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的與時俱進思想初探

　　黃夏年

　　內容提要：太虛強烈主張佛教要隨順世間，與時俱進。他在理論上闡述了佛教的與時俱進思想，指出不同時代的佛教有不同時代的思潮之特點，因此要重視和研究不同時期的佛教思潮及其發展的特點。他還在實踐上提出了如何做的辦法，例如實踐大乘佛教菩薩行法門具體辦法，走群衆路線，組織佛教團體，廣泛參與社會等等。太虛的佛教與時俱進思想的基礎是佛教的“契理契機”的思想，它的指導思想是體用一如，這是佛教“不二”思想的具體運用，這也是六祖慧能“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爲中國傳統佛教在現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人生化”是當代佛教的第一義，當代佛教對社會所做的貢獻仍然在落實人心，改變人心的方面，提升人們的道德水平，是當代佛教的最主要任務之一。今天我們重溫太虛的佛教與時俱進的思想，無疑對未來的佛教發展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

　　作者黃夏年，1954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雜志社長、《世界宗教文化》主編。

　　太虛(1889─1947)大師是我國當代佛教的領袖，他不僅通曉佛學，而且還懂除佛學以外的其它學說，如儒學、西方哲學、印度哲學等，學貫中西，內外兼通，因此使他能夠舉一反叁，運用自如。他對佛教各宗的學說都了解，但他學習佛學，並不是簡單地、一味地重複佛祖的教導，或提起祖師的話頭，而是根據現實社會的特點，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作出自己的理解。早在普陀山閉關時，他認真閱讀大藏經，比較了大小乘的不同，從而把中國佛教的傳統十叁宗的說法，並爲八宗，將小乘成實和俱舍歸于大乘論和唯識；將涅槃並入法華；攝論並入唯識；地論並入華嚴。他對唯識思想有很深的研究，認爲法相和唯識只是一種學說，二者不能分開，即“法相必宗唯識，唯識即攝法相”。他的這個觀點，與當時另一唯識學派的代表歐陽竟無的法相、唯識是二種學觀點是針鋒相對的，構成了現代中國唯識法相學的二大流派，影響長遠。此外，他的僧教育思想也很有特色，對現在的僧教育仍然有著借鑒意義。本文初探太虛大師的佛教與時俱進思想，不對之處，敬請方家批評。

　　一、太虛對佛教弊端的批評

　　太虛對當時中國佛教的衰落分析了原因，對僧伽的無力提出尖銳的批評，同時也強調了中國僧人肩上所負的重要性。他說：“中國晚唐以來，達人雖衆，陋儒亦多，每肆狂言辟佛，陰盜陽憎，心奉口違。故考民俗風習，雖皆信行佛教，而多不居爲佛教徒，唯任出家二衆僧尼遊乎方外，若存若亡，鮮在家衆持續傳守，且時或淩折之。故我佛聲光雖嘗大振乎隋唐，浸衰者遠，淪替及茲，已成千鈞一發之勢。今後全球當趨佛教是宗，現今中國有待佛教尤殷。顧佛教有墜落之憂，唯沙門負恢振之責。然則報酬佛恩，興建法幢，攝化國民，開導世人，其可不勇猛精進于菩薩涉俗利生行乎！此又其一。今世異學異教，風發泉湧，各稱道真，自成宗尚，互偏標榜，競爲朋黨。而中國人心當此泛應繁變之勢會，伥伥乎，莫知所皈依，較余土爲尤甚。顛倒東西，淆混黑白，既目眯而意醉，乃冥趨以盲從，唯暖赫強盛之是崇，唯淫樂遊戲之是美，嫥嫥乎澆習之形好，逐逐乎流譽之誇誕；真實之道理，淳淨之德行，反回遹惑亂而靡敢尊親。悲矣群瞽！痛哉衆狂，天下斯傾，大道其沈！勢非恒俗庸化之士可能挽回圖救千一。菩提所緣，緣苦衆生，佛言“唯度迷情，方順佛心”則正須以超世之身，轉適群機，廣行四攝，集大法衆，結大法會，震大法雷，作大法事，捧佛日于虞淵，啓人心之正信，此又其一。以故未可拘守沙門苾刍杜多苦行，唯幽閑清淨端居之是安。古師聖天、圭峰、大慧、紫柏，近德松風、月照，斯堪法矣！異日人心晉善，世道康和，如來正教普被全球，多有在家菩薩宏修十善，信護叁尊，則出家者固應專習無上希有之法，精嚴無漏真淨之行，克獲聖果現身作證，以供天人神鬼瞻仰贊歎，祟奉尊敬，雖然，蠖不屈不伸，行不冥不昭，今此有能克證無生法忍，現大士莊嚴相好殊勝尊特神通身，開化甯不尤廣？在行者宜自知時耳!”[1]

　　太虛認爲，從儒釋二家的關系來看，中國佛教的衰落原因是由于儒家的勢力太大而所致。儒家在中國思想主流中占絕對地位，他們對佛教一直采取攻擊的態度(辟佛)，雖然儒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但是這只是暗取(陰盜)，實際上還是以攻擊爲主(陽憎)，是一種典型的陰奉陽違的做法。從佛教界的角度來看，在民間，雖然佛教流行于百姓中間，已經成爲一種風俗，但是大多數信仰佛教的人，並不是持有純正的信仰，他們並不是關心佛教的發展，對比丘與比丘尼二衆是否持戒特的出家人的事情不聞不問，任由出家人到全國各地遊方，出家人也不關心佛教的存亡，不在廟裏堅守弘傳佛法的責任，而且有時還做出淩辱佛教的行爲，因此使原本在隋唐時期的大好佛教漸漸地轉入衰微，而且愈來愈演。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社會的發展，已經呈現了多元的趨勢，各種學說與各種教門不斷出現，它們都以正宗之居，追崇時尚，互相吹捧，結幫拉派。而處于轉型期的中國人，面對變化如潮的形勢，不知該如何面對，陷于思想混亂之後，必然是盲目的趨從，結果只能追求的是或物質上享受，或沈溺于感官的刺激，追逐時尚名利，丟掉了崇高的真實精神。此外，太虛還從政治製度方面闡釋了佛教衰落的原因，曰：“一、因中國在佛法未來以前，已別有一種政治教化，佛教爲避免沖突起見，遂退爲山林中清靜自修之法，而未推行到社會中去。二、因中國前此帝王治化之下，雖教諸士人使讀儒書，獎掖儒行，而大多數之農工商以及婦女概未讀書明理；須有一種神道設教去懾服之，以使民心安定，故將佛教通俗化而幾同鬼神教。中國一般人向來只認此二種爲佛教。由第二種，到現在一般具有國民常識的人，視佛教同于鬼神巫觋等事，遂斥爲迷信而倡打破，佛教遂受摧殘。由第一種，以生産落後之中國人欲與列強相競存于此世界，如何能主張在山林清閑自修？故以佛法爲不相宜而避之若浼。”[2]總之，“佛法流傳中國，其時曆千余年之久，然而不能收普教齊民之效者，其原因厥有二端：一者，禅講諸師之專尚深遠，非普通人士所能欣企，故其所趨入者，僅智能超人之少數高逸。二者、君相利用爲愚民工具，遂流爲鬼神禍福之迷信，故中智之士，皆以不屑研究視之，且反施其摧殘之手段。故佛法在中國，因向來有太高與太低之偏弊，故無普及之效。”[3]

　　二、佛教要與時俱進的思想

　　爲了改變中國佛教的衰敗情況，讓佛教在世間普及暢達，太虛提出了佛教要“隨順世間”的看法，認爲佛教只有與世間相結合，才能走出困境。他說：“至世間法則遷流無常；因乎時分而生種種差別，衆生之心亦因之而有種種之殊異：若不隨順世間巧施言說，以應其時而投其機，則宜于此者或失于彼，合于過去而不合于現在，故佛法有適化時機之必要！夫契應常理者佛法之正體，適化時機者佛法之妙用，綜斯二義以爲原則，佛法之體用斯備。若應常理而不適化時機，則失佛法之妙用；適化時機而不契應常理，則失佛法之正體。皆非所以明佛法也。”[4]“契理契機”是中國佛教的傳統思想之一，中國佛教之所以能夠不斷地發展狀大，就是因爲遵循了這條規律。從道安到慧遠再到慧能，以及之後的曆代大德，都是走的這條道路。到了太虛，這一定律仍然在起作用，這就是“合于過去而不合于現在，故佛法有適化時機之必要”，其中“契應常理”是佛教曆史發展線索中的“體”(主體)，這個“常理”就是佛教要隨時根據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時間，以及不同的特點，而保持佛教的基本特點。“適化時機”是佛的“用”(作用)，“時機”是通過常理而表現出來的，太虛強調只有“常理”和“時機”兩義結合成一體，以此爲佛教存世的原則，才能明示佛法的特點。例如，“佛學在清季衰敗得很，因這種學說，不合于專製政體，所以一入民國，研究者日見其多。”[5]

　　太虛強調要從佛教理論上來解釋了隨順世間和與時俱進的必要性。他認爲，佛教的思想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直在發生著不同的變化，特別是由于佛教所處的背景不同，佛學理論思想也表現了不同的特點。因此，從佛學的意義上說：“站在這種意義上，看種種佛教的經論，不但要明了現有的經論上怎麼說，還要進一步了解其所以說此經論之對于當時的時機怎樣？比方你去研究龍樹學，不但明白其已有之論義，還要知道當時印度佛教教內教外之時代思想怎樣？龍樹又是怎樣起而破斥或攝受以應那時之思潮而說明大乘，使整個佛法複興起來？後來到無著時代或玄奘至印度的時代，又是如何？再來觀察中國唐朝以前的時代，當時佛教教內教外的思想如何？佛教怎樣會與中國原有的思想發生密切關系，如何會使當時思想界受其影響，如何會發達興盛到那樣程度？”[6] 因爲佛教始終是隨順世間的，不同的時代必不同的時代主題，也會産生不同的時代思潮，由此産生了不同形式和內容的佛教理論，這就是這個時代的思想成果。像釋迦牟尼創教後提出的“四谛”、“八正道”和“叁法印”等佛教的理論，就是在反對婆羅門教思想的背景下提出的。龍樹是佛教的論主，他所發展的佛教空義的學說，是針對部派佛教“叁世實有“學說的基礎上，而提出了大乘的般若空觀思想。無著是在針對大乘般若空宗的思想的基礎上，再提出了有宗，即瑜伽唯識宗的學說。而在中國，外來的印度佛教爲了適應中國社會的環境，不得不與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交融與鬥爭，最終形成了中國佛教思想特點的學說。玄奘是中國大乘佛教法相宗的創始人，他在中國佛學理論激蕩磨揚的情況下，將大乘唯識學說完整地介紹到中國，對中國佛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像“法華經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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