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不是十分理想，這應與這方面的研究不發達還有一定的關系，此外在利用現有的學術研究成果上還做的不夠，因此在這方面還有廣闊天地可爲。總之，在史學方面我們已經走出了寫通史概論的階段，正在朝著縱深的方向發展，體現了「宗教史研究階段」的特點。
還應當提出的是，近年來在中國佛教近代史的研究方面我們有了長足的進步，至今已經出版了七本專著，這些專著也是各有所長，有的側重于史料的挖掘，有的側重于議論，有的側重于體系的建立，有的側重于資料的介紹等等。研究近代史，實際上爲現代佛教服務的，由于這些研究事關佛教的慧命，因此這些著作的出版本身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由于受到資料的限製，這些研究成果在大的問題上已經有了比較明晰的認識，在重大事件上也做了較深入的挖掘，可是還有一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清理，一些人物的研究還有必要加強，不過在筆者看來，更重要的還在于資料的整理，舉例來說，僅二十世紀上半葉，佛教界曾經盛行辦刊辦報，有的報刊還辦的非常有特色，據不完全統計達到二百種以上，然而我們現在已經見不到這些刊物了，所以這樣一來相對增加了研究的難度。臺灣的張曼濤先生曾經整理過一些有用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主要出于十幾種刊物，大部分資料還未能充分利用，如果真的能把這方面的資料都盡可能的找出來，也許我們會有一個新的看法，對某些人物的評價也會發生變化。因此對近現代的研究，仍有加強的必要。特別是在專題和個案研究方面，更要深入爲是。
對當代佛教的問題的研究，也是這幾年才開始出現的。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來自這樣幾個方面：一是由于前段時間的佛教研究處于沈寂的狀態，恢複研究活動後，准備不足，拖延了時間；二是政府和佛教界重視了這方面的研究，像這幾年的課題研究指南有意向當代問題傾斜，佛教界也需要一些新的理論出臺，以能爲解決某些問題提供一些思路或意見。但是在具體研究活動中存在種種的不便，故當代佛教的研究雖然已經引起大家的重視，可是成果不多，連一些調研的報告也很少發表，有的人寫文章氣勢宏大，立論鮮明，但在行家的眼裏卻覺得有隔靴搔癢的感覺，抓不到點子上，看來難度很大，特別是上升到理論高度的文章，對現狀有針對性的研究，更不好寫，所以要說查家底的話，我以爲這方面的家底最爲薄弱，而且這種局面看來短期內鮮有改觀。
我們對佛教人物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百年來最熱門的人物應屬玄奘，因爲它對中國佛教的貢獻尤巨，一直受到人們的懷念與敬仰。僅在一九五○年代以後召開他的紀念會和學術研討會就達五次以上，今年又要在西安慈恩寺再次召開紀念會。其次應是與天臺宗有關的智者大師的研究，因爲他是天臺宗理論的創立者，故在九○年代以後，已經召開了四次會議，出版了幾本專著。再下來應是鸠摩羅什和鑒真，前者是在于它對中國佛教作的貢獻，後者則是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就。對這兩位先哲近年來都召開過紀念性的學術會議。六祖惠能的研究也是百年來的研究的一個熱點，召開過一次學術討論會，但關于他的研究專著則明顯地超過了羅什和鑒真二人。應該說中國古代佛教史上著名的僧人有很多人都被不同程度地研究，但是在深入性方面還似欠缺。對近現代佛教人物而言，研究太虛大師的成果應爲最豐，這與他曾是當代佛教界領袖的地位有關，其中也包含了他豐富而深邃的思想，特別是他的改革思想一直得到佛教界和學術界推崇。最近有關宗密的研究專著也已出版，這本著作應能與國外的專著至少處于同等的水平，抑或超出也不爲過。
二十世紀初楊文會居士領導的金陵刻經處是中國佛教出版業的執牛耳者，刻經處印經的特點是校勘精到，斷句清楚，可信度高，故受到了學術界的推崇與使用。上半葉影印出版的《碛砂藏》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趙城藏》的發現曾經引起了學術界和佛教界的重視，八○年代以後，佛教界整理影印出版的《房山石經》和學術界以《趙城藏》爲底本整理的《中華大藏經》的出版則爲此事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佛經的出版近年來一直是出版界的一個熱點，標點本、選編本、白話本、影印本都在市場出現。但是其中很多都屬于經濟行爲，學術水平不是很高。有特點的還應是《藏外佛教文獻》。佛教界近年來也印了不少的經典，主要用于結緣，有價值的不多。今年是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的紀念年，敦煌學的研究已經成爲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顯學之一，涉足此領域者甚多，整理寫經的人大有存在，《壇經》的研究就與敦煌熱有關。關于古代一般經典的研究涉入者雖多，大都是一些注疏本，真正專研某一部經的人還是不多的。相比之下，佛教界內部的人比學術界的學者更重視通研一經的工作。
佛教哲學的研究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的強項，而且從古到今曆代人士都重視這一理論的探討。二十世紀的佛教哲學研究以《大乘起信論》辨真僞的爭論爲始，之後轉向了唯識學的研究，以歐陽竟無爲代表的支那內學院的居士們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呂澄、王恩洋、唐大圓等人是佼佼者。五○年代以後，佛教哲學研究的最重要表現是方法論的轉變，即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佛教的教義思想，老一輩的學者任繼愈和方立天的成績尤著，開啓了一代學人。近年來關于儒釋道叁教的比較研究正在開展，已經召開了叁次這方面的會議，但是鑒于這一課題難度很大，要想做的很有深度也不容易，所以目前還沒有很好的研究著作出版。
如果說敦煌學的研究是佛教考古學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重頭戲，那麼二十世紀下半葉佛教考古則取得了全面的豐收，法門寺的考古發現對中國佛教的研究具有改寫佛教史的價值。五○年代以後，中國政府一直鼓勵學術界從事這一工作，曾經發起過幾次文物普查，最終建立了全國性的文物網絡，如今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文物部門，對當地的文物保護與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此外國家多次組織大學考古系的師生調查研究石窟和佛教遺址，中國佛教協會也曾經從事過這方面的工作，這些活動對中國佛教石窟和石經的勘察已經基本摸清了現狀，而且還對石窟的分期也作出了界定，出版了具有保存價值的精美畫冊，現在又輸入計算機，完成了數據庫的製作。佛教考古是二十世紀佛學研究取得最有成績的學科之一。
此外，就漢傳佛教的研究而言，二十世紀下半葉還在佛教文學、寺院經濟、語言學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成就，其最重要的意義是在于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世紀末由于各地有一批人士從事地方志的編纂工作，其結果是推動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研究，特別是在中國佛教史上比較重要、有影響的佛教地區，都有比較可靠的宗教志撰出，而學術界也做了像上海佛教、福建佛教等的研究，並出版了正式成果。
二十世紀上半葉對藏傳佛教更多的是處于了解和介紹的階段，許多藏漢僧人和居士通過藏地與內地的交通，對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互動起了推動的作用，特別是在介紹和翻譯藏傳佛教的經典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而密教的研究則占這方面研究的很大比重。五○年代以後，出于現實的需要，一方面國家組織學者做了民族調查，保存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而對藏傳佛教史的研究是學術界的重點，王森先生的佛教史著作是這方面的代表作。特別是格魯派的研究有突出的表現。寺院經濟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八○年代以後，藏傳佛教的研究有了飛速的發展，譯介了大量的藏文經典，曆史的研究基本上鋪開，各個宗派都已涉及而且研究較爲深入，但重點除了格魯派之外，與密教有關系的一些派別成爲又一熱點，例如索南才讓的《西藏密教史》就很突出，專家認爲此書有體系，有深度，資料來自于第一手，較好地厘清了西藏密教的曆史。藏傳佛教的人物研究，已經基本上搞清楚活佛系統，牙含章研究的達賴和班禅的著作對這二大活佛系統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但是除了班禅與達賴等領袖人物外，其它的人物仍處于介紹的階段。教義的研究近年來雖然有明顯地進步，但與曆史研究相比，仍然差之甚遠。至于有關的佛教儀式、文學、組織、寺院等等的研究也還很不夠，但是藏傳佛教的考古已經有了可喜的開端，可惜的是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在語言的駕馭上還不能到位，因此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關于雲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至今仍是二十世紀最不發達的研究之一。百年來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圍繞民族學的內容而展開的，基本上仍然處于介紹性的階段，但是有關的資料因五○年代的民族調查，已經保存了相當的數量，今後可以爲學者充分利用。
此外，近年來學術界對雲南白族的佛教研究已經有了一定的成果，有關這方面的專著已經出版。對回鹘佛教的研究也有相當的特色，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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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們對二十世紀的佛教研究做了一些查家底的工作，鑒于佛教悠久的曆史文化性和博大精深的體系與廣泛的內容，我們不可能全部介紹出來，只能將一些屬于學術主流的研究成果和正在成爲熱點的研究介紹出來。當前我國的學術研究的現狀是：佛教的研究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而且正在處于上升的時期；就佛學研究的人才而言，中青年已經成爲佛學研究的主力軍，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對佛教研究人才的培養呈幾何級數的增長，現在仍在大學就讀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有幾十人之多，僅南京大學哲學系就讀的學生達叁十人以上，我國培養出來一批碩士和博士，都是在佛教研究中有某一方面學有專長的專門人才，其研究的課題具有一定的深度，因此他們的參與，既徹底改變了佛學研究人才青黃不接的情況，同時又與國外的佛教研究開始接軌，給未來的佛學研究帶來了活力。
我們現在走進二十一世紀，面對未來的佛教研究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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