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民出版社，1999年。】對禅宗語言研究而言是一部最系統的學術專著，其特點是從語言哲學的角度把禅宗語言研究和宗教研究較好地結合起來。作者認爲“離開語言研究，無法真正理解禅宗宗教革命的意義，燈錄所載固然不是信史，但其中祖師的言行，最能體現禅宗中國化的精髓，有一種語境的真實。而離開思想史研究，也無法准確理解禅語語法所特有的邏輯、禅語詞彙所特有的詞義、禅語修辭所特有的功能。因爲語言並不是邏輯的家園，而是存在的家園。換言之，禅宗語言中最荒誕、最不合理性的部分，並非只是亂七八糟的胡言亂語，而是以其代表著一種特殊的存在方式而具有一個概念的形式、概念的結構，因而也必然具有一個可理解的意義。把這種意義揭示出來，僅有語言學的努力是不夠的，還必須借助于哲學、曆史學、宗教學的共同合作。”【《禅宗語言》，4頁。】指出禅宗的語言觀經曆了一個從“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再到“不立文字”的演變過程，禅宗的語言實踐也經曆了從規範化到不規範化再到規範化的變化過程，而這些過程都受到禅宗的宗教實踐變化和世俗文化整合的影響，禅宗的語言具有象征性、隱晦性、乖謬性、遊戲性、通俗性、遞創性、隨機性等特征【關于禅宗語言的研究情況，參邢東風《禅宗語言研究管窺》，《世界宗教文化》，2001年第4期。】。禅文學的研究以孫昌武的研究爲勝，他所作的《禅思與詩情》【中華書局，1997年。】指出了禅宗的文學性，特別是禅詩的特點。對禅宗詩歌的研究以吳言生的成果較爲特出，他的“禅學叁書”——《禅宗思想淵源》、《禅宗哲學象征》、《禅宗詩歌境界》【中華書局，2001年。】旨在打通禅學與文學，進入自由境界。與一般的禅宗研究著作不同的是，“禅學叁書”以掌握第一手文本材料爲前提，注重宏觀的理性透視與深透的禅悟直覺相結合。《禅宗詩歌境界》在努力汲取中國佛教史、禅宗思想史、中國詩歌史領域最新成果的基礎上，從對禅宗詩歌文本、禅宗宗風、禅宗哲學、佛典與禅思以及對禅本義的體證與理解出發，在具體分析了禅宗詩歌文本後，對禅宗詩歌境界作出了高屋建瓴的總結和揭示：“禅宗詩歌表達獨特的禅悟體驗，其審美境界的範型是觸目菩提的現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覺境、珠光交映的圓融境、饑餐困眠的日用境。禅悟體驗剿絕情識，不容湊泊，形成了觸目菩提的現量境；禅悟體驗要求主體以空靈之心原真地直觀審美對象，能所俱泯，形成了水月相忘的直覺境；禅悟體驗是萬物圓融互攝，處于重重無盡的緣起中，形成了珠光交映的圓融境；禅悟體驗圓融得脫落了圓融念，形成了饑餐困眠的日用境。現量境觸目菩提，不容擬議；直覺境能所雙亡，色相俱泯；圓融境珠光交映，重重無盡；日用境饑餐困眠，脫落身心。”填補了禅宗詩歌研究的空白。《禅宗思想淵源》則論述了對禅宗思想影響最大的十部佛教經典與禅宗思想的關系，指出：“強調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的如來藏思想影響了禅宗的本心論，揭示自性沈迷緣由的唯識思想影響了禅宗的迷失論，以遣除掃蕩的不二法門爲特色的般若思想影響了禅宗的開悟論。禅宗的境界論，既是開悟論的推展，又是向本心論的回歸，在體現華嚴圓融思想的同時，深深地烙上了如來藏思想和般若思想的印痕。”《禅宗哲學象征》分別從公案與頌古禅宗語言的詩喻性兩個角度，強調：“禅宗的一切感悟，都不外本心論、迷失論、開悟論，境界論，它們形成了禅宗哲學的基本結構。”作者又分別使用“大乘佛教經典話語、禅宗哲學象征話語、禅宗詩歌境界話語”叁組話語材料加以闡說，達到了翔實材料和客觀分析較好結合，缜密分析與開放闡釋的較好統一【關于禅學叁書的評論，主要有沈揚：《從文獻學的角度看禅宗》，《中華讀書報》2001年9月19日；《禅》刊記者：《開創禅宗研究的新局面》，《禅》2001年第5期；王麗心：《讀禅學叁書感言》，《禅》2001年第6期；田耕宇：《論析佛理、禅意、詩境，圓融佛心、禅韻、詩情》，《書品》2001年6期；康震：《禅思意韻與詩性智慧》，《中國圖書評論》2001年12期；方立天：《禅宗思想、哲學、詩歌研究的可喜成果》，《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又見《覺群學術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2年；姚玉港：《禅機與現代漢語》，《中國圖書商報》2002年1月31日；徐文明：《一枝叁葩，叁車一乘》，《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明堯：《鴻文叁卷印禅心》，《法音》2002年第2期；唐均：《評吳言生〈禅學叁書〉》，《華林》第2卷，中華書局，2002年；樓宇烈：《禅學的文本闡釋與詩意接受》，《哲學研究》2002年第5期。】。周裕锴的《中國禅宗與詩歌》對禅宗與中國詩歌的關系做了深入探討，指出“佛教的中國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佛教的詩化，禅宗發展史的種種事實正鮮明地展現了這一詩化的過程”。這些探討都是過去不多見的，因之有著積極的意義。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吳言生《禅宗詩歌境界》後面所附的《近百年禅詩研究論文目錄》，較爲集中地反映了20世紀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無疑是爲繼續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提供了一個門徑。關于禅宗與中國文學的專著還有金丹元《禅意與化境》【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張伯偉《禅與詩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謝思炜《禅宗與中國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賴永海《佛道詩禅》【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等等。此外，陳兵著《佛教禅學與東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從氣功認同的立場出發來說明二者的關系，並論證二者原理的相通性。此外，近年對禅宗美學的研究也取得了不菲的成果。李澤厚認爲：“禅宗同整個中國哲學一樣，其趨向和頂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學。”並把佛教美學列爲中國古典美學四大思潮之一。劉綱紀將禅宗美學的發展分爲叁個時期，“中晚唐是准備時期，宋是完成時期，元、明、清是多方面影響和深入發展時期”。唐代禅宗對文藝與美學的影響，最早表現在詩人兼畫家王維的身上【參王典宏：《近年來佛家美學研究概述》，《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4期。】。近來還出版了潘知常《生命的詩境——禅宗美學的現代诠釋》【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皮朝綱《禅宗美學史稿》【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王建疆《莊禅美學》【甘肅文化出版社，1998年。】，劉方《詩性棲居的冥想——中國禅宗美學思想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張節末《禅宗美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一批成果。【參馬奔騰：《當代禅美學研究述評》，《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７、其他禅宗文獻的整理
禅宗文獻的整理一直是我國學者的一個強項【關于這一問題的綜述參邢東風《當代禅宗文獻研究述評》，曹中建主編《中國宗教研究年1999-2000》，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除了前述《壇經》的整理以外，近年來還有關于神會語錄的整理與研究，楊曾文整理的《神會和尚禅話錄》【中華書局，1996年。】堪稱此類成果的代表。本書是同一作者完成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的姊妹篇，二者的價值不相上下。由石峻、樓宇烈、方立天、許抗生、樂壽明五位教授編輯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中華書局，1981～1992年。】，是一套規模適中、比較系統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裏面集中收錄了一部分禅宗方面的文獻資料，基本涵蓋了從南北朝時期到晚唐時期禅宗的最主要資料，既有20世紀發現的敦煌文獻，也有曆史上一直流傳的禅宗文獻，所選資料一律加上新式標點，而且對所選錄的敦煌文本做了適當的校勘，是一部迄今爲止編選最精當、規模最適中的禅宗資料。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叢書．禅宗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較大型的禅宗資料選編，表現了禅宗研究者對禅宗文獻問題的自覺和重視。1990年代以後，《祖堂集》首次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996年嶽麓書社出版了吳福祥、顧之川的校訂本。200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張華的校訂本。此外，還有蘇淵雷校訂《五燈會元》【中華書局，1984年。】，蕭萐父、呂有祥校訂《古尊宿語錄》【中華書局，1994年。】，楊曾文編校《臨濟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蘇軍點校《禅苑清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張子開點校《趙州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貴州省佛教界和學術界通力合作點校出版的《黔靈山志》【貴州弘福寺印，2000年。】、《貴陽高峰了塵和尚事迹》【巴蜀書社，2000年版。】、《黔僧語錄》【巴蜀書社，2000年版。】、《續黔僧語錄》【巴蜀書社，2000年版。】、《錦江禅燈》【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黔南會燈錄》【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溫玉成對河南禅宗碑刻的遺迹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發現了新的禅宗資料，澄清了一些長期以來被人們誤解的禅宗史實(如北宗消亡的大致年代)，解決了一些禅宗史上有疑義的問題(如神會的生卒年問題)，這是世紀末禅宗考古的又一重要發現【參見溫玉成：《中國佛教史上十二問題補正》，《佛學研究》1997年刊，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五、結 語
以上筆者簡略介紹了20世紀禅宗的研究情況。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禅宗研究有這樣一個規律，即兩頭大，中間小，呈現出U字形，這與世界和中國的學術環境、佛教界的情況有密切關系，說明我國的禅宗研究乃至宗教研究始終是隨著社會的脈搏跳動的，佛教研究和禅宗研究與社會政治及經濟的情況是分不開的。在這樣一個學術氛圍的背景下，禅宗的研究從初創到發展，走過了一條不尋常的道路，令人感慨。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的佛教研究繁榮，禅宗的研究成果尤多，要想在一篇文章內全部介紹出來，是根本不可能的。本文由于篇幅限製，本文僅僅是介紹了一些最重要的成果而已，肯定還有遺漏。應當指出，我國臺灣省與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還有不少學者在從事禅宗研究，並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是由于資料所限，本文無法介紹出來，只好俟來日彌補。總之，新時期我國禅研究的範圍涉及到禅宗的方方面面，這是令人可喜的現象。但是也要看到，高質量的成果並不多，很多成果雖然有創新的意義，填補了空白，然而在水平上還不是令人十分滿意，甚至還有一些硬傷出現。當前，我國學術界的研究與國外的研究相比，在有些領域我們的確存在著一些差距，例如對一些禅籍的整理與考證；但在有的領域我們則可能處于領先的地位，如關于宋元以後的禅宗研究。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必自我菲薄，而是要像禅宗祖師所說的那樣，以一顆平常心來看待，堅持我們既定的研究方向，走自己的路，同時還要不斷地向國外的同行學習，增進交流，借鑒他們的先進的治學方法和優秀成果，如此，新世紀的禅宗研究就將會出現一個飛躍。我們企盼著這一天早日到來【本文的寫作得到董群先生與邢東風先生的支持與幫助，特此致謝。】！
［黃夏年，1954年生，江蘇常熟市人，哲學碩士。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雜志社社長、《世界宗教文化》主編。發表有《百年佛學研究》、《百年唯識學研究》、《20世紀歐美的佛教研究》、《20世紀亞洲的佛教研究》、《20世紀天臺佛教研究》、《當前中國佛學研究的難點與對策》等論文。］
《禅宗研究一百年》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