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並主編《大雄》月刊，這時也是他出其不意成果的時代，曾先後著有《心經講錄》、《唯識綱要》、，《因明綱要》、《淡泊詩集》、《大覺詩稿》、《中國佛教青年之前途》等著作，刊于全國佛教報刊雜志上的若幹佛教學術論文。

　　經過數年的學習和磨練，惟賢成熟了，挑起了弘揚佛法的重擔。他的佛學研究成果碩豐，在川渝佛教界有了一定的影響，受到了僧俗兩界的尊重。1948年重慶羅漢寺邀請他到教理講學班任教，同時還聘任他爲重慶能仁寺佛化學校教導主任。惟賢有了更大的活動天地，成爲佛教界新一代崛起的耀眼新星。

　　1949年11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重慶，山城重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佛教界在新政府的領導下，宣傳新政府的政策，爲穩定社會安撫人心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全國佛教界意氣風發，倡議成立全國性的佛教組織--中國佛教協會。重慶市的佛教徒也在籌劃成立自己的佛教組織--重慶佛教協會，于1951年推任惟賢來具體主持這項工作，任命他爲佛教協會籌備組秘書。

　　然而，正當惟賢受衆人之托努力工作的時候，卻受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壓力。有人看到惟賢工作能力非常強，要他脫下僧裝到機關去，惟賢堅持不同意，因爲他從小就受到的是佛教的恩惠，是佛教給了他學習的機會，是佛教讓他成長起來，他已經與佛教融爲一體，立志將自己的生命交給了佛陀，畢生從事弘法利生的偉業。1954年惟賢蒙冤入獄，先後在重慶、泸州、南溪等監獄，度過了近27年的漫長歲月。在獄中他在勞動之余，抽出時間不懈地系統學習了中外哲學、醫學、曆史學等書籍，牢記太虛大師對漢藏教理院學生的“淡甯明敏”四字院訓，堅持默誦《大悲咒》、《心經》等佛經，以定力和信仰度過難關。有一次監獄舉辦學習活動，惟賢法師作了一天的報告，談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體會，監獄長感到非常驚奇，佩服他讀了不少書。雖然監獄裏面不能公開表示信仰佛教，但是法師內心的信仰仍然不變，以豁達的心態來對待人生。有一次法師發燒到40度，醫生都說不行了，要准備後事。法師心裏默誦《大悲咒》，幾天後熱度全退下去，衆人都爲他的病突然好了覺得不可思議。

　　1980年，惟賢平反出獄，當時有人勸他就在當地就業，渡過晚年。但是他覺得自己已經虛渡很多時間，現在要加倍工作，去補回那些丟失的時間，把佛教的事業重新光大。他回到重慶，在市政府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修複寺廟和落實宗教政策的活動中。1981年惟賢在重慶慈雲寺主持宗教活動。慈雲寺曾是著名寺院，但當時已經成爲工廠的庫房，文物丟失，佛像破壞。經過他多年的努力，慈雲寺重新恢複，道場清淨，佛像莊嚴，香煙缭繞，僧尼安居，成爲重慶市佛教活動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國務院批准爲全國142所重點開放寺廟之一。1984年榮升慈雲寺方丈。

　　1987年惟賢被推任四川省重慶市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1990年任重慶佛學院院長。1993年任重慶直轄市佛教協會第一屆會長。1993年率先在全國創立佛教界“希望工程”，累計捐款200多萬元，救助失學兒童2萬多人。1998年又成立了“佛教慈善功德會”，創辦救助“母親工程”，關愛下崗職工，充分體現佛教慈悲濟世的菩薩精神。其中可祥法師曾捐助20萬元，在開縣修建了兩所小學，深得重慶佛教界和教育界人士的贊揚。2002年繼任重慶市佛教協會第二屆會長。2003年任中國佛教協會咨議委員會副主席。

　　四、與可祥法師的忘年交

　　惟賢法師晚年在依法有序管理寺院的同時，特別注意積極培養和選拔培養青年僧尼，佛教的慧命能不能傳下去，人才是最重要的。他要求弟子學習時事政治、佛學基礎知識、課誦唱念等，循循善誘，耐心教育，培養了一批僧才，並選送了幾批到中國佛學院、棲霞山分院、四川尼衆佛學院、普陀山佛學院等佛教院校學習深造，畢業後都成爲佛教事業的有用人才。他的弟子正剛法師畢業于中國佛學院，一直在佛教教育崗位上工作，甘于清貧，長期在中國佛學院裏教書育人，爲佛教界培養了不少有用的人才。正剛法師是我國佛教界裏的新秀，繼承了乃師的衣缽，是當前我國僧人唯識學研究的佼佼者。現任中國佛教協會學術研究會委員、重慶佛教協會副會長，北碚溫泉寺住持，目前正在致力于漢藏教理院的恢複工作。

　　惟賢與甯波七塔寺是在改革開放以後結的緣。時間雖然不長，只有數十年，但是七塔寺給他的印象卻非常深刻，促成他與七塔寺分不開的佛緣，以及與七塔寺年青方丈可祥法師之間的一段令人贊歎的忘年交！

　　1998年7月，惟賢法師隨中國佛協代表團乘輪船考察叁峽寺廟遷移情況，在船上初次認識了七塔寺的可祥法師。舉止安祥，態度端莊，言談彬彬有禮的年青可祥法師與惟賢交談，語言不俗，很有思想，給惟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2000年冬，七塔寺舉行開放20周年紀念法會，可祥法師邀請惟賢參加，但惟因病未能去成，只寫了一首《七塔禅寺開放二十周年志慶》詩祝賀。詩曰：

　　古刹重興二十年，殿堂屹立像莊嚴；

　　園林建設增幽美，喜有高僧繼古賢。

　　這是指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七塔寺已經充分享受到黨的政策和政府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所帶來的實惠，整個寺院得到了全面的整修，煥然一新。惟賢曾在《甯波七塔寺的新氣象》一文中盛贊：“現在的七塔寺，寺院殿堂，結構典雅，規模宏大，從前門進入，呈現于眼簾的，有七石塔、山門、照壁、天王殿、鍾樓、圓通寶殿、叁聖殿、方丈殿、藏經樓等，井然有序，古色古香，翹角飛檐，氣勢雄偉，與四周街道的現代化高樓相襯，實爲鬧市中的清淨蘭若，獨具特色。在這裏，使遊覽者眼目一新，心靈得到陶冶，滌除了胸中的塵垢。”“經過近十年的努力，七塔寺的殿堂房屋園林的拓展，更加金碧輝煌，閃閃發光；園林花紅草綠，青翠可愛，耀人眼目。……此外，還有新建的講經堂、會議室、佛教文物室、客房、廚房：特別是電視監控系統控製室，有電腦設備，于古典建築群中，顯露出新鮮的現代化的色彩，體現了七塔寺能契時契機的順應時代的精神。”而所有這一切，“歸功于曆代的祖師，特別要指出的，除唐代的開山祖師心鏡禅師外，更有清代的慈運長老，于洪楊兵燹後，經廿余年的努力，恢複了七塔寺的原貌，使慧炬重明，法幢高懸，成爲中興之祖。還有解放後的月西長老，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全寺遭到破壞後，于艱難困苦中出任住持，堅定宏願，不辭勞瘁，逐步在瓦礫荊棘，斷壁殘垣中，重建殿堂，比原來更增宏偉，受到僧俗的崇敬。”“喜有高僧繼古賢”道出了老一輩法師的心願。

　　2001年八月，惟賢赴普陀山參加中國佛協主辦的《佛教與環保》講演會，去來經過甯波，住宿七塔寺裏，因可祥法師陪客外出，沒有見面，由定昌法師盛情接待。2002年4月，惟賢應可祥法師之約，去七塔寺講經，他對七塔寺的情況和寺內的年青法師們有了更深的認識。他特別注意到，在講堂講經時，聽衆濟濟一堂，整齊雅靜，中青年居士很多；在僧衆中，也基本全是中青年，其中如定昌、演成、界義、傳道、隆聲等法師，都是中青年裏傑出者，他們在七塔寺擔任各項工作，成爲可祥法師的有力助手。他很高興，有了這批可靠的接班人，七塔寺將會有一個美好的款來，因此他對佛教的未來更加充滿信心。七塔寺講經結束，惟賢感慨頻起，再次賦詩《感叁訪甯波七塔禅寺書》，抒發情感曰：

　　甬都叁度禮觀音，補陀巍巍氣象新；

　　曆劫滄桑出龍象，缤紛花雨滿門庭。

　　傳宗喜有青年僧，不負祖師培育恩；

　　法幢高懸新世紀，人間佛教耀明燈。

　　惟賢法師自注：“明代洪武年間，因普陀山普濟寺觀音聖像移來建園通寶殿供養，洪武帝曾頒诏賜名補陀寺，爲觀音道場。”

　　這時惟賢才重與他見面，朝夕相處，對他更有深刻的認識。惟賢說：“我曾叁次到甯波，發現在市區的佛教道場七塔寺，逐年有很大的變化，呈現出一派嶄新的氣象，在繁華的城市中，保持了清淨莊嚴，別有天地。”在詩裏他尤其對青年僧人們表現了特別的呵護，指出“可祥法師在七塔寺的建樹很大”，“自一九九叁年初春月西長老園寂後，繼承其遺志，負責修複和管理七塔寺全面工作的，就是月西長老的高徒可祥法師。法師系風華正茂的青年，充滿智慧而端莊，英俊有爲。”可祥法師向惟賢法師介紹了七塔寺未來的長遠規劃，例如“計劃征購二十畝土地，修建圖書館、文物展覽室、閱經室、僧伽培訓所等，以突出宣揚佛教文化，加強僧伽教育。”並向惟賢表示“我要繼承佛教的優良傳統，把七塔寺繼續建好；同時要繼承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使佛教適應現代，爲國家人民作出貢獻，使慧燈長明，正法久住。”惟賢聽了很高興，表示贊佩和支持，祝願可祥這一铿锵有力的誓言盡可能早日實現。

　　2003年3月下旬，惟賢不顧旅途勞頓的辛苦，在峨眉山講完經後，隨即風塵仆仆地趕往甯波，參加可祥法師的升座典禮。在前來參加祝賀的全國各地法師中，惟賢法師無疑是德高望重，最年長的一位了，表達了他對新一代佛子的關懷，對佛教的後來者充滿了“老婆心切”的心情。這次他特地爲可祥法師撰寫了一幅對聯：

　　現英年身而說法寶座升登救苦救難

　　發菩提心以悟道蓮臺演教覺世覺人

　　英年作爲，寶座說法，不忘世上苦人多；以悟道爲菩提，登蓮臺施教，救世度人爲根本目的。在這幅對聯裏，惟賢法師既對年青有爲的可祥法師給予了贊歎，又對可祥法師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勉勵，長者的呵護與愛心令在場的人感動難忘！

　　五、結 語

　　惟賢的一生，命運多舜，磨難多折，但是到了晚年，他的生活充實，心情舒暢，畢生從事弘法利生的偉業已經在他的手中展現了美好的前景。多年來惟賢協助黨和政府全面貫徹落實宗教信仰政策，繼承和發揚佛教優良傳統，努力踐行太虛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多次參加國內外佛學學術交流，與海內外佛教界朋友有著廣泛的友好交往，頻頻出現在佛壇和一些社會活動中，四處傳戒、講學、弘法、參訪，走西北、下江南、登天臺、上廬山，還訪問了日本、泰國、新加坡、韓國和美國等國。

　　惟賢晚年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是他在曾經培養他的衆多的老師中，對王恩洋先生和太虛大師他是一直都懷有特殊的感情，不能忘懷。王恩洋先生是他的知識啓蒙老師和佛學的教育者，太虛大師是他的佛教信仰和實踐的指導者。他自述：

　　王恩洋先生和太虛大師都是我人生道路和學佛生涯的領路人和親教師，他們有共同的特點，例如他們二人對佛教的情懷，關心佛教的事業，在佛學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這是有目共睹的。他們的不同之處是兩人的學問重心和對佛教關心明顯不同，例如王恩洋先生是學者型人物，專精唯識法相，他的學問和對佛教事業的關心，更多的是表現在學術的層面，如他對《大乘起信論》料簡，批評那些持“大乘非佛說”的觀點。這些言論和學術觀點，不僅在當時産生了很大的反響，引起人們的激烈論戰，而且到現在還在廣泛地影響著學術界。太虛是法門龍象，他不僅精于學問，而且因爲自身處在僧伽內部，對佛教自身的發展有著更多的關注，所以他提倡對佛教進行改革，主張“叁大革命”，宣傳“人生佛教”的思想，這些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在，一直影響了佛教界，而這些又是王恩洋先生所不能做到的。這就是我們在經過幾十年後對他們的學問和人格作的一個簡單的比較或總結吧。[8]

　　注釋：

　　[1]參見林建曾、王路平、王海濤、納光舜主編《世界叁大佛教在雲貴川地區傳播史》第18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2]王恩洋《五十自述》第二頁，1946年東方文教研究院出版。

　　[3]黃夏年《王恩洋先生著作目錄》，載《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叁期。

　　[4]參見釋惟賢法師《深切懷念恩師王恩洋先生》，《佛教研究》1998年刊第73頁，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出版。

　　[5]《釋惟賢法師訪談錄》，《佛教文化》1998年第5期。

　　[6]羅同兵《漢藏教理院史略》《法音》2001年第4期。

　　[7]《華語香雲》(六)354頁

　　[8]《釋惟賢法師訪談錄》，《佛教文化》1998年第5期。

《惟賢法師與七塔寺》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