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佛教研究的斷想
黃夏年
佛教研究一直是我國傳統的治學內容之一。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我國的佛教研究因受到西方的影響，有了一個較大變化。現在二十世紀已經過去，二十一世紀開始到來，在新世紀裏我們應該怎樣去發揮佛教研究的優勢，開拓新的局面，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本文即在這方面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拋磚引玉，供大家參考。
一
筆者曾在幾年前寫過一篇文章[注1] ，內容是談當前佛教研究的現狀以及未來的設想，文中認爲：「當前我國的佛教研究以漢地佛教成果最多，藏傳佛教次之，印度佛教再次之，雲南上座部佛教複再次之。研究的熱點，就漢傳佛教而言，是禅宗的研究；就藏傳佛教而言，是格魯派；就印度佛教而言，是中觀派。雲南上座部佛教至今還沒有形成氣候，看不出熱點所在。」又「由于隨著人們對近代中國走過的沈重道路進行反思，于是近現代中國佛教的研究正在悄然興起，並且有可能成爲新的熱點。在現有的研究中，又以曆史的研究最突出，許多有影響的研究都表現在這方面，相比之下，對教義的研究卻正在萎縮，尤其是這幾年在佛學理論方面還沒有影響較大的成果出現。又由于教義研究不深入，使一些其它研究也受到了影響。」還存在著綜合研究的水平不高。
爲此，筆者針對上述情況，曾提出了以下幾條對策：
(一)在資料上要繼續進行系統的整理分類，許多重要的佛教典籍和史料要進行校勘、標點和專門的研究，這是佛教研究的基礎工程。尤其是藏文、傣文等佛典的研究。
(二)對許多曆史上做過貢獻的佛教僧人和學者，除了撰寫論文之外，還應該給他們立傳，寫出一些有份量的傳記，給予他們正確的評價。對一些于佛教深有研究心得的學者，應該組織編輯出版他們的論文集，肯定他們的曆史作用，保存這方面的資料。這種作法，一是將已有的研究精品彙總，避免像古代曾經出現的那種《成實論》研究的資料全部散佚的情況；二是總結現有的學術成果，避免在今後的學術研究中再出現重複勞動的情況，並提供一個正確的學術研究指南。
(叁)在宗派研究方面，除了禅宗、格魯派以外，其它淨土、天臺、法相、密、華嚴等各宗也應有深入的研究，藏傳佛教和雲南上座部佛教各宗派更是必不可少，爭取全面開花，體現出中國佛學研究的整體性。
(四)佛教史的研究，重點應放在宋以後，對宋、元、明、清等各朝的佛教多做一些研究。
(五)加強一些專題或綜合的研究，改變現存的薄弱環節。如一些佛教重要名詞系統的地研究。一些地方佛教研究也要加強，特別是佛教幾大名山和重要寺院更應注意。還要努力開發佛教民間化、佛教美術、音樂、文學和倫理等方面的課題研究，對曾經影響了自然科學發展的佛教醫學、生理學、心理學、天文學、化學等課題給予充分注意。藏傳佛教要注意西藏以外藏區的佛教及其影響。雲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現今可以寺院和人物爲研究重點，先走出開拓性道路。同時還要注意叁大教之間的比較研究，以經典、僧製的研究爲契機。
(六)新的綜合辭書的編纂應暫緩，鼓勵編纂專科辭書。但是在編辭書時要超過臺灣的《佛光大辭典》。
(七)現在編纂佛教寺志叢書的條件已經成熟，可以組織力量編寫。在全國各省的宗教志基礎上，新編《中華佛教志》的條件也已成熟。
(八)社會主義時期的佛教等課題是亟待探討的內容，爲重點的重點。當前不管是佛教界還是職能部門，以及學術界，都面對著處理佛教與現代社會的協調問題，它關系到未來的中國佛教的運轉和發展，事關重大。當代佛學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九)世界佛教的研究應納入日程，目前可以編寫出各國佛教的斷代史或各國佛教概論，如《近代世界佛教史》、《古代世界佛教史》、《世界禅宗史》等等。對我國周邊國家的佛教也應加強研究，如越南佛教的研究是當務之急。
(十)加強對世界佛教的現狀研究。
二
現在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了。時間雖然短暫，只是曆史長河中的一剎那間，但是我們面對的形勢卻有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佛學研究的情況，與上一世紀末相比，又有了一個飛躍的發展。進入新世紀的佛學研究領域，我們仍有必要對現有的成果做一番檢視，只有了解過去和現在，才能更好地進入將來。我以爲，我們首先要做的工作還是先查查家底，看看我們曾經有些什麼？
簡單的說，「查家底」的工作對我們來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爲過去一百年來，我國的佛學研究走過不少的彎路，存在不少的困難。這些困難首先表現在我國的佛教從大面上講有漢地佛教、藏傳佛教和雲南上座部佛教叁大系；從小的方面講，屬于漢地佛教有禅宗、唯識宗、淨土宗、華嚴宗、密宗、叁論宗、律宗等八宗，屬于藏傳佛教有格魯派、薩迦派、噶舉派等，屬于雲南上座部佛教的有花園寺派、擺莊派等等，加上這些派別各有自己的分支、經典，儀式、組織以及宗教領袖等等，內容太泛，包羅又廣，故研究的範圍太大，很難包全。
其次，二十世紀中國的曆史是一個經曆了很多挫折、變化巨大的轉折時代，佛教在這個動蕩的社會，承受了諸多的苦難，佛學研究的領域也在某種程度上與佛教一同承受了一些苦難與曲折，它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的反思，我們現在還不能夠完全對此有一個非常全面的認識。
第叁，二十世紀以來的動蕩社會，使得許多寶貴的資料散佚，搜集起來非常不容易，雖然曾有個別的人和刊物以及組織過這方面的搜集資料工作，但是在浩如煙海的資料中來進行淘金，是一件不易的工作，雖然這一情況，直到近年來才得到改觀，開始有人陸續整理出版目錄、撰寫研究綜述，但這遠遠跟不上現在迅猛而起的佛學研究形勢的發展。
對一百年來的佛學研究的評價者現在還不多，筆者雖也寫過一些這方面的文章，只是出于工作需要，作一些介紹性的內容，尚談不上什麼總結性。葛兆光先生他曾經關注到這個問題，撰寫文章，提出過比較有意義的觀點。他認爲：二十世紀中國宗教史研究的路徑，「大體可以分爲文獻學與曆史學研究階段(一九五○年以前)、哲學史階段(一九八○年以前)、社會文化史研究階段(一九八○年代)，以及近來剛剛出現，也許會持續到下一個世紀的宗教史研究轉型階段」[注2]。佛學則在這叁個階段中是最突出，倍受關注的學問。我們應該看到，二十世紀的中國佛學一方面是世界佛學研究的體現，另一方面又是與中國社會政治現實相結合的産物，由于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的特殊表現，注定了他所走過的獨具特色的道路，我們所說的「查家底」，實則可以以葛先生所說到的幾個階段的特點而予以展開。
佛教史學的發達，應該算得上是葛先生所說的第一階段的明顯成果。的確能夠經得起考驗，被視爲佛學名著的大部分史學著作，主要出在這一時期，如湯用彤、陳垣、周叔迦、蔣維喬、黃忏華等前輩的著作，直到現在還一直被人們反複閱讀。這些著作的特點是：考證精到，材料翔實，論證充分，體現了老一輩學者的深厚文史功底，是我們後人效法的楷模。胡適的著作也可以算在其中，但是由于他過分于「標新立異」，因之難免會有不確之處，但是他給後人的影響卻始終存在，特別是對研究禅宗的人來講，胡適的著作不可不讀。
二十世紀八○年代，由于改革開放和解放思想，佛教恢複了活動，佛學研究也開始繁榮，這時進入了「哲學史的階段」，由于已經有了前期的「文獻學與曆史學研究」墊底，于是我們再次看到一些佛教史學著作的出版，比較重要的是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一、二、叁卷，主述隋唐以前的佛教曆史。此書基本上囊括了已有的學術成果，並吸取了國外的一些研究成果，體現了當代佛教史學方面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全書計畫八卷本，但是後五卷一直沒有出來，而根據二十世紀學術界的研究情況，隋唐以前的研究一直是二十世紀的重頭戲，薄弱的是宋以後的佛教史，所以後五卷的出版必將引起學術界更多的關注。呂澄先生的兩部著作，即《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和《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也是重要的世紀名著，學者認爲此書還是一個提綱挈領性的綱要著作，如果就此展開，將能寫出一本高質量的佛教通史出來。
值得提出的是，近年來對宗派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禅宗的研究是顯著的成果，已經出版了具有學術創新意義的著作大概有十本左右，其中杜繼文和魏道儒的《中國禅宗通史》、潘桂明的《中國禅宗曆程》，以及洪修平、邢東風、葛兆光的斷代禅宗史的著作都有顯著的學術價值。學者在撰寫禅宗史學著作時，都注意到了發揮自己的特長，並且少于重複人家的研究，重點研究是在斷代史上，如麻天祥的《中國禅宗思想史》側重于宋代以後的禅宗研究，對唐代的禅宗著墨不多。葛兆光的《中國禅思想史》雖然主述宋以前的禅宗，但是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了考史的功夫上，因此有評介前人得失的特點。楊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則充分吸取了日本學術界的成果，彌補了中國學界的不足。以上的一些著作，除了《唐五代禅宗史》以外，大多數人的著作還是側重于思想史的研究，史學的份量似還不夠，反映了我們幾十年來哲學史研究的風氣，也與作者大多數都是哲學專業畢業的人有關。二○○一年吳言生的《禅宗思想淵源》、《禅宗哲學象征》、《禅宗詩歌境界》叁書的出版，爲禅宗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作者系研究文學的學者，因此此叁書的重要特點是在禅宗文學方面作了比較系統的梳理，使禅宗研究在文學史的領域有了一個較大的突破。此外像《華嚴宗通史》、《淨土宗通史》、《叁論宗通史》、《中國密教史》乃至東南亞佛教史的專著等都已經有人做出來了，這些著作雖是開先之作，有些成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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