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傳統理念，既然使生活質量不高，也要生下不少的孩子，結果多子並沒有帶來多福，只能給已入不敷出的困難重重生活，又一次雪上加霜，始終處于惡性循環之中。惟賢的父母已經有了好幾個孩子了，這次母親又生下了男孩，有子必有福，作父親的自然非常高興，給他取名“兆紅”，“兆”是吉兆，“紅”是吉祥，父親寄希望于這個兒子能夠不再像他們一樣，終日在地裏忙活，讓他另一個好的出路。沈重的勞作和生活的壓力，使惟賢的母親未老先衰，得了重病，惟賢2歲時母親就去世了。母親是帶著對孩子的深深眷念，滿懷著對全家的歉意，對丈夫的擔心，對自己的遺憾而離開人間。妻子的去世，給父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當年結婚時夫妻二人就發誓要白頭到老，共享子孫滿堂，過天倫之樂。如今妻子卻先離去。中年的父親肩上的擔子更重了，面對一大群要吃飯的孩子，面對一個沒有妻子，缺少母愛的家庭，做父親的心如刀絞，他白天要忙家裏家外，晚上獨自守著空床思念亡妻，他不得不將深深的痛苦埋藏在心裏，在孩子面前盡量不要露出過多的悲傷情緒，但是畢竟生活壓力太大，父親只手難以撐持，在妻子離開他後的不久，追隨母親而去，撒手人寰。父母雙雙逝世，少年時惟賢過早地嘗到了人間的苦辛。
長兄爲父，長姊爲母親，失去雙親的惟賢就是在哥哥姐姐的呵護下成長起來的，其中四姐邱兆蓮擔負了撫養他的主要責任。姐姐是一個非常明理的女人，她知道在農村沒有文化是沒有出路的，家裏哪怕再窮，也要供弟弟去念書。惟賢他七歲時開始讀私塾，他十分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認真學習，叁年時間，便讀熟了《四書》、《五經》。但是家裏的經濟條件還是有限的，叁年書讀下來，再也沒有能力供他繼續念書了，爲了能吃飯和繼續念書，1931年惟賢在10歲時與哥哥一起到蓬溪縣白塔寺出家，拜定光法師爲師。惟賢聰明，有禮貌，定光法師慈悲和祥，具有慧眼，看出他是可以堪爲法器的人，對他深爲愛護，既使他出家住在廟裏，支持他繼續背著書包念書。白塔寺不大，但是十分幽靜，沒有任何幹擾，惟賢可以專心學習，喜歡看自己要看的書。惟賢沒有辜負定光法師的希望，他曾經寫了《小沙彌的新年》一文，介紹了自己在寺廟生活，載于當時的蓬溪縣報上，反響很好。
1933年，惟賢小學畢業，他還想繼續升學，但是寺廟並不富裕，讀書要一大筆錢，寺裏拿不出錢。這時王恩洋先生在南充集鳳辦了一所龜山書院的私塾，招收經濟困難的學生，給予補貼。惟賢向師父提出到龜山書院學習，師父同意了。龜山書院有初中高叁個不同的班次，惟賢進入小學班就讀。
龜山書院的創辦人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四川南充人。東漢安漢侯王平的後人，世以耕讀爲業。父親王思敏曾讀過私塾3年，除務農之外，還兼營一些貿易，直道守信，人共敬服。母親張氏，性情和順，知書達禮。王恩洋7歲進私塾念書，10歲入國民學校，後入南充縣立高小，“好聞英雄事迹，頻引以自勵，謂天下事不難爲。” [2]15歲時父母爲他操辦了婚事，同時進入南充中學，作文大有進步，下筆千言不起稿，議論不與人同。20歲時開始辦私塾教友人和親戚的子弟。1919年受到友人和老師秦樹風先生的鼓動，萌發出四川到北京求學的願望，先到重慶，再坐船順長江而下，繼北上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並從梁漱溟先生研習印度哲學和佛學，課余讀《成唯識論》，泛覽有關瑜伽法相的著述。期間曾參加了“五四”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鬥爭，進監獄百余日，出獄後心灰意懶。上學期間組織工讀互助，經商失敗，血本無歸。1922年隨歐陽竟無學習佛教。1925年，擔任支那內學院法相大學預科主任兼教授。1927年因病返回四川南充，在貧病交困中，通讀《瑜伽師地論》全部。1929年在南充創設龜山書房，聚衆講學，提倡儒學與佛學並重。1930年應成都佛學社邀請，講《瑜伽真實品》、《廣四緣論》、《八識規矩頌》等。此後教學和著述並重，先後撰作《攝大乘論疏》、《二十唯識論疏》、《佛說無垢稱經釋》、《雜集論疏》、《人生學》等。1942年，赴內江舉辦東方佛教院，同年9月改名東方文教研究院，招收學員，講授儒學和佛學。1943年，被推爲支那內學院理事。同年，到武漢大學講授《佛學概論》等。1944年起，先後到成都、重慶、自流井、泸州等地講學和寫作，主要側重于儒學的研究，佛學的重要著述有：《心經通釋》、《清福和尚傳》、《人生哲學與佛學》、《金剛經釋論》、《因明入正理論釋》等。1952年9月，任四川省政協委員、參事室參事和文史館館員。1957年被聘爲中國佛學院教授，在北京講授“佛學概論”、“瑜伽宗概論”等。1961年因病返成都，仍任省參事室參事。1964年2月病逝。一生著述等身，計有文章140余篇，著述60余本，總字數400余萬遺世。[3]
龜山書院離惟賢出家的白塔寺有幾十裏路。雖然書院不收學費，但夥食要自己負擔。爲了讀書，惟賢每個月都要背米到書院。那時生活水平很低，遠不可能和現在相比。惟賢除了能吃上飯，菜是很簡單的，主要是牛皮菜和鹹菜。就是像王恩洋先生這樣有名望的人，也經常和他一起吃飯，而且從不抱怨夥食的好壞。有一段時間，寺産被地方政府侵占，惟賢連吃的米都背不了，王先生愛才惜才，爲了支持他學習，用自己的積蓄供惟賢繼續讀書。“悟吾之教，儒佛是宗。佛以明萬法之實相，儒以立人道之大經”，這是龜山書房的辦學宗旨和學生的座右銘。每個學生都要背誦這段話。[4]王恩洋先生教學生讀書寫作，講授中國傳統文化知識，講授儒學，講授佛學。王恩洋先生的佛學特長是唯識學，所以惟賢一生之所以在唯識學方面有很大的收獲，就是得益于王先生的教育。惟賢在龜山書院學習3年，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礎，1936年他聽說重慶漢藏教理院招生，于是離開龜山，到了重慶。
龜山書院是惟賢一生中最長知識時期，永遠值得回憶。晚年時他曾說到，在龜山書院“王先生甘于吃苦，生活淡泊，愛惜人才的品格，是我們作後輩的楷模，他不僅教給我知識，而且還教我怎樣做一個正直的人。”[5]
叁、矢志向佛
1936年惟賢考入漢藏教理院，成爲當時教理院裏最年青的一名學生。漢藏教理院是當代著名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創辦的一所旨在溝通漢地佛教和藏傳佛教兩派的一所佛學院，屬于太虛大師提出的世界佛學苑之一院，全名爲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該院地點設在重慶北碚缙雲山，得到了四川軍閥劉文輝、劉湘等人的支持。1932年8月20日正式開學。太虛大師主持開學典禮。教理院設有普通級四年製，高等級叁年製，每年招收正學衆(出家人)40名，附學衆(出家人或在家人)20名，“正學衆學費全免，並每年遞加每月有由一元至四元之津貼，附學衆須酌繳膳宿費及書籍費，但違章被革及中途辍學均須由保證人負賠償責任。”後來增改爲學生分預班、正班、專修班叁種。專修班課程有藏文入中論、楞伽經、西藏文化史、國文、作文、體育、中國文化史、黨義、菩提道次第。正班課程爲黨義、醫學、農業、國文、國文文法、菩提道次第、音樂、算術、中國文化史、辯中邊論、楞伽經、體育、作文、藏文。另預班課程則是印度哲學史、文法、心地觀經、國文、黨義、體育、作文、藏文。1934年秋，法尊法師奉太虛命“從速入川”到重慶漢藏教理院，擔任教學工作兼管理院務。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以重慶爲陪都，太虛大師常年住在重慶，教理院成爲中國佛教的一個中心，集中了全國各地的優秀老師，例如法尊法師、法舫法師、印順法師、雪松法師以及黃忏華、陳健民、潘懷素等居士，一些社會名流，如郭沫若、老舍、田漢、梁漱溟、馬寅初等人也來院內發表演講，極一時之盛。1950年春，人民政府建立，漢藏教理院結束。[6]
惟賢在漢藏教理院，先讀普通班再進至專修班畢業。在這個良好的環境裏，他受到了系統地佛學教育，更重要的是學到了怎樣做人的道理。太虛大師終年穿灰布僧衣，蔬菜稀粥爲食，諄諄教導學僧要“無私、戒懶，爲公服務”，完善人生，完善人格，同體大悲，精進菩薩大行。佛教徒講“八正道”，講“正信”，就是說要堅持正確地信仰，以履行正道。惟賢在教理院裏的學習，更加堅定了佛教的信仰，認識到佛教之所以能夠在二千年裏不斷流傳下來，就是因爲有一批信仰佛教的正信者，他們維護佛教的利益，建立佛教的權威，帶領著廣大信衆從事佛教的偉大事業。太虛大師就是這方面的楷模。太虛非常關心現實社會中的佛教，關注未來佛教的發展，在教理院裏講述《真現實論》，宣傳“人生佛教”的思想，教導學僧要以入世的態度積極關心未來的佛教事業，成就菩薩行的偉大使命。太虛大師給學生規定的院訓是“淡甯明敏”四個字，淡是淡泊于物質，不起貪欲，才能持戒；甯是甯靜，即保持禅定功夫，不起妄念；明是能明因識果，分別善惡是非，不迷于主觀客觀，即是智慧；敏是行動靈敏通達，能審時度勢，如理行事。這四個字一直影響了惟賢的一生，以致于在他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放棄過。太虛大師對惟賢耳提命面，給予了他極大的教益，使他迅速成長，學識精深，才華橫溢，詩文並茂，同時還在《海潮音》、《佛化》周刊上發表唯識、因明諸多論文。
1938年，法尊法師爲惟賢授沙彌戒。1941年惟賢在四川開縣大覺寺依止雪松法師授具足戒。雪松曾是鎮江超岸寺的住持，他的師父是蕙庭老和尚，蕙庭是守培法師的法子。雪松特別重視唯識，與王恩洋先生熟識，[7]惟賢因此在唯識學上師承了兩個大家。1942年，惟賢隨雪松法師在開縣創辦大覺佛學院，先後任教授、教務主任、副院長等職。同時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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