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佛教研究的断想
黄夏年
佛教研究一直是我国传统的治学内容之一。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我国的佛教研究因受到西方的影响，有了一个较大变化。现在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二十一世纪开始到来，在新世纪里我们应该怎样去发挥佛教研究的优势，开拓新的局面，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本文即在这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拋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一
笔者曾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注1] ，内容是谈当前佛教研究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设想，文中认为：「当前我国的佛教研究以汉地佛教成果最多，藏传佛教次之，印度佛教再次之，云南上座部佛教复再次之。研究的热点，就汉传佛教而言，是禅宗的研究；就藏传佛教而言，是格鲁派；就印度佛教而言，是中观派。云南上座部佛教至今还没有形成气候，看不出热点所在。」又「由于随着人们对近代中国走过的沉重道路进行反思，于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的研究正在悄然兴起，并且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在现有的研究中，又以历史的研究最突出，许多有影响的研究都表现在这方面，相比之下，对教义的研究却正在萎缩，尤其是这几年在佛学理论方面还没有影响较大的成果出现。又由于教义研究不深入，使一些其它研究也受到了影响。」还存在着综合研究的水平不高。
为此，笔者针对上述情况，曾提出了以下几条对策：
(一)在资料上要继续进行系统的整理分类，许多重要的佛教典籍和史料要进行校勘、标点和专门的研究，这是佛教研究的基础工程。尤其是藏文、傣文等佛典的研究。
(二)对许多历史上做过贡献的佛教僧人和学者，除了撰写论文之外，还应该给他们立传，写出一些有份量的传记，给予他们正确的评价。对一些于佛教深有研究心得的学者，应该组织编辑出版他们的论文集，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保存这方面的资料。这种作法，一是将已有的研究精品汇总，避免像古代曾经出现的那种《成实论》研究的资料全部散佚的情况；二是总结现有的学术成果，避免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再出现重复劳动的情况，并提供一个正确的学术研究指南。
(三)在宗派研究方面，除了禅宗、格鲁派以外，其它净土、天台、法相、密、华严等各宗也应有深入的研究，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各宗派更是必不可少，争取全面开花，体现出中国佛学研究的整体性。
(四)佛教史的研究，重点应放在宋以后，对宋、元、明、清等各朝的佛教多做一些研究。
(五)加强一些专题或综合的研究，改变现存的薄弱环节。如一些佛教重要名词系统的地研究。一些地方佛教研究也要加强，特别是佛教几大名山和重要寺院更应注意。还要努力开发佛教民间化、佛教美术、音乐、文学和伦理等方面的课题研究，对曾经影响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佛教医学、生理学、心理学、天文学、化学等课题给予充分注意。藏传佛教要注意西藏以外藏区的佛教及其影响。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现今可以寺院和人物为研究重点，先走出开拓性道路。同时还要注意三大教之间的比较研究，以经典、僧制的研究为契机。
(六)新的综合辞书的编纂应暂缓，鼓励编纂专科辞书。但是在编辞书时要超过台湾的《佛光大辞典》。
(七)现在编纂佛教寺志丛书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组织力量编写。在全国各省的宗教志基础上，新编《中华佛教志》的条件也已成熟。
(八)社会主义时期的佛教等课题是亟待探讨的内容，为重点的重点。当前不管是佛教界还是职能部门，以及学术界，都面对着处理佛教与现代社会的协调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的中国佛教的运转和发展，事关重大。当代佛学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九)世界佛教的研究应纳入日程，目前可以编写出各国佛教的断代史或各国佛教概论，如《近代世界佛教史》、《古代世界佛教史》、《世界禅宗史》等等。对我国周边国家的佛教也应加强研究，如越南佛教的研究是当务之急。
(十)加强对世界佛教的现状研究。
二
现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时间虽然短暂，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剎那间，但是我们面对的形势却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佛学研究的情况，与上一世纪末相比，又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进入新世纪的佛学研究领域，我们仍有必要对现有的成果做一番检视，只有了解过去和现在，才能更好地进入将来。我以为，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还是先查查家底，看看我们曾经有些什么？
简单的说，「查家底」的工作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过去一百年来，我国的佛学研究走过不少的弯路，存在不少的困难。这些困难首先表现在我国的佛教从大面上讲有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三大系；从小的方面讲，属于汉地佛教有禅宗、唯识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三论宗、律宗等八宗，属于藏传佛教有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属于云南上座部佛教的有花园寺派、摆庄派等等，加上这些派别各有自己的分支、经典，仪式、组织以及宗教领袖等等，内容太泛，包罗又广，故研究的范围太大，很难包全。
其次，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一个经历了很多挫折、变化巨大的转折时代，佛教在这个动荡的社会，承受了诸多的苦难，佛学研究的领域也在某种程度上与佛教一同承受了一些苦难与曲折，它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的反思，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对此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认识。
第三，二十世纪以来的动荡社会，使得许多宝贵的资料散佚，搜集起来非常不容易，虽然曾有个别的人和刊物以及组织过这方面的搜集资料工作，但是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来进行淘金，是一件不易的工作，虽然这一情况，直到近年来才得到改观，开始有人陆续整理出版目录、撰写研究综述，但这远远跟不上现在迅猛而起的佛学研究形势的发展。
对一百年来的佛学研究的评价者现在还不多，笔者虽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只是出于工作需要，作一些介绍性的内容，尚谈不上什么总结性。葛兆光先生他曾经关注到这个问题，撰写文章，提出过比较有意义的观点。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史研究的路径，「大体可以分为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阶段(一九五○年以前)、哲学史阶段(一九八○年以前)、社会文化史研究阶段(一九八○年代)，以及近来刚刚出现，也许会持续到下一个世纪的宗教史研究转型阶段」[注2]。佛学则在这三个阶段中是最突出，倍受关注的学问。我们应该看到，二十世纪的中国佛学一方面是世界佛学研究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特殊表现，注定了他所走过的独具特色的道路，我们所说的「查家底」，实则可以以葛先生所说到的几个阶段的特点而予以展开。
佛教史学的发达，应该算得上是葛先生所说的第一阶段的明显成果。的确能够经得起考验，被视为佛学名著的大部分史学著作，主要出在这一时期，如汤用彤、陈垣、周叔迦、蒋维乔、黄忏华等前辈的著作，直到现在还一直被人们反复阅读。这些著作的特点是：考证精到，材料翔实，论证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深厚文史功底，是我们后人效法的楷模。胡适的著作也可以算在其中，但是由于他过分于「标新立异」，因之难免会有不确之处，但是他给后人的影响却始终存在，特别是对研究禅宗的人来讲，胡适的著作不可不读。
二十世纪八○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佛教恢复了活动，佛学研究也开始繁荣，这时进入了「哲学史的阶段」，由于已经有了前期的「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垫底，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一些佛教史学著作的出版，比较重要的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三卷，主述隋唐以前的佛教历史。此书基本上囊括了已有的学术成果，并吸取了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体现了当代佛教史学方面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全书计画八卷本，但是后五卷一直没有出来，而根据二十世纪学术界的研究情况，隋唐以前的研究一直是二十世纪的重头戏，薄弱的是宋以后的佛教史，所以后五卷的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吕澄先生的两部著作，即《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也是重要的世纪名著，学者认为此书还是一个提纲挈领性的纲要著作，如果就此展开，将能写出一本高质量的佛教通史出来。
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对宗派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禅宗的研究是显著的成果，已经出版了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著作大概有十本左右，其中杜继文和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潘桂明的《中国禅宗历程》，以及洪修平、邢东风、葛兆光的断代禅宗史的著作都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学者在撰写禅宗史学著作时，都注意到了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且少于重复人家的研究，重点研究是在断代史上，如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史》侧重于宋代以后的禅宗研究，对唐代的禅宗着墨不多。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虽然主述宋以前的禅宗，但是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了考史的功夫上，因此有评介前人得失的特点。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则充分吸取了日本学术界的成果，弥补了中国学界的不足。以上的一些著作，除了《唐五代禅宗史》以外，大多数人的著作还是侧重于思想史的研究，史学的份量似还不够，反映了我们几十年来哲学史研究的风气，也与作者大多数都是哲学专业毕业的人有关。二○○一年吴言生的《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三书的出版，为禅宗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作者系研究文学的学者，因此此三书的重要特点是在禅宗文学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使禅宗研究在文学史的领域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此外像《华严宗通史》、《净土宗通史》、《三论宗通史》、《中国密教史》乃至东南亚佛教史的专着等都已经有人做出来了，这些著作虽是开先之作，有些成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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