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背佛理的情況下，做出具體的弘法活動。太虛強調了佛陀的這一思想，指出當代的中國文化人生化、科學化和群衆化叁個特點，是佛教“協契時機”的施設的根據。而在此叁個特點中，“人生化”是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位的。他說：“佛法雖普爲一切有情類，而以適應現代之文化故，當以“人類”爲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佛法雖無間生死存亡，而以適應現代之現實的人生化故；當以“求人類生存發達”爲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是爲人生佛學之第一義。佛法雖亦容無我的個人解脫之小乘佛學，今以適應現代人生之組織的群衆化故，當以大悲大智普爲群衆之大乘法爲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是爲人生佛學之第二義。”[21]由此可知，太虛所說的中國文化的“人生化”就是以“人類”爲中心的一種契機契理的佛學，這是一種“求人類生存發達”的中心學說，整個世界的中心是人類，所以“人生化”的佛學實際上就是一種佛教的人學，所以他把它排在了“人生佛學之第一義”。

　　太虛還在大乘佛教的背景下，強調了佛教要“應機隨宜”的重要性，認爲：“昔今教化之異宜，佛法之教有大小，行有頓漸，爲逗衆生之機宜而說；契機方能流行，契理方不乖旨，所以應機隨宜而說，方足以顯佛法之圓妙。佛法之諸法實相，雖周遍常住，而契機之說，確有時代性的：如日本、中國等之佛教情形各有不同，爲當處之機緣不同，其施設之教法亦非一致。在中國以前之社會，凡可管公衆之事者唯少數人，如帝王、官吏、紳士等，其多數人則但應顧一家一生之生活，余事皆不宜過問。在此情形之下，故大乘佛法但能及于少數人，而其它獨顧身家之多數人不能承受大乘，故當時之所行者多屬小乘。現在之時代確與前不同，處此時代潮流之中，無論農、學、工、商等，皆有參與政治之機會；在各個人既皆作社會行動，則佛教亦應有適合潮流之設施，方足以延其余緒。大乘佛法是有社會性的，以之養成兼善天下之道德行爲，實爲現今社會所必需之佛法。”[22]

　　佛法來自于世間，佛教在世間體現出來。慧能大師“佛在世間得”的思想被太虛深刻地領會和運用。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即是說佛的教法雖是佛智證明的真理，而存在世間則是觀察衆生之機宜事實而施設的，所以佛經是“契理契機”的法。不僅合乎個別的千差萬別之機，另外還有時代機境；要針對當時一般的思潮而隨順攝受或破斥，這才有佛法。”[23]佛教並不是是恒古不變的，它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力一種學說。佛教之所以能夠長期存世，依靠的就是“契理契機”的這一原則。雖然佛教被視爲一種出世間的學說，但是佛教畢竟在人間取得成就，因此世間與出世間這一看似相對的一對範疇，實際上是一體的關系，太虛對此有過深入辯證的闡述。他說：“佛教精神原基于導善世人再進爲與出世一貫之道，然因中國舊時環境關系，人們一入佛教即注重出世而忽略了化導世間，故弄成佛教與社會脫離的怪象。因此，我們應提倡善導人世，注重社會事業，改進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知識水准，使能即由國家富強人間美善中，通達到法界圓明的佛境。”[24]太虛在這裏指出了出世間與世間之間的關系，他認爲佛教的基本精神就是入世與出世之“一貫之道”，但是中國傳統思想是將佛教判爲出世的，所以佛教在人們的心目中似乎只是在出世間的範圍裏。人們把入世與出世給割裂開來，注重出世固然重要，可是化導世間的入世功能就減少了，兩者産生了分離，則變成了“佛教與社會脫離的怪象”。要調整這種關系，是佛教界的一個重要的任務。太虛曾經舉例說：“爲說亦漸圓滿，蓋超出世間乃不自墮于世法之中而後可以言救護世間，理有固然：譬如有人與人同溺于海，是人雖有救人之心，則必先求足踏實地或置身舟中而後可，由超世而救世亦猶此義。雖然，超出世間者小乘自了之目的，救護世間者大乘究竟之方便也，不可不辨。”[25]佛教以救人救世爲宗旨，超世間的佛教是來自于世間的，只有超世間的理論落腳在世間上，才能談得上救護世間。這就像一個人落水，救護的人要在他的旁邊，或者站在救生船上，才可以將落水者救出來，在這裏太虛將超世間與世間的關系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概言之，出世與入世就是佛法一如，兩者是“不二”的關系，佛教就是要將入世與出世兩者結合起來，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所以太虛大聲疾呼，佛教要倡導入世精神，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佛教徒要爲國富民強努力工作，只有在國家富強，人民滿意安居以後，佛教也就達到了“法界圓明的境界”。

　　太虛又說：“大乘佛法是絕不爲己，而爲一切衆生謀利益的，要想從人類更進步的去修菩薩六度萬行，完成最高人生，改良人類社會，這是佛法指示做人的最高道理。”[26]菩薩行的特點是自利利他的圓滿佛果，爲大乘佛教的最大善行。修習菩薩行，不僅是爲自己得度，而更重要的是要讓他人得度，它與共産主義的“只有解放會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的偉大精神是一致的。太虛指出：“菩薩是改良社會的道德家。菩薩是覺悟了佛法原理，成爲思想信仰的中心，以此爲發出一切行動的根本精神，實行去救世救人，建設人類的新道德；故菩薩是根據佛理實際上去改良社會的道德運動家。必如此，菩薩乃能將佛教實現到人間去。”[27]“自利”只是一種年自了漢的行爲，“他利”才是菩薩行的“大行”，菩薩改良社會，就是要根據社會的不同特點，爲衆生作出適應社會變化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榜樣，所奉行大乘佛教的菩薩行，以此爲“信仰的中心”，就能夠去“救世救人”，將佛教送達人間。

　　太虛認爲，實踐菩薩行的基礎是在人生，具體地說來，就是落實在人的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因爲“人在世界上，脫不了經濟與政治：人群的社會生活，非經濟不爲功；至于政治，它能調劑保障人群社會生活的安甯。所以，我們要改善人生，首先要改善經濟與政治，也可說是人生根塵部分的改善。……德行之改善　這就是道德行爲的改善。在佛學上說起來，就是戒律，比較生活之改善還要密切。孔子雲：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他就是叫人提高人格，成就德行。”[28]他進一步指出，“改正人類行爲以轉善國際形勢 既依中國的固有道德文化，把人類不道德的思想改成道德底思想。本此思想，去做一切社會事業，則其所表于行爲上的動作，不消說是美善的了。人類的行爲，由此得其改正，合于佛教“慈悲爲本，方便爲門”的意義；本著大慈大悲的心，去修一切利他的方便行。此種行爲，若具體的表現于個人、于家庭、于社會、于民族、于國際，則此世界就可造成一個光明清潔的道場。故能改正人類的行爲，便必然的可轉善國際的形勢。”[29]可見，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的基礎，政治製度是人類社會的保障，但是由于道德出現了危機，使這兩個方面發生了偏差，佛教則可以在糾正這兩方面有不足起到一定的作用，這就是當代佛教的任務，也是佛教對社會、家庭、民族、國家等作出的應有貢獻。

　　叁、結 語

　　以上筆者對太虛的佛教與時俱進思想做了探索，可以看到，太虛是強烈主張佛教要隨順世間，與時俱進的。他在理論上闡述了佛教的與時俱進思想，指出不同時代的佛教有不同時代的思潮之特點，因此要重視和研究不同時期的佛教思潮及其發展的特點。他還在實踐上提出了如何做辦法，例如實踐大乘佛教菩薩行法門具體辦法，走群衆路線，組織佛教團體，廣泛參與社會等等，“努力提倡爲地方的國家的世界的人群服務，並積極的參加各種政治的社會的進步事業，及救國救世的運動。”[30]特別是“中國向來代表佛教的僧寺，應革除以前在帝製環境中所養成流傳下來的染習，建設原本釋迦佛遺教，且適合現時中國環境的新佛教！”[31]太虛的佛教與時俱進思想的基礎是佛教的“契理契機”的思想，它的指導思想是體用一如，這是佛教“不二”思想的具體運用，這也是六祖慧能“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爲中國傳統佛教在現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人生化”是當代佛教的第一義，當代佛教對社會所做的貢獻仍然在落實人心，改變人心的方面，提升人們的道德水平，是當代佛教的最主要任務之一。今天我們重溫太虛的佛教與時俱進的思想，無疑對未來的佛教發展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

　　[1] 《佛法導言》(1915年春作于普陀)。

　　[2] 《法之真精神》(十九年十一月在成都二十四、八、九軍軍長聯合歡迎會講。)

　　[3]《佛法應如何普及今世》，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在上海尚賢堂講。

　　[4] 《佛乘宗要論》民國九年六月在廣州講經會講。

　　[5] 《甚麼是佛學》民國十八年九月在漢口佛教會講。

　　[6] 了參記《佛教徒應參預中國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設》，《海潮音》第二十四卷九期。民國叁十二年在漢藏教理院講。

　　[7] 《佛之修學法》民國十六年一月在上海尚賢堂講。

　　[8] 了參記《佛教徒應參預中國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設》，《海潮音》第二十四卷九期。民國叁十二年在漢藏教理院講。

　　[9]了參記《佛教徒應參預中國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設》，《海潮音》第二十四卷九期。民國叁十二年在漢藏教理院講。

　　[10] 《建設適應時代之中國佛教》民國十九年十月在四川省佛教會講。

　　[11] 《建設適應時代之中國佛教》民國十九年十月在四川省佛教會講

　　[12] 《學僧修學綱宗》民國二十年叁月在閩南佛學院講。

　　[13] 《對于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民國十七年四月作，《海潮音》第九卷四期。

　　[14] 妙欽、達居、白慧、松慧記，《覺音》第十七期。

　　[15] 《中國現時學僧應取之態度》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在閩南佛學院講。

　　[16] 《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

　　[17] 《建設適應時代之中國佛教》民國十九年十月在四川省佛教會講。

　　[18] 《改善人心的大乘漸教》民國十九年十月在嘉定佛學社講。

　　[19] 崔參筆記，《太虛叢書·哲學》。

　　[20] 《幾點佛法的要義》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在昆明歡迎會講。

　　[21]《人生佛學的說明》。

　　[22] 《改善人心的大乘漸教》民國十九年十月在嘉定佛學社講。

　　[23] 《佛教徒應參預中國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設》民國叁十二年在漢藏教理院講。

　　[24] 《中國之佛教》，天慧記，民國叁十叁年在複旦大學社會系講，《海潮音》第二十五卷八期。

　　[25] 《佛乘宗要論》民國九年六月在廣州講經會講。

　　[26] 《佛法原理與做人》， 聞又、澄源合記，《海潮音》第二十五卷十二期。民國卅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在湖南粵漢路大禮堂講。

　　[27] 《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葦舫、談玄合記，《海潮音》第十五卷一期。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在重慶作。

　　[28] 《人生進善之階段》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在丹陽正則女中講。

　　[29] 《建設現代中國佛教談》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在廣州作。

　　[30] 《對于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民國十七年四月作。

　　[31] 《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

《太虛大師的與時俱進思想初探》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