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背佛理的情况下，做出具体的弘法活动。太虚强调了佛陀的这一思想，指出当代的中国文化人生化、科学化和群众化三个特点，是佛教“协契时机”的施设的根据。而在此三个特点中，“人生化”是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位的。他说：“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佛法虽亦容无我的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21]由此可知，太虚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人生化”就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一种契机契理的佛学，这是一种“求人类生存发达”的中心学说，整个世界的中心是人类，所以“人生化”的佛学实际上就是一种佛教的人学，所以他把它排在了“人生佛学之第一义”。
太虚还在大乘佛教的背景下，强调了佛教要“应机随宜”的重要性，认为：“昔今教化之异宜，佛法之教有大小，行有顿渐，为逗众生之机宜而说；契机方能流行，契理方不乖旨，所以应机随宜而说，方足以显佛法之圆妙。佛法之诸法实相，虽周遍常住，而契机之说，确有时代性的：如日本、中国等之佛教情形各有不同，为当处之机缘不同，其施设之教法亦非一致。在中国以前之社会，凡可管公众之事者唯少数人，如帝王、官吏、绅士等，其多数人则但应顾一家一生之生活，余事皆不宜过问。在此情形之下，故大乘佛法但能及于少数人，而其它独顾身家之多数人不能承受大乘，故当时之所行者多属小乘。现在之时代确与前不同，处此时代潮流之中，无论农、学、工、商等，皆有参与政治之机会；在各个人既皆作社会行动，则佛教亦应有适合潮流之设施，方足以延其余绪。大乘佛法是有社会性的，以之养成兼善天下之道德行为，实为现今社会所必需之佛法。”[22]
佛法来自于世间，佛教在世间体现出来。慧能大师“佛在世间得”的思想被太虚深刻地领会和运用。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的教法虽是佛智证明的真理，而存在世间则是观察众生之机宜事实而施设的，所以佛经是“契理契机”的法。不仅合乎个别的千差万别之机，另外还有时代机境；要针对当时一般的思潮而随顺摄受或破斥，这才有佛法。”[23]佛教并不是是恒古不变的，它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力一种学说。佛教之所以能够长期存世，依靠的就是“契理契机”的这一原则。虽然佛教被视为一种出世间的学说，但是佛教毕竟在人间取得成就，因此世间与出世间这一看似相对的一对范畴，实际上是一体的关系，太虚对此有过深入辩证的阐述。他说：“佛教精神原基于导善世人再进为与出世一贯之道，然因中国旧时环境关系，人们一入佛教即注重出世而忽略了化导世间，故弄成佛教与社会脱离的怪象。因此，我们应提倡善导人世，注重社会事业，改进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知识水准，使能即由国家富强人间美善中，通达到法界圆明的佛境。”[24]太虚在这里指出了出世间与世间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佛教的基本精神就是入世与出世之“一贯之道”，但是中国传统思想是将佛教判为出世的，所以佛教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是在出世间的范围里。人们把入世与出世给割裂开来，注重出世固然重要，可是化导世间的入世功能就减少了，两者产生了分离，则变成了“佛教与社会脱离的怪象”。要调整这种关系，是佛教界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太虚曾经举例说：“为说亦渐圆满，盖超出世间乃不自堕于世法之中而后可以言救护世间，理有固然：譬如有人与人同溺于海，是人虽有救人之心，则必先求足踏实地或置身舟中而后可，由超世而救世亦犹此义。虽然，超出世间者小乘自了之目的，救护世间者大乘究竟之方便也，不可不辨。”[25]佛教以救人救世为宗旨，超世间的佛教是来自于世间的，只有超世间的理论落脚在世间上，才能谈得上救护世间。这就像一个人落水，救护的人要在他的旁边，或者站在救生船上，才可以将落水者救出来，在这里太虚将超世间与世间的关系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概言之，出世与入世就是佛法一如，两者是“不二”的关系，佛教就是要将入世与出世两者结合起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所以太虚大声疾呼，佛教要倡导入世精神，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佛教徒要为国富民强努力工作，只有在国家富强，人民满意安居以后，佛教也就达到了“法界圆明的境界”。
太虚又说：“大乘佛法是绝不为己，而为一切众生谋利益的，要想从人类更进步的去修菩萨六度万行，完成最高人生，改良人类社会，这是佛法指示做人的最高道理。”[26]菩萨行的特点是自利利他的圆满佛果，为大乘佛教的最大善行。修习菩萨行，不仅是为自己得度，而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人得度，它与共产主义的“只有解放会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伟大精神是一致的。太虚指出：“菩萨是改良社会的道德家。菩萨是觉悟了佛法原理，成为思想信仰的中心，以此为发出一切行动的根本精神，实行去救世救人，建设人类的新道德；故菩萨是根据佛理实际上去改良社会的道德运动家。必如此，菩萨乃能将佛教实现到人间去。”[27]“自利”只是一种年自了汉的行为，“他利”才是菩萨行的“大行”，菩萨改良社会，就是要根据社会的不同特点，为众生作出适应社会变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榜样，所奉行大乘佛教的菩萨行，以此为“信仰的中心”，就能够去“救世救人”，将佛教送达人间。
太虚认为，实践菩萨行的基础是在人生，具体地说来，就是落实在人的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因为“人在世界上，脱不了经济与政治：人群的社会生活，非经济不为功；至于政治，它能调剂保障人群社会生活的安宁。所以，我们要改善人生，首先要改善经济与政治，也可说是人生根尘部分的改善。……德行之改善 这就是道德行为的改善。在佛学上说起来，就是戒律，比较生活之改善还要密切。孔子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他就是叫人提高人格，成就德行。”[28]他进一步指出，“改正人类行为以转善国际形势 既依中国的固有道德文化，把人类不道德的思想改成道德底思想。本此思想，去做一切社会事业，则其所表于行为上的动作，不消说是美善的了。人类的行为，由此得其改正，合于佛教“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意义；本着大慈大悲的心，去修一切利他的方便行。此种行为，若具体的表现于个人、于家庭、于社会、于民族、于国际，则此世界就可造成一个光明清洁的道场。故能改正人类的行为，便必然的可转善国际的形势。”[29]可见，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保障，但是由于道德出现了危机，使这两个方面发生了偏差，佛教则可以在纠正这两方面有不足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就是当代佛教的任务，也是佛教对社会、家庭、民族、国家等作出的应有贡献。
三、结 语
以上笔者对太虚的佛教与时俱进思想做了探索，可以看到，太虚是强烈主张佛教要随顺世间，与时俱进的。他在理论上阐述了佛教的与时俱进思想，指出不同时代的佛教有不同时代的思潮之特点，因此要重视和研究不同时期的佛教思潮及其发展的特点。他还在实践上提出了如何做办法，例如实践大乘佛教菩萨行法门具体办法，走群众路线，组织佛教团体，广泛参与社会等等，“努力提倡为地方的国家的世界的人群服务，并积极的参加各种政治的社会的进步事业，及救国救世的运动。”[30]特别是“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31]太虚的佛教与时俱进思想的基础是佛教的“契理契机”的思想，它的指导思想是体用一如，这是佛教“不二”思想的具体运用，这也是六祖慧能“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为中国传统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人生化”是当代佛教的第一义，当代佛教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仍然在落实人心，改变人心的方面，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是当代佛教的最主要任务之一。今天我们重温太虚的佛教与时俱进的思想，无疑对未来的佛教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1] 《佛法导言》(1915年春作于普陀)。
[2] 《法之真精神》(十九年十一月在成都二十四、八、九军军长联合欢迎会讲。)
[3]《佛法应如何普及今世》，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在上海尚贤堂讲。
[4] 《佛乘宗要论》民国九年六月在广州讲经会讲。
[5] 《甚么是佛学》民国十八年九月在汉口佛教会讲。
[6] 了參記《佛教徒应参预中国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设》，《海潮音》第二十四卷九期。民国三十二年在汉藏教理院讲。
[7] 《佛之修学法》民国十六年一月在上海尚贤堂讲。
[8] 了參記《佛教徒应参预中国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设》，《海潮音》第二十四卷九期。民国三十二年在汉藏教理院讲。
[9]了参记《佛教徒应参预中国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设》，《海潮音》第二十四卷九期。民国三十二年在汉藏教理院讲。
[10] 《建设适应时代之中国佛教》民国十九年十月在四川省佛教会讲。
[11] 《建设适应时代之中国佛教》民国十九年十月在四川省佛教会讲
[12] 《学僧修学纲宗》民国二十年三月在闽南佛学院讲。
[13] 《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民国十七年四月作，《海潮音》第九卷四期。
[14] 妙钦、达居、白慧、松慧记，《觉音》第十七期。
[15] 《中国现时学僧应取之态度》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在闽南佛学院讲。
[16] 《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
[17] 《建设适应时代之中国佛教》民国十九年十月在四川省佛教会讲。
[18] 《改善人心的大乘渐教》民国十九年十月在嘉定佛学社讲。
[19] 崔参笔记，《太虚丛书·哲学》。
[20] 《几点佛法的要义》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在昆明欢迎会讲。
[21]《人生佛学的说明》。
[22] 《改善人心的大乘渐教》民国十九年十月在嘉定佛学社讲。
[23] 《佛教徒应参预中国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设》民国三十二年在汉藏教理院讲。
[24] 《中国之佛教》，天慧记，民国三十三年在复旦大学社会系讲，《海潮音》第二十五卷八期。
[25] 《佛乘宗要论》民国九年六月在广州讲经会讲。
[26] 《佛法原理与做人》， 闻又、澄源合记，《海潮音》第二十五卷十二期。民国卅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在湖南粤汉路大礼堂讲。
[27] 《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苇舫、谈玄合记，《海潮音》第十五卷一期。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在重庆作。
[28] 《人生进善之阶段》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在丹阳正则女中讲。
[29] 《建设现代中国佛教谈》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在广州作。
[30] 《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民国十七年四月作。
[31] 《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
《太虚大师的与时俱进思想初探》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