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我爲法王，于法自在”。是即我佛當時打破環境而改造環境之明證。禅宗亦雲：“魔來魔斬，佛來佛斬”。此所謂“量英雄，蓋天蓋地”古德有言：“得大地山河歸自己，轉得自己爲大地山河”其自由發展之精神爲何如哉！”[7]到了太虛所處的當代中國，更要看到“由是應知我們處于現在的時代，要使佛學昌明在現代的中國和全世界，就得先要觀察往古各種主要的時機，是如何適應之而從佛法的原則上去推行發展。再觀察到現在中國的思想界如何？最有力的思潮是什麼？世界各國的思潮又是如何？將來的中國和世界所需要的是什麼？應如何攝受或折服去宣揚佛法？如何能夠使佛法作爲中國或世界思想主要有力的指導和因素？或者以佛教來糾正他們思想上的錯誤，或增進發揚其合宜的地方。此實爲現在有志弘法者所應當考慮思想到的！此雖非求學諸人的學力就能做到，但在修學的方向上，不得不如此。”[8]所以太虛最後說：“從這些問題去研究，是現在修學佛法有志弘揚者所必要注意的。即是說一方面要貫通佛法真能救世的道理，將佛法的根本學理思想使他格外地充實；另一方面要使佛教的教化力如何能實現于人類世界。……總結上面說的不外乎兩種：一種我們是中國人，當如何在新中國的文化思潮中而昌明佛教思想。第二種即如何使佛法能作戰後重建世界和平的主要思想或其因素。這便是現代有志弘揚佛法者所應努力的兩大目標。”[9]
太虛特別注意到佛教和政治體製之間的適應關系，認爲佛教在不同的政治體製下，都要進行不同的適應形式，具體地說，就是“但佛法之流行于世間，以衆生世界爲依止，故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今中國之政教，既有時代之變遷，而佛教亦應隨之而一變其往時之習慣，始能適應社會而生存發達。”[10]例如，“然不讀書之農工商與婦稚，則信仰叁教混合之通俗神教，而信仰佛教亦與信仰神教毫無異致。此方面佛教之表現于世者，爲延生、度亡、消災、植福之種種經忏香火法門。在當時之士夫，亦認此種法門足以範圍民心，爲政治上之一種輔助，故其保護亦極周至。而唐宋以來之佛法，爲適合以上二種之教化環境，乃以禅宗及應赴爲流行之佛化。然在最近二叁十年以內之情形，則大不然，海禁既開，交通遍達，社會人心因受外來之政治、宗教、科學、哲學，及其它一切思想風俗之影響，對于以前之教化已失其信仰之作用！此不特對于佛教如此，而以古聖先賢爲模範之儒教，尤極其衰落！蓋今以全國民衆應具之相當知識技能爲教育，農、工、商業、軍事，皆各分別施與專門之教育，以期全國人民與世界各民族並駕齊驅，與前來所講之二種教化迥然不同。前之二種，一則太高，言必聖賢，爲一般普通國民所難奉行；一則太低，爲現代一般稍具國民常識者所難信受。故以前二種教化不能施之現代，今欲適合現代潮流以應人群思想之所要求者，應提倡包括五乘之大乘漸教──即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也。”太虛用事實說明了佛教始終是隨順社會，隨順世間的，始終與社會和世間不斷地發生相適應的活動特點，特別說明了到了民國以後，整個社會製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封建社會製度開始瓦解，民主思想正在廣爲傳播，所以佛教在這個轉型期裏，也要作出一些變革，以適應新的社會製度，而這個變動則是以“適合現代潮流以人群思想之所要者”爲前提，明顯地表現出與時俱進的佛教發展觀。對佛教界來說，太虛又指出：“誠能如此無間進修與盡量宣傳，在大乘位上即爲十信等菩薩之位。果能依此建立僧寶，提高民德，則佛法日見昌明，社會日益安靜矣。此因教化之環境改變，故宏教方針亦應取其所宜而適合者。”[11]
太虛要求佛教僧人以提高國民的道德素質爲目的，以佛教安定爲宗旨，這就是佛教界在當前社會形勢下所做出的“宏教方針”所應取的“適合的”變化。而在與時俱進的佛教思想下指導下，僧人所負有的的責任是更爲重要的。太虛強調：“佛教在中國現今之製度與其在曆史上之關系，住持佛法的責任，的確是在僧伽。但是現在僧伽不振，需有適應時機之施設，將其複興起來；故近來中國佛教寺院中往往設立佛學院；而我們創辦閩南佛學院，亦爲應此造成住持現代佛教的現代僧伽的需要。”[12] 培養人才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看到佛教的寺院改革也是必然的，固守以往的叢林製度，已經在現代社會不夠敷用，因爲“然中國今日的佛教僧寺，更有叁千年前印度的佛教史背景，與二叁千年來流行各國各民族間佛教史的背景，及現代全國全世界社會情形的背景；必須棄短取長，適應時機，乃可以求其生存發達，故亦不能保守二千年來曆史沿嬗而不變。”[13]面對只能“革興”的二千余年的中國傳統佛教，太虛指出：“革興今後中國佛教的方法，可有二點：第一、將中國原有的佛教來改善，新舊融和，而使舊的分子潛移默化，慢慢的改新，以達複興目的。第二、原有舊的佛教不管他，自己來創立一種健全的新的佛教集團，將這新的集團擴充普遍起來，以代替舊的佛教。根據這兩點，今後僧青年就有兩種路向可走。”[14]“革興”就是“革命”，這是佛教實踐，但是它沒有精神的指導也不行。太虛認爲，佛教要適應現代社會，僧伽要走上新的現代道路，其中建立“現代精神”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這種“現代精神”的表現就是要有破有立，只有在破中才能建立新的僧伽，在破中才能獲得新生。太虛說：“你們受佛教教育的學僧，要想真正爲一個現代的新佛徒，須注意到現代的精神。現在佛教僧伽中一部分學僧，對于佛教前途，要想有一線光明希望的話，則我老實告訴你們：非將向來所有一切不良的文弱的、姑息的舊習，統統打破不可！不但打破而已，同時對于現實生活，應明白他即是“緣生無生”的真相；還要真真實實地帶了虔誠的性質去身體力行，而使這些現實生活，完全成爲“生活藝術化”。”[15]值得指出的是，太虛主張以破來立，並不是說將所有的傳統全部破壞，而是要改變傳統佛教中那一部分不適合當代社會特點的一些內容，具有“改革”的佛教的性質，所以“中國的佛教革命，決不能拋棄有二千年曆史爲背景的僧寺，若拋棄了僧寺以言廣泛的學術化、社會化的佛教革命，則如拋棄了民族主義而言世界革命一樣危險！”[16]
在充滿變化的社會形勢下，要求僧人與佛教徒團結在一起，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組織起來，形成社會上的一種合力，以此來擴大佛教的影響，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太虛說：“但現在之政治環境已變，僧衆對此當大大覺悟，應即改變其舊來之處世方法以圖生存發達。以現在國民對于國事皆應有參與政治之行動，實施此種權利，首應有各種團體之組織，其組織方法，或因地方區別而組織者，或以職業差殊而組織者。國民對于國家政治既有如上之變遷，我寺院僧衆亦應急起直追，組成教團以施教化，方足以代表佛教，住持佛法。以前之在家徒衆毫無表見者，至今亦應爲佛教團體之組織。出家者爲佛教住持僧，在家者爲佛教正信會，將此兩部聯合起來，由縣而省，由省而全國，即可構成一整個的佛教團體。團體堅固，雖足禦侮自存，尚不足以言振興發達，故更須爲內部的切實整理。出家衆之幼年者，別爲學僧，設律儀院、教理院以教養之；中年而有宏法布教之本能者，別爲職僧，設布教所等，以大乘佛化之精神宏布于民國，並辦理社會慈善等事業；其年高德長者，別爲德僧，俾可安閑自修以爲後學佛徒之模範；使寺院皆成爲住僧之修學場所與當地之教化機關。更有在家之正信會輔揚法化，則佛法便可深入人心，激發一般有國民常識者之大乘正信，佛教始能安固昌盛。”[17]
太虛看到了中國佛教由于曆史的墮性，身上背的包袱太重，要使佛教能與時俱進地與社會相適應，希望只能在年青的僧人身上，因不“若從曆史上講來，前來二千余年之佛學，在在皆能貫通中國文化，故佛教在今日之社會，應盡調和之責任，所以有提倡大乘佛法之需要。但在代表佛教的現有佛徒，尚無此種力量！所屬望者，在年青僧徒，從此努力探討，並將僧製改善，俾能普及大乘佛法之利益于全世界。”[18]但是不管怎樣變化與適應，在太虛看來，仍然不離體用兩種關系的統一，所以他進一步強調：“學問固必先經先覺之提倡，而其施教亦必顧及學之者之境地若何？其必易入而後易行，由是佛教之兩大原則生焉。原則維何？“合真理”、“契時機”是也。真理者，萬有之實相，而佛學之成立，在察茲相，故不可不相合。契時機者，今語所謂“合世界潮流，符群衆心理”也。佛教目的在覺人，故被覺者之心理與環境，不可不注意也。抑徒合時機，則近投機事業；徒切真理不問世界潮流，則真理至高宜若登天，然欲令常人驟覺之不可也，故居今而欲契時機以行真理，造成現代之佛學者，則佛學中之人生的佛學最宜。”[19]由此可見，“契理契機”已經成爲太虛複興中國佛教思想的一個重要的理念。
太虛還注意到因文化形態不同，而引起佛教“契理契機”的方法不同情況，主張對症施藥。他從佛陀的教導上去找出佛教要隨順世間的義理根據，認爲“必協時機而有佛陀之現身說法，故曰“佛陀以世界有情爲依”；又曰“佛陀有依他心，無自依心”。現代的人間之思想生活，雖各民族各有其特殊之處，然以世界交通之故，已成爲普遍之世界文化者，則爲叁事：一、現實的人生化，二、證據的科學化，叁、組織的群衆化。今爲中國民族之文化中心者，則爲叁民主義之文化。此叁民主義文化，則縱承國族五千年文化之精華，而橫吸現代普遍世界之文化。經過選擇改革以構成者也；而尤以現代普遍的世界文化爲要素。觀此、可知施設現代協契時機之佛學，當何從矣。”[20]因爲佛陀在世時就說過了“依法不依人”的思想，要求弟子們面對具體情況，在不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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