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需要投入，没有钱不能受教育，所以在旧中国，受教育成了有钱人家的专利，没有钱的人就只能不受教育，念不起书成为穷人子弟的普遍现象。谛闻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6岁时就被父母送到寺院里，他对无钱上学的人非常同情，痛恨那种有钱才能受教育的不平等制度，所以他要抨击这种现象，为没有钱而失去学习机会的人们鸣不平，强调穷人的孩子仅仅“今以境遇之关系，致使国中一部之民，不入学校，不受教育，不求知识，其不平等孰甚。”其最终结果，只能是“知识不能发达，教育不能普及，则国势之日趋于衰弱”，发展平民教育是国家强大的唯一出路。“平民”本是指与拥有权力、地位和财富的权贵相对的一般人，但是谛闻在这里却赋予了另一种意义，认为“所谓平民者，平等之国民也。”强调由于是平等国的国民，就应该有享受教育的权利，这个思想与资本主义“天赋民权”的含义是相通的，同时也体现了佛教的平等思想，因此空也法师创办了平民学校，谛闻为之击节叫好，视为“各寺庙分内之事，而责无旁贷者也”，“僧伽本国民之一分子”，寺庙办平民教育，就是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三、佛教教育观
谛闻在佛教教育的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一直认为，“然曰衰微曰险危者，乃僧伽之问题，非佛法之问题也。”也就是说，佛教是伟大的，是有用于社会的，但是它之所以在中国大地不能兴起，其重要原因并不是佛教本身有问题，“非佛教之咎，而僧伽之咎也”，即是代表着佛教三宝之中的僧宝出现了问题，这是由于佛教内部的原因所致。所以他说：“呜呼今日之佛化，极衰微之佛化也。今日之僧伽，极腐败之僧伽也。佛化之所以衰微，非由于僧伽之腐败乎，僧伽之所以腐败，非由于教育之不振乎。以教育之不振，而致僧伽腐败，以僧伽之腐败，而致佛化衰微，是吾之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者。” [9][9]要根本改变这种现象，他提出要在培养人才上下功夫。“方今民生凋敝，世道凌夷，欲利之而无其方，欲救之而无其术，唯有兴学育才，代佛宣化，庶足以作中流之砥柱，而挽既倒之狂澜。” [10][10]谛闻根据在多所佛学院学习或教书的所见所闻，看到了佛门在办教育方面的缺陷，如“我们中国佛教僧教育的产生，大约肇始于有清光绪三十年间。日人水野梅晓，在湖南长沙开办僧学校，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了。其间国内继此而办的，前前后后，一齐综计起来，几有百余处之多。可是办得有点成绩的，却是寥寥无几，所以到现在人才依然感觉希少，佛教依然感觉衰颓。而外界的压迫，犹是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在在处处都表示着悲观，没有使人可以乐观的地方。我以为这些都是僧教育失败的写真。而僧教育所以失败的原因，虽各有其种种之关系，但是以我观察所得的，约有下列的几点：(一)办学宗旨之不正大。三十年来中国佛教的僧教育，除了在家居士办的少数佛学院，真实为宏扬佛法，培植人才为宗旨外，其他出家佛徒办的，多数佛学院，大半都是为抵御外侮，保护寺产起见，很少有昌明佛化，造就人才为宗旨的。所以一旦发生了什么抽提寺产侵占庙宇，以及驱逐僧尼等问题的时候，他们感觉到闭起山门，盘着腿子，敲几下木鱼，念两声佛的这种主义，是不能抵御外侮。又审今之势，察今之情，非打教育的旗帜，喊教育的口号，是不足以应付潮流，左思右想，无可奈何之中，勉强的挂起一块佛学院的招牌，照例的组织几条森严紧密的章程，撰一篇冠冕堂皇的宣言，请一两位法师教员，招收几十名学僧，讲讲说说，写写作作，借办学之名，抵外侮之实，所以到了事过境迁，风平浪静的时候，为抵御外侮而办的学院，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随即把他拿来宣判死刑，送他往生去了。这是中国过去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一点。(二)办学经济之不充足。世间上无论做任何巨细的事业，都要以经费为先决条件，如果经济的问题不能解决，那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办成功的，就是侥幸的办成功了，但是他的前途，也是没有什么发展的希望，及有什么成绩的表现。所以经济为一切事业成功之母。例如民国以来的僧教育，除了一部分办的宗旨不正外，其他有多少热心教育的、为法为人的住持长老及护法居士们，以限于经济，对于教育，实在有心无力，想办而不能办，终于望洋兴叹的。有些是办了一年半载的教育，觉得颇有兴趣，很想为佛教做番事业，为僧伽谋点福利，鼓着勇气，一直干下去的。然而到了中途，发生经济的恐慌，虽竭力挣扎，实在无法撑持，终于忍痛停办的。总而言之，就是办学的经济不充足，因此僧教育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日就衰颓，到现在真是直等于零了。这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二点。(三)住持长老之无公益心。中国二十二省的大小丛林，一齐综计起来，为数实在不少。其中有一部分丛林寺院，每年的收入，只够自给自足外，其余有一部分的丛林寺院，实在寺产殷实，收入丰裕，很可以为佛教做些公益，尽点义务。可是他们只图自私自利，不肯福利大众，嘉惠后学。将十方僧众所公有的佛产，据为个己的私有物，好像谁做住持，就是谁的所有权，他人丝毫不能染指。没说别的十方僧众沾不到一点余惠，就是一个寺里的同住大众，也得不到什么权利。每年巨额的寺产，大量的收入，糊里糊涂地耗费于无用之地，你要提到叫他们拿点钱来培植几个人才，或办些僧的教育话，他们吝财如命，一毛不拔，不但二十四个不肯，还要诉出一片艰难困苦的情形，装出穷得粥都没吃的样子。要是一旦遇着强权暴力的敲索，或发生有关于本身名誉的坏事，叫他们拿出三千五千，却又等于泥沙，满不在乎。说到这里，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话又说回题目上来，就是富有寺产的住持长老们，没有公益心。这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三点。(四)求学者之无真实心。我们中国佛教僧教育，说起来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了，照理教育应该昌盛，人才应该繁衍。可是现在的事实，却又适得其反。这是什么道理呢？这种责任一方面固当归咎于办学者之太无恒心，忽办忽停，乍起乍灭，弄得一般有志的青年学僧们，想学而不能学，终于一暴十寒，得不到长期继续的修习，专门深刻的研究，于是耽误了多少有为的青年学僧。可是一方面又不能不责备于求学者之无真实心。现在一般求学的青年学僧，习成了一种云水的性质，今日跑到东，明日跑到西。这个学院住几天，那个学院住几天，没有一个学院满他们的意。不是设备不善，就是待遇不良。不说法师不对，就说教员不好，结果浪费草鞋，一无所获。这是求学者无真实心的一个十足表现，同时也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四点。(五)青年学僧之嚣张过甚。只要进过几年学，读过几年书的青年学僧们，外触于社会环境的险恶，内感于佛教大势的阽危，对于现实的佛教制度，多不满意，改革的思潮，时涌现于心头，跃跃欲试，不能抑遏。于是在学院则反对教师，常闹风潮；在丛林则藐视执事，时起冲突；在小庙则冒犯师长，屡谋起义。一方面每每发表过激的文字，对于现实的丛林，多所指谪，对于现代的僧伽，多所批评。于是一般守旧的长老居士们，看到这种情形，一齐大惊小怪起来，众口同音，一唱百和的，都说我们花了许多钱，来培植人才，而所得结果，适与期望相反。实在办教育是无异制造敌人，无异自掘坟墓，再不能办下去了。如果再办下去，连我们自已的饭碗，都靠不住了。大家对于此说，认为不错，于是相率已办的学院从此停办，未办的学院不敢再办，弄得到现在，只有几处有特殊情形的、不能不办的学院，不死不活的在那里拖延着，这是青年学僧嚣张过甚的结果，同时也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五点。” [11][11]为此，他不断地呼吁重视和发展佛教教育，疾呼“教育为一切事业之母，无教育则无人类，无教育则无世界。吾辈僧伽，处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地位，若无相当之知识，势必任人侮之辱之摧残之破坏之，而几无以自立。” [12][12]并把这件工作提到了根本的地位。他曾经撰写多篇文章，强调教育在弘扬佛教中的作用，恳求诸方大德居士，积极投入到佛教教育的活动中来。1928年他撰写了《论教育与佛化之关系》 [13][13]一文，曰：
佛化普及，首在培养人才，人才崛兴，尤在提倡教育。非人才无以宏佛化，非教育无以造人才。此教育之所宜亟亟提倡焉。夫教育者，知识之所由启，学术之所由明。知识既启，学术既明，而犹患人才之不崛兴，佛化之不普及者乎？根茂实遂，膏沃光晔，此理之所固然而无或爽者也。教育犹根也，佛化犹实也，教育犹膏也，佛化犹光也，根不养而竢其实，膏不加而希其光，教育不提倡，而望佛化之普及，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语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利则事未有不善者。处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养人才不可。人才譬之器，佛化譬之事，人才既出，佛化断未有不昌明者，不然佛化普及之说，由来久矣，而卒不能实现者，岂佛化之终难普及欤，实因人才之缺乏有以致之。人才之缺乏，实因教育之衰微有以致之。世人徒知佛化之不普及，而不知其系人才之缺乏，徒知人才之缺乏，而不知其系于教育之衰微。噫，知识之所以不启，学术之所以不明，职是故也。长此以往，吾恐洋洋佛化，不特不能普及，而反日就衰颓，然则教育之于佛化关系诚重，而提倡之不容或缓也明矣，唯是教育一端，关系既重，提倡之责，其谁任之。论者莫不曰在先觉之长老，与有力之护法，吾以为彼之所言，不为无见。然知识之启，学术之明，固人人之所有事也，岂其于教育而可漠然视之。且教育为佛化之本，凡为佛子于宏扬佛化，皆有应尽之责，即于提倡教育，也皆有应尽之责，各竭其才力心思以为之可也，而必赖之于长老护法为也。顾亭林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于佛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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