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与时俱进思想初探

　　黄夏年

　　内容提要：太虚强烈主张佛教要随顺世间，与时俱进。他在理论上阐述了佛教的与时俱进思想，指出不同时代的佛教有不同时代的思潮之特点，因此要重视和研究不同时期的佛教思潮及其发展的特点。他还在实践上提出了如何做的办法，例如实践大乘佛教菩萨行法门具体办法，走群众路线，组织佛教团体，广泛参与社会等等。太虚的佛教与时俱进思想的基础是佛教的“契理契机”的思想，它的指导思想是体用一如，这是佛教“不二”思想的具体运用，这也是六祖慧能“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为中国传统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人生化”是当代佛教的第一义，当代佛教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仍然在落实人心，改变人心的方面，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是当代佛教的最主要任务之一。今天我们重温太虚的佛教与时俱进的思想，无疑对未来的佛教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者黄夏年，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长、《世界宗教文化》主编。

　　太虚(1889─1947)大师是我国当代佛教的领袖，他不仅通晓佛学，而且还懂除佛学以外的其它学说，如儒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等，学贯中西，内外兼通，因此使他能够举一反三，运用自如。他对佛教各宗的学说都了解，但他学习佛学，并不是简单地、一味地重复佛祖的教导，或提起祖师的话头，而是根据现实社会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作出自己的理解。早在普陀山闭关时，他认真阅读大藏经，比较了大小乘的不同，从而把中国佛教的传统十三宗的说法，并为八宗，将小乘成实和俱舍归于大乘论和唯识；将涅槃并入法华；摄论并入唯识；地论并入华严。他对唯识思想有很深的研究，认为法相和唯识只是一种学说，二者不能分开，即“法相必宗唯识，唯识即摄法相”。他的这个观点，与当时另一唯识学派的代表欧阳竟无的法相、唯识是二种学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构成了现代中国唯识法相学的二大流派，影响长远。此外，他的僧教育思想也很有特色，对现在的僧教育仍然有着借鉴意义。本文初探太虚大师的佛教与时俱进思想，不对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一、太虚对佛教弊端的批评

　　太虚对当时中国佛教的衰落分析了原因，对僧伽的无力提出尖锐的批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僧人肩上所负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晚唐以来，达人虽众，陋儒亦多，每肆狂言辟佛，阴盗阳憎，心奉口违。故考民俗风习，虽皆信行佛教，而多不居为佛教徒，唯任出家二众僧尼游乎方外，若存若亡，鲜在家众持续传守，且时或凌折之。故我佛声光虽尝大振乎隋唐，浸衰者远，沦替及兹，已成千钧一发之势。今后全球当趋佛教是宗，现今中国有待佛教尤殷。顾佛教有坠落之忧，唯沙门负恢振之责。然则报酬佛恩，兴建法幢，摄化国民，开导世人，其可不勇猛精进于菩萨涉俗利生行乎！此又其一。今世异学异教，风发泉涌，各称道真，自成宗尚，互偏标榜，竞为朋党。而中国人心当此泛应繁变之势会，伥伥乎，莫知所皈依，较余土为尤甚。颠倒东西，淆混黑白，既目眯而意醉，乃冥趋以盲从，唯暖赫强盛之是崇，唯淫乐游戏之是美，嫥嫥乎浇习之形好，逐逐乎流誉之夸诞；真实之道理，淳净之德行，反回遹惑乱而靡敢尊亲。悲矣群瞽！痛哉众狂，天下斯倾，大道其沉！势非恒俗庸化之士可能挽回图救千一。菩提所缘，缘苦众生，佛言“唯度迷情，方顺佛心”则正须以超世之身，转适群机，广行四摄，集大法众，结大法会，震大法雷，作大法事，捧佛日于虞渊，启人心之正信，此又其一。以故未可拘守沙门苾刍杜多苦行，唯幽闲清净端居之是安。古师圣天、圭峰、大慧、紫柏，近德松风、月照，斯堪法矣！异日人心晋善，世道康和，如来正教普被全球，多有在家菩萨宏修十善，信护三尊，则出家者固应专习无上希有之法，精严无漏真净之行，克获圣果现身作证，以供天人神鬼瞻仰赞叹，祟奉尊敬，虽然，蠖不屈不伸，行不冥不昭，今此有能克证无生法忍，现大士庄严相好殊胜尊特神通身，开化宁不尤广？在行者宜自知时耳!”[1]

　　太虚认为，从儒释二家的关系来看，中国佛教的衰落原因是由于儒家的势力太大而所致。儒家在中国思想主流中占绝对地位，他们对佛教一直采取攻击的态度(辟佛)，虽然儒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但是这只是暗取(阴盗)，实际上还是以攻击为主(阳憎)，是一种典型的阴奉阳违的做法。从佛教界的角度来看，在民间，虽然佛教流行于百姓中间，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但是大多数信仰佛教的人，并不是持有纯正的信仰，他们并不是关心佛教的发展，对比丘与比丘尼二众是否持戒特的出家人的事情不闻不问，任由出家人到全国各地游方，出家人也不关心佛教的存亡，不在庙里坚守弘传佛法的责任，而且有时还做出凌辱佛教的行为，因此使原本在隋唐时期的大好佛教渐渐地转入衰微，而且愈来愈演。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发展，已经呈现了多元的趋势，各种学说与各种教门不断出现，它们都以正宗之居，追崇时尚，互相吹捧，结帮拉派。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人，面对变化如潮的形势，不知该如何面对，陷于思想混乱之后，必然是盲目的趋从，结果只能追求的是或物质上享受，或沉溺于感官的刺激，追逐时尚名利，丢掉了崇高的真实精神。此外，太虚还从政治制度方面阐释了佛教衰落的原因，曰：“一、因中国在佛法未来以前，已别有一种政治教化，佛教为避免冲突起见，遂退为山林中清静自修之法，而未推行到社会中去。二、因中国前此帝王治化之下，虽教诸士人使读儒书，奖掖儒行，而大多数之农工商以及妇女概未读书明理；须有一种神道设教去慑服之，以使民心安定，故将佛教通俗化而几同鬼神教。中国一般人向来只认此二种为佛教。由第二种，到现在一般具有国民常识的人，视佛教同于鬼神巫觋等事，遂斥为迷信而倡打破，佛教遂受摧残。由第一种，以生产落后之中国人欲与列强相竞存于此世界，如何能主张在山林清闲自修？故以佛法为不相宜而避之若浼。”[2]总之，“佛法流传中国，其时历千余年之久，然而不能收普教齐民之效者，其原因厥有二端：一者，禅讲诸师之专尚深远，非普通人士所能欣企，故其所趋入者，仅智能超人之少数高逸。二者、君相利用为愚民工具，遂流为鬼神祸福之迷信，故中智之士，皆以不屑研究视之，且反施其摧残之手段。故佛法在中国，因向来有太高与太低之偏弊，故无普及之效。”[3]

　　二、佛教要与时俱进的思想

　　为了改变中国佛教的衰败情况，让佛教在世间普及畅达，太虚提出了佛教要“随顺世间”的看法，认为佛教只有与世间相结合，才能走出困境。他说：“至世间法则迁流无常；因乎时分而生种种差别，众生之心亦因之而有种种之殊异：若不随顺世间巧施言说，以应其时而投其机，则宜于此者或失于彼，合于过去而不合于现在，故佛法有适化时机之必要！夫契应常理者佛法之正体，适化时机者佛法之妙用，综斯二义以为原则，佛法之体用斯备。若应常理而不适化时机，则失佛法之妙用；适化时机而不契应常理，则失佛法之正体。皆非所以明佛法也。”[4]“契理契机”是中国佛教的传统思想之一，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状大，就是因为遵循了这条规律。从道安到慧远再到慧能，以及之后的历代大德，都是走的这条道路。到了太虚，这一定律仍然在起作用，这就是“合于过去而不合于现在，故佛法有适化时机之必要”，其中“契应常理”是佛教历史发展线索中的“体”(主体)，这个“常理”就是佛教要随时根据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间，以及不同的特点，而保持佛教的基本特点。“适化时机”是佛的“用”(作用)，“时机”是通过常理而表现出来的，太虚强调只有“常理”和“时机”两义结合成一体，以此为佛教存世的原则，才能明示佛法的特点。例如，“佛学在清季衰败得很，因这种学说，不合于专制政体，所以一入民国，研究者日见其多。”[5]

　　太虚强调要从佛教理论上来解释了随顺世间和与时俱进的必要性。他认为，佛教的思想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佛教所处的背景不同，佛学理论思想也表现了不同的特点。因此，从佛学的意义上说：“站在这种意义上，看种种佛教的经论，不但要明了现有的经论上怎么说，还要进一步了解其所以说此经论之对于当时的时机怎样？比方你去研究龙树学，不但明白其已有之论义，还要知道当时印度佛教教内教外之时代思想怎样？龙树又是怎样起而破斥或摄受以应那时之思潮而说明大乘，使整个佛法复兴起来？后来到无着时代或玄奘至印度的时代，又是如何？再来观察中国唐朝以前的时代，当时佛教教内教外的思想如何？佛教怎样会与中国原有的思想发生密切关系，如何会使当时思想界受其影响，如何会发达兴盛到那样程度？”[6] 因为佛教始终是随顺世间的，不同的时代必不同的时代主题，也会产生不同的时代思潮，由此产生了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佛教理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思想成果。像释迦牟尼创教后提出的“四谛”、“八正道”和“三法印”等佛教的理论，就是在反对婆罗门教思想的背景下提出的。龙树是佛教的论主，他所发展的佛教空义的学说，是针对部派佛教“三世实有“学说的基础上，而提出了大乘的般若空观思想。无著是在针对大乘般若空宗的思想的基础上，再提出了有宗，即瑜伽唯识宗的学说。而在中国，外来的印度佛教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环境，不得不与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交融与斗争，最终形成了中国佛教思想特点的学说。玄奘是中国大乘佛教法相宗的创始人，他在中国佛学理论激荡磨扬的情况下，将大乘唯识学说完整地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佛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像“法华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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