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興衰亦雲。
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谛聞佛教教育思想的總綱。20世紀初，中國佛教界在經曆了中西兩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和“五四運動”的沖擊，已經開始進行了深刻的反醒，佛教重新開始走上了複興的道路，社會上和佛教界裏都在重視宣傳佛教的活動，佛教刊物、佛教學術，乃至佛教教育如火如荼，方興未艾。但是“縱觀環境，侮我辱我，破壞我，摧殘我，公然肆其毒焰，張其暴氣，以陷我等于絕地者，比比皆是。其將泯智灰心，垂頭喪氣，忍受其侵淩乎。抑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罄全力以與抗爭乎。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睹作社會之寄生蟲，贻人以口實乎。抑革除陋習，振刷精神，以辟自新之途乎。將取消極主義，遺世獨立，任其歸于淘汰之列乎。抑應時勢之要求，精研大乘學理，且實行其救人救世之工作，以期發揚而光大之乎。孰非孰是，何去何從，當爲有識者之所共鑒。” [14][14]由于幾百年來佛教的消沈，整個佛教界仍然處于人才不濟的情況，雖然很多寺廟都在辦教育，但是又因種種原因，其效果並不十分突出。谛聞在文章裏，分析了佛教教育與佛化、與培養人才的關系，正確地指出了佛教教育的關鍵首在人才的培養，“非人才無以宏佛化，非教育無以造人才”，這是一條萬世不變的恒古定律。“法賴人弘”，此爲古德早已說過，所有的知識、學術都是有賴于人才的崛興，而人才的崛興又離不開教育，所以教育是根本，人才是根本。與其甘願受辱，不如起來奮而抗之，“唯以精銳之眼光，運靈活之心思，用敏捷之手段，速圖之而速斷之。應興者興，應革者革，毋與人以可訾之譏，毋授人以可乘之隙。夫如是，彼雖欲摧殘，無從而摧殘，雖欲破壞，無從而破壞，又何至鄰于衰微，即于腐敗，而受人之侮辱也。蘇子曰，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人之侮我辱我者，皆我之自取也。嗚呼吾之侮辱，吾自取之，則欲去吾之侮辱，亦惟吾自去之。去之之道，莫如提倡教育。” [15][15]佛教是社會的一個團體，離不開社會，佛教的宗旨就是要將偉大的佛法全面推向社會，用佛法來化社會。在社會上普及佛教，其根本的一條，還是要進行教育，需要人才來推動這項工作，“人才既出，佛化斷未有不昌明者”，所以“處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養人才不可”。他除了指出教育的根本性和不可或缺性之外，更強調了教育的急迫性、重要性和現實性，他指出“然則教育之于佛化關系誠重，而提倡之不容或緩也明矣”，辦教育並不只是寺院長老與護法居士的責任，而應是每個佛教徒的責任，明代大儒顧炎武所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對佛教界來說，也是非常合適的，所以他呼籲全佛教界都要自覺重視辦教育，提倡教育，“各竭其才力心思以爲之可也”。 1928年，北平法源寺又創辦了中華佛學院，這是一所旨在培養法門良將的佛學教育機構。谛聞寫下了《中華佛學院開學感言》： [16][16]對此給予了極大的厚望，他說：“中華佛學院之所由亟亟于成立也。空也法師及賓楷南居士，有鑒于此，以爲佛教之衰微，由于僧伽之腐敗，僧伽之腐敗，由于教育之不振，特創設中華佛學院，以授僧伽相當之教育，而謀佛教之振興，是誠如來之化身，末代之明星也。當開學之日，嘉賓莅止，勝客如雲，設備莊嚴，規律井然，有如靈山一會，俨然未散。首由院長空也法師報告創辦本院之宗旨，及將來之目的，次由院護賓楷南居士，演說現在佛化衰微，僧伽腐敗之情形，及謀所以救治之法，其余教職來賓，均有演辭，大都不外提倡僧伽利生事業，發展如來救世精神。蓋中華佛學院之設，實揭此二語爲標幟，而欲竭全力以促其實現者也。……茲幸中華佛學院應運産生，規模宏遠，宗旨正大，而辦學者、講學者、求學者，又各各抱有最堅最固之志願而來，于利生事業、救世精神八字，盡力發揚，期達于圓滿究竟之域，其能得良好結果，可以斷言，將見佛化由此重興，僧伽由此自立，而向之侮我辱我、摧殘我破壞我者，毒焰不消而自消，暴氣不戢而自戢矣。豈尋常假興學之名，圖自私之實者，所可同日語耶。余因之有所感焉，故爲之說，以志慶幸。” [17][17]
谛聞不僅呼籲重視佛教教育，而且還對佛教教育和社會教育的不同的性質與特點做了一番深入地考察，也對佛教院校的學風和“半吊子”教育現象，以及爲什麼佛教教育的路子走不通的情況，做了深刻的反思。他說：“殊不知佛教教育的性質是主靜的，社會學校教育的性質是主動的，一動一靜，這兩教育的性質，根本就處于極端相反的地位，毫無強牽附和的余地。” [18][18]除了上面所說的經濟、意見和學風叁種根本原因外，究其實質，他又指出 ：“可是佛教之在社會，如太蒼之一粒，大海之一漚，當然敵不住社會的鼓蕩，只得跟著社會跑，所以主靜的佛教教育，現在也一變而爲主動的社會教育化了，學風焉得不壞呢。現在的佛教僧教育，本來沒有一定的方式……章則……一方面采取學校的新製，一方面采取叢林的舊規，建立在不新不舊的當中，形成非驢非馬的教育。要想全新吧，又怕砥觸佛製，招人口實，要想全舊吧，又怕違背潮流，勢所不許。欲新不得，欲舊不能，這種半調子的教育，結果四處挂著此路不通的招牌。所以近年來的僧教育，越辦越不通，越辦越糟糕。” [19][19] 所以面對如此糟糕的佛教教育，他提出：“我以爲今日的僧教育，馬馬虎虎的不想辦好則已，如果要想辦好的話，必須有一定的方式……章則……然後才能辦得通，同時也才會造出好的人才來。要新就極端的新，完全采取學校的新製，使其叢林學校化，要舊就極端的舊，完全采取叢林的舊規，使其學校叢林化。如果照這樣的辦法，教育沒有辦不通的，人才也沒有造不出的。所怕的就是不新不舊，非驢非馬的辦法，那就實在是到此止步，走不出去了。” [20][20]
在衆多的佛教院校中，他對太虛大師創辦的閩南佛學院曾經抱著很大的希望，認爲“在這僧教育沒有規定方式……章則……的過渡期間，尤其國內的僧教育寥若晨星的時候，吾人對于碩果僅存的閩院，不能不有一種絕大的希望。” [21][21]但是，閩南佛學院的現狀也並不能讓他感到滿意，例如他覺得，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世俗學校的學生不安心學習讀書，動辄開會、遊行、請願、示威，閩南佛學院的學僧也“失卻自己的立場，崇拜社會的潮流，也就胡鬧起來了。” [22][22]學僧們“時而鬧風潮，時而起革命，不說打倒這個，就說打倒那個，專門做些罵人的文章，以爲自己的能事。對于院裏的課程，不肯死心踏地的用功，問他佛學嗎，儱侗真如，颟顸佛性，不知說些什麼。問他文學嗎，這裏抄幾句，那裏抄幾句，文言不成，白話不是，就算他們的文章了。他們唯一的功夫，買幾本小說讀讀，訂幾本雜志看看，甚至一天到晚，打打鬧鬧，玩玩笑笑，視院規如具文，目職員如木偶，毫無畏忌的心事，任你鬧得天翻地覆，誰也不能幹涉，弄不好還要出亂子啊，所以七八年來閩院的學風，壞到無以複加的極度。” [23][23]其次，學僧們已經沒有祖師們的那種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勤苦淡泊之境界，他們吃不得苦，不甘寂寞地好好學習。如“近來閩院的學僧，驕奢逸樂，一事不做，養成一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天之驕子的生活。他們除了上課讀書而外，不肯再做一點別樣事，全身手足的機能，好像不能動作似的，結果一出院門，失去自己生活的能力。住叢林嗎，吃不住苦；回小廟嗎，容不了身；趕經忏嗎，沒有本事；當法師嗎，不夠資料(引者按，應爲“格”)，往上不能，走下不得，弄得害了他一生。學僧們未曾住過學院之前，覺得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我餐，住過學院之後，覺得任你走盡天下，沒有立足之地。你想一個人前後的生活，何以有這樣的畸形呢？我敢不躊躇的解答一句，因爲未住學院之前，處處放得下，事事吃得苦，所以到處都可住，而且到處都歡迎，住過學院之後，貢高我慢，好吃懶做，所以到處都不要。而且到處都討厭。” [24][24]有鑒于此，他提出“一方面希望閩院的當軸，要勵精圖治，邁步前進，使成爲國內佛教最高的學府，一方面希望閩院的當軸，要盤根錯節，徹底澄清，養成良好的學風，造出優美的人才。” [25][25]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應行改革，而且亟宜改革的兩點”， [26][26]一是“學風宜整頓”。二是“生活宜糾正”。總之“應該振刷精神，大刀闊斧的來改進一切，使閩院的生命，趨于發榮滋長的領域，對于學生，應該于莊嚴之中，寓慈祥之意，諄諄訓導，使皆成爲有用的人才。……辦學者與求學者，和偕合聚，互相親愛，互相諒解，共圖佛法的光明，同謀閩院的鞏固，這是我們虔誠馨香以祝的了。” [27][27]
四、結 語
1939年，日本侵略軍將戰火燒到了甯波，山河國破，百姓罹難，背井離鄉，奔逃他方。谛聞挂單的甯波七塔禅寺在日本軍隊的鐵蹄下結束了鼎盛的時期，報恩佛學院被迫關閉，谛聞的教學生涯被迫結束，他隨著難民逃難到湖南，繼而再到重慶，最後還俗到四川古蔺，從此不再與佛教界發生任何聯系，過著隱居的生活，最後終老于斯！
谛聞6歲出家，47歲離開佛門，整整在寺院裏生活了41年。他的一生之所以能夠曾經取得輝煌，能夠識文斷字，教書育人，撰寫著作，出版專著，實事求是地說，這些都是得益于佛教。是佛教寺院的齋飯將他從一個行將餓餒的兒童養大成人，是佛教的課堂將他從一個窮人家的孩子培養成一位學富滿車，飽識經文的知識分子，所以，沒有佛教，就沒有谛聞早期轟轟烈烈的一生，沒有佛教，就沒有谛聞在佛教教育領域的輝煌，沒有佛教，就沒有谛聞一生從事教書育人的事業。
作爲一名納西族的出家人，谛聞的事迹和思想在當代中國佛教史中確有值得討論的一面。由于他的出家，使漢地佛教的大家庭中增添了一位新的成員，他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成員接受了漢地佛教，也使漢地佛教傳到了原本是藏傳佛教占統治地位的雲南少數民族生活的麗江地區。作爲一名曾經在佛門內生活的僧人，由于他的鮮明的改革思想和轟動一時的改革佛教舉動，給原已沈悶的中國漢地佛教注入了新的血液，在佛教界裏掀起了波瀾，産生了影響，但是中國佛教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曆史惰性和保守勢力過于強大，使谛聞成爲佛教改革的犧牲者之一，太虛說他“嘗在雲南有改進寺製僧製之舉，顧格于先習，所志未遂什一。”所以他的佛教改革失敗也在意料之中。他在晚年的《自祭文》中，仍然對此事感到傷心，雲：“吾幼讀詩書，深知聖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爲人之道。以之律己，則己可廉潔；以之律人，則人可良善。吾受此熏陶，視聽言動，一遵古人之言，不敢稍違。殊知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瞬時之禍福。恥躬行之不逮，欲寡過而未能，竟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蒙冤莫白，致爲一世所非笑，傥所謂有求全之毀者非耶！”不亦悲夫！
但是，作爲一名曾經是佛學院的主講，谛聞的廣博學識和較高教學能力，以及他所提倡的育才思想、敏銳的眼光，使他在這個領域裏取得過驕人成績，桃李天下，甯波七塔報恩佛學院是他的理想和成就的表現，他不僅是佛學院的領導者，而且是整個寺院文化的建設者，正是因爲他的參與，七塔寺的事業與影響在甯波地區進一步增大，報恩佛學院也在古四明地區獨樹一幟。但是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末法時期，他的成就也只能昙花一現，他的理想最終不能徹底實現。作爲一名曆史的過來人和紀錄者，由于他的秉筆直書，在《谛聞塵影集》裏真實地記載了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一系列事情，使我們對那個時期的佛門的內部情況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爲所有關心佛教及其未來的發展的人，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總之，谛聞所在的曆史環境，決定了他的命運。就佛教而言，他是一個曾經成功過的法師，但也是一個曾經失敗的僧人，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
作者黃夏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主編。
《谛聞法師的教育人才觀》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