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并主编《大雄》月刊，这时也是他出其不意成果的时代，曾先后著有《心经讲录》、《唯识纲要》、，《因明纲要》、《淡泊诗集》、《大觉诗稿》、《中国佛教青年之前途》等著作，刊于全国佛教报刊杂志上的若干佛教学术论文。

　　经过数年的学习和磨练，惟贤成熟了，挑起了弘扬佛法的重担。他的佛学研究成果硕丰，在川渝佛教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了僧俗两界的尊重。1948年重庆罗汉寺邀请他到教理讲学班任教，同时还聘任他为重庆能仁寺佛化学校教导主任。惟贤有了更大的活动天地，成为佛教界新一代崛起的耀眼新星。

　　1949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山城重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佛教界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宣传新政府的政策，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佛教界意气风发，倡议成立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中国佛教协会。重庆市的佛教徒也在筹划成立自己的佛教组织--重庆佛教协会，于1951年推任惟贤来具体主持这项工作，任命他为佛教协会筹备组秘书。

　　然而，正当惟贤受众人之托努力工作的时候，却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有人看到惟贤工作能力非常强，要他脱下僧装到机关去，惟贤坚持不同意，因为他从小就受到的是佛教的恩惠，是佛教给了他学习的机会，是佛教让他成长起来，他已经与佛教融为一体，立志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佛陀，毕生从事弘法利生的伟业。1954年惟贤蒙冤入狱，先后在重庆、泸州、南溪等监狱，度过了近27年的漫长岁月。在狱中他在劳动之余，抽出时间不懈地系统学习了中外哲学、医学、历史学等书籍，牢记太虚大师对汉藏教理院学生的“淡宁明敏”四字院训，坚持默诵《大悲咒》、《心经》等佛经，以定力和信仰度过难关。有一次监狱举办学习活动，惟贤法师作了一天的报告，谈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监狱长感到非常惊奇，佩服他读了不少书。虽然监狱里面不能公开表示信仰佛教，但是法师内心的信仰仍然不变，以豁达的心态来对待人生。有一次法师发烧到40度，医生都说不行了，要准备后事。法师心里默诵《大悲咒》，几天后热度全退下去，众人都为他的病突然好了觉得不可思议。

　　1980年，惟贤平反出狱，当时有人劝他就在当地就业，渡过晚年。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虚渡很多时间，现在要加倍工作，去补回那些丢失的时间，把佛教的事业重新光大。他回到重庆，在市政府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修复寺庙和落实宗教政策的活动中。1981年惟贤在重庆慈云寺主持宗教活动。慈云寺曾是著名寺院，但当时已经成为工厂的库房，文物丢失，佛像破坏。经过他多年的努力，慈云寺重新恢复，道场清净，佛像庄严，香烟缭绕，僧尼安居，成为重庆市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142所重点开放寺庙之一。1984年荣升慈云寺方丈。

　　1987年惟贤被推任四川省重庆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90年任重庆佛学院院长。1993年任重庆直辖市佛教协会第一届会长。1993年率先在全国创立佛教界“希望工程”，累计捐款200多万元，救助失学儿童2万多人。1998年又成立了“佛教慈善功德会”，创办救助“母亲工程”，关爱下岗职工，充分体现佛教慈悲济世的菩萨精神。其中可祥法师曾捐助20万元，在开县修建了两所小学，深得重庆佛教界和教育界人士的赞扬。2002年继任重庆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会长。2003年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

　　四、与可祥法师的忘年交

　　惟贤法师晚年在依法有序管理寺院的同时，特别注意积极培养和选拔培养青年僧尼，佛教的慧命能不能传下去，人才是最重要的。他要求弟子学习时事政治、佛学基础知识、课诵唱念等，循循善诱，耐心教育，培养了一批僧才，并选送了几批到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四川尼众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等佛教院校学习深造，毕业后都成为佛教事业的有用人才。他的弟子正刚法师毕业于中国佛学院，一直在佛教教育岗位上工作，甘于清贫，长期在中国佛学院里教书育人，为佛教界培养了不少有用的人才。正刚法师是我国佛教界里的新秀，继承了乃师的衣钵，是当前我国僧人唯识学研究的佼佼者。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学术研究会委员、重庆佛教协会副会长，北碚温泉寺住持，目前正在致力于汉藏教理院的恢复工作。

　　惟贤与宁波七塔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结的缘。时间虽然不长，只有数十年，但是七塔寺给他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促成他与七塔寺分不开的佛缘，以及与七塔寺年青方丈可祥法师之间的一段令人赞叹的忘年交！

　　1998年7月，惟贤法师随中国佛协代表团乘轮船考察三峡寺庙迁移情况，在船上初次认识了七塔寺的可祥法师。举止安祥，态度端庄，言谈彬彬有礼的年青可祥法师与惟贤交谈，语言不俗，很有思想，给惟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2000年冬，七塔寺举行开放20周年纪念法会，可祥法师邀请惟贤参加，但惟因病未能去成，只写了一首《七塔禅寺开放二十周年志庆》诗祝贺。诗曰：

　　古刹重兴二十年，殿堂屹立像庄严；

　　园林建设增幽美，喜有高僧继古贤。

　　这是指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七塔寺已经充分享受到党的政策和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所带来的实惠，整个寺院得到了全面的整修，焕然一新。惟贤曾在《宁波七塔寺的新气象》一文中盛赞：“现在的七塔寺，寺院殿堂，结构典雅，规模宏大，从前门进入，呈现于眼帘的，有七石塔、山门、照壁、天王殿、钟楼、圆通宝殿、三圣殿、方丈殿、藏经楼等，井然有序，古色古香，翘角飞檐，气势雄伟，与四周街道的现代化高楼相衬，实为闹市中的清净兰若，独具特色。在这里，使游览者眼目一新，心灵得到陶冶，涤除了胸中的尘垢。”“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七塔寺的殿堂房屋园林的拓展，更加金碧辉煌，闪闪发光；园林花红草绿，青翠可爱，耀人眼目。……此外，还有新建的讲经堂、会议室、佛教文物室、客房、厨房：特别是电视监控系统控制室，有电脑设备，于古典建筑群中，显露出新鲜的现代化的色彩，体现了七塔寺能契时契机的顺应时代的精神。”而所有这一切，“归功于历代的祖师，特别要指出的，除唐代的开山祖师心镜禅师外，更有清代的慈运长老，于洪杨兵燹后，经廿余年的努力，恢复了七塔寺的原貌，使慧炬重明，法幢高悬，成为中兴之祖。还有解放后的月西长老，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全寺遭到破坏后，于艰难困苦中出任住持，坚定宏愿，不辞劳瘁，逐步在瓦砾荆棘，断壁残垣中，重建殿堂，比原来更增宏伟，受到僧俗的崇敬。”“喜有高僧继古贤”道出了老一辈法师的心愿。

　　2001年八月，惟贤赴普陀山参加中国佛协主办的《佛教与环保》讲演会，去来经过宁波，住宿七塔寺里，因可祥法师陪客外出，没有见面，由定昌法师盛情接待。2002年4月，惟贤应可祥法师之约，去七塔寺讲经，他对七塔寺的情况和寺内的年青法师们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特别注意到，在讲堂讲经时，听众济济一堂，整齐雅静，中青年居士很多；在僧众中，也基本全是中青年，其中如定昌、演成、界义、传道、隆声等法师，都是中青年里杰出者，他们在七塔寺担任各项工作，成为可祥法师的有力助手。他很高兴，有了这批可靠的接班人，七塔寺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款来，因此他对佛教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七塔寺讲经结束，惟贤感慨频起，再次赋诗《感三访宁波七塔禅寺书》，抒发情感曰：

　　甬都三度礼观音，补陀巍巍气象新；

　　历劫沧桑出龙象，缤纷花雨满门庭。

　　传宗喜有青年僧，不负祖师培育恩；

　　法幢高悬新世纪，人间佛教耀明灯。

　　惟贤法师自注：“明代洪武年间，因普陀山普济寺观音圣像移来建园通宝殿供养，洪武帝曾颁诏赐名补陀寺，为观音道场。”

　　这时惟贤才重与他见面，朝夕相处，对他更有深刻的认识。惟贤说：“我曾三次到宁波，发现在市区的佛教道场七塔寺，逐年有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在繁华的城市中，保持了清净庄严，别有天地。”在诗里他尤其对青年僧人们表现了特别的呵护，指出“可祥法师在七塔寺的建树很大”，“自一九九三年初春月西长老园寂后，继承其遗志，负责修复和管理七塔寺全面工作的，就是月西长老的高徒可祥法师。法师系风华正茂的青年，充满智慧而端庄，英俊有为。”可祥法师向惟贤法师介绍了七塔寺未来的长远规划，例如“计划征购二十亩土地，修建图书馆、文物展览室、阅经室、僧伽培训所等，以突出宣扬佛教文化，加强僧伽教育。”并向惟贤表示“我要继承佛教的优良传统，把七塔寺继续建好；同时要继承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使佛教适应现代，为国家人民作出贡献，使慧灯长明，正法久住。”惟贤听了很高兴，表示赞佩和支持，祝愿可祥这一铿锵有力的誓言尽可能早日实现。

　　2003年3月下旬，惟贤不顾旅途劳顿的辛苦，在峨眉山讲完经后，随即风尘仆仆地赶往宁波，参加可祥法师的升座典礼。在前来参加祝贺的全国各地法师中，惟贤法师无疑是德高望重，最年长的一位了，表达了他对新一代佛子的关怀，对佛教的后来者充满了“老婆心切”的心情。这次他特地为可祥法师撰写了一幅对联：

　　现英年身而说法宝座升登救苦救难

　　发菩提心以悟道莲台演教觉世觉人

　　英年作为，宝座说法，不忘世上苦人多；以悟道为菩提，登莲台施教，救世度人为根本目的。在这幅对联里，惟贤法师既对年青有为的可祥法师给予了赞叹，又对可祥法师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勉励，长者的呵护与爱心令在场的人感动难忘！

　　五、结 语

　　惟贤的一生，命运多舜，磨难多折，但是到了晚年，他的生活充实，心情舒畅，毕生从事弘法利生的伟业已经在他的手中展现了美好的前景。多年来惟贤协助党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宗教信仰政策，继承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努力践行太虚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多次参加国内外佛学学术交流，与海内外佛教界朋友有着广泛的友好交往，频频出现在佛坛和一些社会活动中，四处传戒、讲学、弘法、参访，走西北、下江南、登天台、上庐山，还访问了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和美国等国。

　　惟贤晚年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他在曾经培养他的众多的老师中，对王恩洋先生和太虚大师他是一直都怀有特殊的感情，不能忘怀。王恩洋先生是他的知识启蒙老师和佛学的教育者，太虚大师是他的佛教信仰和实践的指导者。他自述：

　　王恩洋先生和太虚大师都是我人生道路和学佛生涯的领路人和亲教师，他们有共同的特点，例如他们二人对佛教的情怀，关心佛教的事业，在佛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两人的学问重心和对佛教关心明显不同，例如王恩洋先生是学者型人物，专精唯识法相，他的学问和对佛教事业的关心，更多的是表现在学术的层面，如他对《大乘起信论》料简，批评那些持“大乘非佛说”的观点。这些言论和学术观点，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人们的激烈论战，而且到现在还在广泛地影响着学术界。太虚是法门龙象，他不仅精于学问，而且因为自身处在僧伽内部，对佛教自身的发展有着更多的关注，所以他提倡对佛教进行改革，主张“三大革命”，宣传“人生佛教”的思想，这些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一直影响了佛教界，而这些又是王恩洋先生所不能做到的。这就是我们在经过几十年后对他们的学问和人格作的一个简单的比较或总结吧。[8]

　　注释：

　　[1]参见林建曾、王路平、王海涛、纳光舜主编《世界三大佛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第18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2]王恩洋《五十自述》第二页，1946年东方文教研究院出版。

　　[3]黄夏年《王恩洋先生著作目录》，载《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三期。

　　[4]参见释惟贤法师《深切怀念恩师王恩洋先生》，《佛教研究》1998年刊第73页，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出版。

　　[5]《释惟贤法师访谈录》，《佛教文化》1998年第5期。

　　[6]罗同兵《汉藏教理院史略》《法音》2001年第4期。

　　[7]《华语香云》(六)354页

　　[8]《释惟贤法师访谈录》，《佛教文化》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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