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传统理念，既然使生活质量不高，也要生下不少的孩子，结果多子并没有带来多福，只能给已入不敷出的困难重重生活，又一次雪上加霜，始终处于恶性循环之中。惟贤的父母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了，这次母亲又生下了男孩，有子必有福，作父亲的自然非常高兴，给他取名“兆红”，“兆”是吉兆，“红”是吉祥，父亲寄希望于这个儿子能够不再像他们一样，终日在地里忙活，让他另一个好的出路。沉重的劳作和生活的压力，使惟贤的母亲未老先衰，得了重病，惟贤2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母亲是带着对孩子的深深眷念，满怀着对全家的歉意，对丈夫的担心，对自己的遗憾而离开人间。妻子的去世，给父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年结婚时夫妻二人就发誓要白头到老，共享子孙满堂，过天伦之乐。如今妻子却先离去。中年的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面对一大群要吃饭的孩子，面对一个没有妻子，缺少母爱的家庭，做父亲的心如刀绞，他白天要忙家里家外，晚上独自守着空床思念亡妻，他不得不将深深的痛苦埋藏在心里，在孩子面前尽量不要露出过多的悲伤情绪，但是毕竟生活压力太大，父亲只手难以撑持，在妻子离开他后的不久，追随母亲而去，撒手人寰。父母双双逝世，少年时惟贤过早地尝到了人间的苦辛。
长兄为父，长姊为母亲，失去双亲的惟贤就是在哥哥姐姐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其中四姐邱兆莲担负了抚养他的主要责任。姐姐是一个非常明理的女人，她知道在农村没有文化是没有出路的，家里哪怕再穷，也要供弟弟去念书。惟贤他七岁时开始读私塾，他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认真学习，三年时间，便读熟了《四书》、《五经》。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有限的，三年书读下来，再也没有能力供他继续念书了，为了能吃饭和继续念书，1931年惟贤在10岁时与哥哥一起到蓬溪县白塔寺出家，拜定光法师为师。惟贤聪明，有礼貌，定光法师慈悲和祥，具有慧眼，看出他是可以堪为法器的人，对他深为爱护，既使他出家住在庙里，支持他继续背着书包念书。白塔寺不大，但是十分幽静，没有任何干扰，惟贤可以专心学习，喜欢看自己要看的书。惟贤没有辜负定光法师的希望，他曾经写了《小沙弥的新年》一文，介绍了自己在寺庙生活，载于当时的蓬溪县报上，反响很好。
1933年，惟贤小学毕业，他还想继续升学，但是寺庙并不富裕，读书要一大笔钱，寺里拿不出钱。这时王恩洋先生在南充集凤办了一所龟山书院的私塾，招收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补贴。惟贤向师父提出到龟山书院学习，师父同意了。龟山书院有初中高三个不同的班次，惟贤进入小学班就读。
龟山书院的创办人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四川南充人。东汉安汉侯王平的后人，世以耕读为业。父亲王思敏曾读过私塾3年，除务农之外，还兼营一些贸易，直道守信，人共敬服。母亲张氏，性情和顺，知书达礼。王恩洋7岁进私塾念书，10岁入国民学校，后入南充县立高小，“好闻英雄事迹，频引以自励，谓天下事不难为。” [2]15岁时父母为他操办了婚事，同时进入南充中学，作文大有进步，下笔千言不起稿，议论不与人同。20岁时开始办私塾教友人和亲戚的子弟。1919年受到友人和老师秦树风先生的鼓动，萌发出四川到北京求学的愿望，先到重庆，再坐船顺长江而下，继北上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从梁漱溟先生研习印度哲学和佛学，课余读《成唯识论》，泛览有关瑜伽法相的著述。期间曾参加了“五四”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进监狱百余日，出狱后心灰意懒。上学期间组织工读互助，经商失败，血本无归。1922年随欧阳竟无学习佛教。1925年，担任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预科主任兼教授。1927年因病返回四川南充，在贫病交困中，通读《瑜伽师地论》全部。1929年在南充创设龟山书房，聚众讲学，提倡儒学与佛学并重。1930年应成都佛学社邀请，讲《瑜伽真实品》、《广四缘论》、《八识规矩颂》等。此后教学和著述并重，先后撰作《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称经释》、《杂集论疏》、《人生学》等。1942年，赴内江举办东方佛教院，同年9月改名东方文教研究院，招收学员，讲授儒学和佛学。1943年，被推为支那内学院理事。同年，到武汉大学讲授《佛学概论》等。1944年起，先后到成都、重庆、自流井、泸州等地讲学和写作，主要侧重于儒学的研究，佛学的重要著述有：《心经通释》、《清福和尚传》、《人生哲学与佛学》、《金刚经释论》、《因明入正理论释》等。1952年9月，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参事室参事和文史馆馆员。1957年被聘为中国佛学院教授，在北京讲授“佛学概论”、“瑜伽宗概论”等。1961年因病返成都，仍任省参事室参事。1964年2月病逝。一生著述等身，计有文章140余篇，著述60余本，总字数400余万遗世。[3]
龟山书院离惟贤出家的白塔寺有几十里路。虽然书院不收学费，但伙食要自己负担。为了读书，惟贤每个月都要背米到书院。那时生活水平很低，远不可能和现在相比。惟贤除了能吃上饭，菜是很简单的，主要是牛皮菜和咸菜。就是像王恩洋先生这样有名望的人，也经常和他一起吃饭，而且从不抱怨伙食的好坏。有一段时间，寺产被地方政府侵占，惟贤连吃的米都背不了，王先生爱才惜才，为了支持他学习，用自己的积蓄供惟贤继续读书。“悟吾之教，儒佛是宗。佛以明万法之实相，儒以立人道之大经”，这是龟山书房的办学宗旨和学生的座右铭。每个学生都要背诵这段话。[4]王恩洋先生教学生读书写作，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讲授儒学，讲授佛学。王恩洋先生的佛学特长是唯识学，所以惟贤一生之所以在唯识学方面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得益于王先生的教育。惟贤在龟山书院学习3年，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1936年他听说重庆汉藏教理院招生，于是离开龟山，到了重庆。
龟山书院是惟贤一生中最长知识时期，永远值得回忆。晚年时他曾说到，在龟山书院“王先生甘于吃苦，生活淡泊，爱惜人才的品格，是我们作后辈的楷模，他不仅教给我知识，而且还教我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5]
三、矢志向佛
1936年惟贤考入汉藏教理院，成为当时教理院里最年青的一名学生。汉藏教理院是当代著名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创办的一所旨在沟通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派的一所佛学院，属于太虚大师提出的世界佛学苑之一院，全名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该院地点设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得到了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等人的支持。1932年8月20日正式开学。太虚大师主持开学典礼。教理院设有普通级四年制，高等级三年制，每年招收正学众(出家人)40名，附学众(出家人或在家人)20名，“正学众学费全免，并每年递加每月有由一元至四元之津贴，附学众须酌缴膳宿费及书籍费，但违章被革及中途辍学均须由保证人负赔偿责任。”后来增改为学生分预班、正班、专修班三种。专修班课程有藏文入中论、楞伽经、西藏文化史、国文、作文、体育、中国文化史、党义、菩提道次第。正班课程为党义、医学、农业、国文、国文文法、菩提道次第、音乐、算术、中国文化史、辩中边论、楞伽经、体育、作文、藏文。另预班课程则是印度哲学史、文法、心地观经、国文、党义、体育、作文、藏文。1934年秋，法尊法师奉太虚命“从速入川”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担任教学工作兼管理院务。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太虚大师常年住在重庆，教理院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中心，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老师，例如法尊法师、法舫法师、印顺法师、雪松法师以及黄忏华、陈健民、潘怀素等居士，一些社会名流，如郭沫若、老舍、田汉、梁漱溟、马寅初等人也来院内发表演讲，极一时之盛。1950年春，人民政府建立，汉藏教理院结束。[6]
惟贤在汉藏教理院，先读普通班再进至专修班毕业。在这个良好的环境里，他受到了系统地佛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怎样做人的道理。太虚大师终年穿灰布僧衣，蔬菜稀粥为食，谆谆教导学僧要“无私、戒懒，为公服务”，完善人生，完善人格，同体大悲，精进菩萨大行。佛教徒讲“八正道”，讲“正信”，就是说要坚持正确地信仰，以履行正道。惟贤在教理院里的学习，更加坚定了佛教的信仰，认识到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二千年里不断流传下来，就是因为有一批信仰佛教的正信者，他们维护佛教的利益，建立佛教的权威，带领着广大信众从事佛教的伟大事业。太虚大师就是这方面的楷模。太虚非常关心现实社会中的佛教，关注未来佛教的发展，在教理院里讲述《真现实论》，宣传“人生佛教”的思想，教导学僧要以入世的态度积极关心未来的佛教事业，成就菩萨行的伟大使命。太虚大师给学生规定的院训是“淡宁明敏”四个字，淡是淡泊于物质，不起贪欲，才能持戒；宁是宁静，即保持禅定功夫，不起妄念；明是能明因识果，分别善恶是非，不迷于主观客观，即是智慧；敏是行动灵敏通达，能审时度势，如理行事。这四个字一直影响了惟贤的一生，以致于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过。太虚大师对惟贤耳提命面，给予了他极大的教益，使他迅速成长，学识精深，才华横溢，诗文并茂，同时还在《海潮音》、《佛化》周刊上发表唯识、因明诸多论文。
1938年，法尊法师为惟贤授沙弥戒。1941年惟贤在四川开县大觉寺依止雪松法师授具足戒。雪松曾是镇江超岸寺的住持，他的师父是蕙庭老和尚，蕙庭是守培法师的法子。雪松特别重视唯识，与王恩洋先生熟识，[7]惟贤因此在唯识学上师承了两个大家。1942年，惟贤随雪松法师在开县创办大觉佛学院，先后任教授、教务主任、副院长等职。同时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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