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兴衰亦云。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谛闻佛教教育思想的总纲。20世纪初，中国佛教界在经历了中西两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五四运动”的冲击，已经开始进行了深刻的反醒，佛教重新开始走上了复兴的道路，社会上和佛教界里都在重视宣传佛教的活动，佛教刊物、佛教学术，乃至佛教教育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但是“纵观环境，侮我辱我，破坏我，摧残我，公然肆其毒焰，张其暴气，以陷我等于绝地者，比比皆是。其将泯智灰心，垂头丧气，忍受其侵凌乎。抑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罄全力以与抗争乎。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睹作社会之寄生虫，贻人以口实乎。抑革除陋习，振刷精神，以辟自新之途乎。将取消极主义，遗世独立，任其归于淘汰之列乎。抑应时势之要求，精研大乘学理，且实行其救人救世之工作，以期发扬而光大之乎。孰非孰是，何去何从，当为有识者之所共鉴。” [14][14]由于几百年来佛教的消沉，整个佛教界仍然处于人才不济的情况，虽然很多寺庙都在办教育，但是又因种种原因，其效果并不十分突出。谛闻在文章里，分析了佛教教育与佛化、与培养人才的关系，正确地指出了佛教教育的关键首在人才的培养，“非人才无以宏佛化，非教育无以造人才”，这是一条万世不变的恒古定律。“法赖人弘”，此为古德早已说过，所有的知识、学术都是有赖于人才的崛兴，而人才的崛兴又离不开教育，所以教育是根本，人才是根本。与其甘愿受辱，不如起来奋而抗之，“唯以精锐之眼光，运灵活之心思，用敏捷之手段，速图之而速断之。应兴者兴，应革者革，毋与人以可訾之讥，毋授人以可乘之隙。夫如是，彼虽欲摧残，无从而摧残，虽欲破坏，无从而破坏，又何至邻于衰微，即于腐败，而受人之侮辱也。苏子曰，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之侮我辱我者，皆我之自取也。呜呼吾之侮辱，吾自取之，则欲去吾之侮辱，亦惟吾自去之。去之之道，莫如提倡教育。” [15][15]佛教是社会的一个团体，离不开社会，佛教的宗旨就是要将伟大的佛法全面推向社会，用佛法来化社会。在社会上普及佛教，其根本的一条，还是要进行教育，需要人才来推动这项工作，“人才既出，佛化断未有不昌明者”，所以“处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养人才不可”。他除了指出教育的根本性和不可或缺性之外，更强调了教育的急迫性、重要性和现实性，他指出“然则教育之于佛化关系诚重，而提倡之不容或缓也明矣”，办教育并不只是寺院长老与护法居士的责任，而应是每个佛教徒的责任，明代大儒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对佛教界来说，也是非常合适的，所以他呼吁全佛教界都要自觉重视办教育，提倡教育，“各竭其才力心思以为之可也”。 1928年，北平法源寺又创办了中华佛学院，这是一所旨在培养法门良将的佛学教育机构。谛闻写下了《中华佛学院开学感言》： [16][16]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厚望，他说：“中华佛学院之所由亟亟于成立也。空也法师及宾楷南居士，有鉴于此，以为佛教之衰微，由于僧伽之腐败，僧伽之腐败，由于教育之不振，特创设中华佛学院，以授僧伽相当之教育，而谋佛教之振兴，是诚如来之化身，末代之明星也。当开学之日，嘉宾莅止，胜客如云，设备庄严，规律井然，有如灵山一会，俨然未散。首由院长空也法师报告创办本院之宗旨，及将来之目的，次由院护宾楷南居士，演说现在佛化衰微，僧伽腐败之情形，及谋所以救治之法，其余教职来宾，均有演辞，大都不外提倡僧伽利生事业，发展如来救世精神。盖中华佛学院之设，实揭此二语为标帜，而欲竭全力以促其实现者也。……兹幸中华佛学院应运产生，规模宏远，宗旨正大，而办学者、讲学者、求学者，又各各抱有最坚最固之志愿而来，于利生事业、救世精神八字，尽力发扬，期达于圆满究竟之域，其能得良好结果，可以断言，将见佛化由此重兴，僧伽由此自立，而向之侮我辱我、摧残我破坏我者，毒焰不消而自消，暴气不戢而自戢矣。岂寻常假兴学之名，图自私之实者，所可同日语耶。余因之有所感焉，故为之说，以志庆幸。” [17][17]
谛闻不仅呼吁重视佛教教育，而且还对佛教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不同的性质与特点做了一番深入地考察，也对佛教院校的学风和“半吊子”教育现象，以及为什么佛教教育的路子走不通的情况，做了深刻的反思。他说：“殊不知佛教教育的性质是主静的，社会学校教育的性质是主动的，一动一静，这两教育的性质，根本就处于极端相反的地位，毫无强牵附和的余地。” [18][18]除了上面所说的经济、意见和学风三种根本原因外，究其实质，他又指出 ：“可是佛教之在社会，如太苍之一粒，大海之一沤，当然敌不住社会的鼓荡，只得跟着社会跑，所以主静的佛教教育，现在也一变而为主动的社会教育化了，学风焉得不坏呢。现在的佛教僧教育，本来没有一定的方式……章则……一方面采取学校的新制，一方面采取丛林的旧规，建立在不新不旧的当中，形成非驴非马的教育。要想全新吧，又怕砥触佛制，招人口实，要想全旧吧，又怕违背潮流，势所不许。欲新不得，欲旧不能，这种半调子的教育，结果四处挂着此路不通的招牌。所以近年来的僧教育，越办越不通，越办越糟糕。” [19][19] 所以面对如此糟糕的佛教教育，他提出：“我以为今日的僧教育，马马虎虎的不想办好则已，如果要想办好的话，必须有一定的方式……章则……然后才能办得通，同时也才会造出好的人才来。要新就极端的新，完全采取学校的新制，使其丛林学校化，要旧就极端的旧，完全采取丛林的旧规，使其学校丛林化。如果照这样的办法，教育没有办不通的，人才也没有造不出的。所怕的就是不新不旧，非驴非马的办法，那就实在是到此止步，走不出去了。” [20][20]
在众多的佛教院校中，他对太虚大师创办的闽南佛学院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在这僧教育没有规定方式……章则……的过渡期间，尤其国内的僧教育寥若晨星的时候，吾人对于硕果仅存的闽院，不能不有一种绝大的希望。” [21][21]但是，闽南佛学院的现状也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例如他觉得，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世俗学校的学生不安心学习读书，动辄开会、游行、请愿、示威，闽南佛学院的学僧也“失却自己的立场，崇拜社会的潮流，也就胡闹起来了。” [22][22]学僧们“时而闹风潮，时而起革命，不说打倒这个，就说打倒那个，专门做些骂人的文章，以为自己的能事。对于院里的课程，不肯死心踏地的用功，问他佛学吗，儱侗真如，颟顸佛性，不知说些什么。问他文学吗，这里抄几句，那里抄几句，文言不成，白话不是，就算他们的文章了。他们唯一的功夫，买几本小说读读，订几本杂志看看，甚至一天到晚，打打闹闹，玩玩笑笑，视院规如具文，目职员如木偶，毫无畏忌的心事，任你闹得天翻地覆，谁也不能干涉，弄不好还要出乱子啊，所以七八年来闽院的学风，坏到无以复加的极度。” [23][23]其次，学僧们已经没有祖师们的那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勤苦淡泊之境界，他们吃不得苦，不甘寂寞地好好学习。如“近来闽院的学僧，骄奢逸乐，一事不做，养成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天之骄子的生活。他们除了上课读书而外，不肯再做一点别样事，全身手足的机能，好像不能动作似的，结果一出院门，失去自己生活的能力。住丛林吗，吃不住苦；回小庙吗，容不了身；赶经忏吗，没有本事；当法师吗，不够资料(引者按，应为“格”)，往上不能，走下不得，弄得害了他一生。学僧们未曾住过学院之前，觉得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我餐，住过学院之后，觉得任你走尽天下，没有立足之地。你想一个人前后的生活，何以有这样的畸形呢？我敢不踌躇的解答一句，因为未住学院之前，处处放得下，事事吃得苦，所以到处都可住，而且到处都欢迎，住过学院之后，贡高我慢，好吃懒做，所以到处都不要。而且到处都讨厌。” [24][24]有鉴于此，他提出“一方面希望闽院的当轴，要励精图治，迈步前进，使成为国内佛教最高的学府，一方面希望闽院的当轴，要盘根错节，彻底澄清，养成良好的学风，造出优美的人才。” [25][25]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应行改革，而且亟宜改革的两点”， [26][26]一是“学风宜整顿”。二是“生活宜纠正”。总之“应该振刷精神，大刀阔斧的来改进一切，使闽院的生命，趋于发荣滋长的领域，对于学生，应该于庄严之中，寓慈祥之意，谆谆训导，使皆成为有用的人才。……办学者与求学者，和偕合聚，互相亲爱，互相谅解，共图佛法的光明，同谋闽院的巩固，这是我们虔诚馨香以祝的了。” [27][27]
四、结 语
1939年，日本侵略军将战火烧到了宁波，山河国破，百姓罹难，背井离乡，奔逃他方。谛闻挂单的宁波七塔禅寺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下结束了鼎盛的时期，报恩佛学院被迫关闭，谛闻的教学生涯被迫结束，他随着难民逃难到湖南，继而再到重庆，最后还俗到四川古蔺，从此不再与佛教界发生任何联系，过着隐居的生活，最后终老于斯！
谛闻6岁出家，47岁离开佛门，整整在寺院里生活了41年。他的一生之所以能够曾经取得辉煌，能够识文断字，教书育人，撰写著作，出版专著，实事求是地说，这些都是得益于佛教。是佛教寺院的斋饭将他从一个行将饿馁的儿童养大成人，是佛教的课堂将他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培养成一位学富满车，饱识经文的知识分子，所以，没有佛教，就没有谛闻早期轰轰烈烈的一生，没有佛教，就没有谛闻在佛教教育领域的辉煌，没有佛教，就没有谛闻一生从事教书育人的事业。
作为一名纳西族的出家人，谛闻的事迹和思想在当代中国佛教史中确有值得讨论的一面。由于他的出家，使汉地佛教的大家庭中增添了一位新的成员，他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成员接受了汉地佛教，也使汉地佛教传到了原本是藏传佛教占统治地位的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丽江地区。作为一名曾经在佛门内生活的僧人，由于他的鲜明的改革思想和轰动一时的改革佛教举动，给原已沉闷的中国汉地佛教注入了新的血液，在佛教界里掀起了波澜，产生了影响，但是中国佛教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惰性和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使谛闻成为佛教改革的牺牲者之一，太虚说他“尝在云南有改进寺制僧制之举，顾格于先习，所志未遂什一。”所以他的佛教改革失败也在意料之中。他在晚年的《自祭文》中，仍然对此事感到伤心，云：“吾幼读诗书，深知圣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为人之道。以之律己，则己可廉洁；以之律人，则人可良善。吾受此熏陶，视听言动，一遵古人之言，不敢稍违。殊知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瞬时之祸福。耻躬行之不逮，欲寡过而未能，竟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蒙冤莫白，致为一世所非笑，傥所谓有求全之毁者非耶！”不亦悲夫！
但是，作为一名曾经是佛学院的主讲，谛闻的广博学识和较高教学能力，以及他所提倡的育才思想、敏锐的眼光，使他在这个领域里取得过骄人成绩，桃李天下，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是他的理想和成就的表现，他不仅是佛学院的领导者，而且是整个寺院文化的建设者，正是因为他的参与，七塔寺的事业与影响在宁波地区进一步增大，报恩佛学院也在古四明地区独树一帜。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末法时期，他的成就也只能昙花一现，他的理想最终不能彻底实现。作为一名历史的过来人和纪录者，由于他的秉笔直书，在《谛闻尘影集》里真实地记载了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事情，使我们对那个时期的佛门的内部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为所有关心佛教及其未来的发展的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总之，谛闻所在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他的命运。就佛教而言，他是一个曾经成功过的法师，但也是一个曾经失败的僧人，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作者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主编。
《谛闻法师的教育人才观》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