少学者在从事禅宗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是由于资料所限，本文无法介绍出来，只好俟来日弥补。总之，新时期我国禅研究的范围涉及到禅宗的方方面面，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但是也要看到，高质量的成果并不多，很多成果虽然有创新的意义，填补了空白，然而在水平上还不是令人十分满意，甚至还有一些硬伤出现。当前，我国学术界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在有些领域我们的确存在着一些差距，例如对一些禅籍的整理与考证；但在有的领域我们则可能处于领先的地位，如关于宋元以后的禅宗研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必自我菲薄，而是要像禅宗祖师所说的那样，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坚持我们既定的研究方向，走自己的路，同时还要不断地向国外的同行学习，增进交流，借鉴他们的先进的治学方法和优秀成果，如此，新世纪的禅宗研究就将会出现一个飞跃。我们企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本文的写作得到董群先生与邢东风先生的支持与帮助，特此致谢。】！
［黄夏年，1954年生，江苏常熟市人，哲学硕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世界宗教文化》主编。发表有《百年佛学研究》、《百年唯识学研究》、《20世纪欧美的佛教研究》、《20世纪亚洲的佛教研究》、《20世纪天台佛教研究》、《当前中国佛学研究的难点与对策》等论文。］
《禅宗研究一百年》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