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是即我佛当时打破环境而改造环境之明证。禅宗亦云：“魔来魔斩，佛来佛斩”。此所谓“量英雄，盖天盖地”古德有言：“得大地山河归自己，转得自己为大地山河”其自由发展之精神为何如哉！”[7]到了太虚所处的当代中国，更要看到“由是应知我们处于现在的时代，要使佛学昌明在现代的中国和全世界，就得先要观察往古各种主要的时机，是如何适应之而从佛法的原则上去推行发展。再观察到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如何？最有力的思潮是什么？世界各国的思潮又是如何？将来的中国和世界所需要的是什么？应如何摄受或折服去宣扬佛法？如何能够使佛法作为中国或世界思想主要有力的指导和因素？或者以佛教来纠正他们思想上的错误，或增进发扬其合宜的地方。此实为现在有志弘法者所应当考虑思想到的！此虽非求学诸人的学力就能做到，但在修学的方向上，不得不如此。”[8]所以太虚最后说：“从这些问题去研究，是现在修学佛法有志弘扬者所必要注意的。即是说一方面要贯通佛法真能救世的道理，将佛法的根本学理思想使他格外地充实；另一方面要使佛教的教化力如何能实现于人类世界。……总结上面说的不外乎两种：一种我们是中国人，当如何在新中国的文化思潮中而昌明佛教思想。第二种即如何使佛法能作战后重建世界和平的主要思想或其因素。这便是现代有志弘扬佛法者所应努力的两大目标。”[9]
太虚特别注意到佛教和政治体制之间的适应关系，认为佛教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都要进行不同的适应形式，具体地说，就是“但佛法之流行于世间，以众生世界为依止，故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今中国之政教，既有时代之变迁，而佛教亦应随之而一变其往时之习惯，始能适应社会而生存发达。”[10]例如，“然不读书之农工商与妇稚，则信仰三教混合之通俗神教，而信仰佛教亦与信仰神教毫无异致。此方面佛教之表现于世者，为延生、度亡、消灾、植福之种种经忏香火法门。在当时之士夫，亦认此种法门足以范围民心，为政治上之一种辅助，故其保护亦极周至。而唐宋以来之佛法，为适合以上二种之教化环境，乃以禅宗及应赴为流行之佛化。然在最近二三十年以内之情形，则大不然，海禁既开，交通遍达，社会人心因受外来之政治、宗教、科学、哲学，及其它一切思想风俗之影响，对于以前之教化已失其信仰之作用！此不特对于佛教如此，而以古圣先贤为模范之儒教，尤极其衰落！盖今以全国民众应具之相当知识技能为教育，农、工、商业、军事，皆各分别施与专门之教育，以期全国人民与世界各民族并驾齐驱，与前来所讲之二种教化迥然不同。前之二种，一则太高，言必圣贤，为一般普通国民所难奉行；一则太低，为现代一般稍具国民常识者所难信受。故以前二种教化不能施之现代，今欲适合现代潮流以应人群思想之所要求者，应提倡包括五乘之大乘渐教──即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也。”太虚用事实说明了佛教始终是随顺社会，随顺世间的，始终与社会和世间不断地发生相适应的活动特点，特别说明了到了民国以后，整个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封建社会制度开始瓦解，民主思想正在广为传播，所以佛教在这个转型期里，也要作出一些变革，以适应新的社会制度，而这个变动则是以“适合现代潮流以人群思想之所要者”为前提，明显地表现出与时俱进的佛教发展观。对佛教界来说，太虚又指出：“诚能如此无间进修与尽量宣传，在大乘位上即为十信等菩萨之位。果能依此建立僧宝，提高民德，则佛法日见昌明，社会日益安静矣。此因教化之环境改变，故宏教方针亦应取其所宜而适合者。”[11]
太虚要求佛教僧人以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为目的，以佛教安定为宗旨，这就是佛教界在当前社会形势下所做出的“宏教方针”所应取的“适合的”变化。而在与时俱进的佛教思想下指导下，僧人所负有的的责任是更为重要的。太虚强调：“佛教在中国现今之制度与其在历史上之关系，住持佛法的责任，的确是在僧伽。但是现在僧伽不振，需有适应时机之施设，将其复兴起来；故近来中国佛教寺院中往往设立佛学院；而我们创办闽南佛学院，亦为应此造成住持现代佛教的现代僧伽的需要。”[12] 培养人才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看到佛教的寺院改革也是必然的，固守以往的丛林制度，已经在现代社会不够敷用，因为“然中国今日的佛教僧寺，更有三千年前印度的佛教史背景，与二三千年来流行各国各民族间佛教史的背景，及现代全国全世界社会情形的背景；必须弃短取长，适应时机，乃可以求其生存发达，故亦不能保守二千年来历史沿嬗而不变。”[13]面对只能“革兴”的二千余年的中国传统佛教，太虚指出：“革兴今后中国佛教的方法，可有二点：第一、将中国原有的佛教来改善，新旧融和，而使旧的分子潜移默化，慢慢的改新，以达复兴目的。第二、原有旧的佛教不管他，自己来创立一种健全的新的佛教集团，将这新的集团扩充普遍起来，以代替旧的佛教。根据这两点，今后僧青年就有两种路向可走。”[14]“革兴”就是“革命”，这是佛教实践，但是它没有精神的指导也不行。太虚认为，佛教要适应现代社会，僧伽要走上新的现代道路，其中建立“现代精神”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现代精神”的表现就是要有破有立，只有在破中才能建立新的僧伽，在破中才能获得新生。太虚说：“你们受佛教教育的学僧，要想真正为一个现代的新佛徒，须注意到现代的精神。现在佛教僧伽中一部分学僧，对于佛教前途，要想有一线光明希望的话，则我老实告诉你们：非将向来所有一切不良的文弱的、姑息的旧习，统统打破不可！不但打破而已，同时对于现实生活，应明白他即是“缘生无生”的真相；还要真真实实地带了虔诚的性质去身体力行，而使这些现实生活，完全成为“生活艺术化”。”[15]值得指出的是，太虚主张以破来立，并不是说将所有的传统全部破坏，而是要改变传统佛教中那一部分不适合当代社会特点的一些内容，具有“改革”的佛教的性质，所以“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拋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拋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拋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16]
在充满变化的社会形势下，要求僧人与佛教徒团结在一起，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社会上的一种合力，以此来扩大佛教的影响，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太虚说：“但现在之政治环境已变，僧众对此当大大觉悟，应即改变其旧来之处世方法以图生存发达。以现在国民对于国事皆应有参与政治之行动，实施此种权利，首应有各种团体之组织，其组织方法，或因地方区别而组织者，或以职业差殊而组织者。国民对于国家政治既有如上之变迁，我寺院僧众亦应急起直追，组成教团以施教化，方足以代表佛教，住持佛法。以前之在家徒众毫无表见者，至今亦应为佛教团体之组织。出家者为佛教住持僧，在家者为佛教正信会，将此两部联合起来，由县而省，由省而全国，即可构成一整个的佛教团体。团体坚固，虽足御侮自存，尚不足以言振兴发达，故更须为内部的切实整理。出家众之幼年者，别为学僧，设律仪院、教理院以教养之；中年而有宏法布教之本能者，别为职僧，设布教所等，以大乘佛化之精神宏布于民国，并办理社会慈善等事业；其年高德长者，别为德僧，俾可安闲自修以为后学佛徒之模范；使寺院皆成为住僧之修学场所与当地之教化机关。更有在家之正信会辅扬法化，则佛法便可深入人心，激发一般有国民常识者之大乘正信，佛教始能安固昌盛。”[17]
太虚看到了中国佛教由于历史的堕性，身上背的包袱太重，要使佛教能与时俱进地与社会相适应，希望只能在年青的僧人身上，因不“若从历史上讲来，前来二千余年之佛学，在在皆能贯通中国文化，故佛教在今日之社会，应尽调和之责任，所以有提倡大乘佛法之需要。但在代表佛教的现有佛徒，尚无此种力量！所属望者，在年青僧徒，从此努力探讨，并将僧制改善，俾能普及大乘佛法之利益于全世界。”[18]但是不管怎样变化与适应，在太虚看来，仍然不离体用两种关系的统一，所以他进一步强调：“学问固必先经先觉之提倡，而其施教亦必顾及学之者之境地若何？其必易入而后易行，由是佛教之两大原则生焉。原则维何？“合真理”、“契时机”是也。真理者，万有之实相，而佛学之成立，在察兹相，故不可不相合。契时机者，今语所谓“合世界潮流，符群众心理”也。佛教目的在觉人，故被觉者之心理与环境，不可不注意也。抑徒合时机，则近投机事业；徒切真理不问世界潮流，则真理至高宜若登天，然欲令常人骤觉之不可也，故居今而欲契时机以行真理，造成现代之佛学者，则佛学中之人生的佛学最宜。”[19]由此可见，“契理契机”已经成为太虚复兴中国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念。
太虚还注意到因文化形态不同，而引起佛教“契理契机”的方法不同情况，主张对症施药。他从佛陀的教导上去找出佛教要随顺世间的义理根据，认为“必协时机而有佛陀之现身说法，故曰“佛陀以世界有情为依”；又曰“佛陀有依他心，无自依心”。现代的人间之思想生活，虽各民族各有其特殊之处，然以世界交通之故，已成为普遍之世界文化者，则为三事：一、现实的人生化，二、证据的科学化，三、组织的群众化。今为中国民族之文化中心者，则为三民主义之文化。此三民主义文化，则纵承国族五千年文化之精华，而横吸现代普遍世界之文化。经过选择改革以构成者也；而尤以现代普遍的世界文化为要素。观此、可知施设现代协契时机之佛学，当何从矣。”[20]因为佛陀在世时就说过了“依法不依人”的思想，要求弟子们面对具体情况，在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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