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佛教教育
近代中国，封建制度被推翻，整个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佛教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也相应发生着巨变。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佛教界人士，为了改变人们头脑中对佛教是“鬼的宗教”与“死人的宗教”的观念，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提出“人间佛教”的理念。同时，佛教界为了培养人才，兴办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蔚然成风，使中国佛教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
一、佛教界人士的反思
中国佛教到了近代，已经呈现出极为衰落的现象，佛教界里不仅人才不出，而且几乎沦为“鬼的宗教”和“死人的宗教”的境况了。对此，佛教界人士作了深刻的反思，如谛闻法师就认为：“然曰衰微曰险危者，乃僧伽之问题，非佛法之问题也。”也就是说，佛教是伟大的，是有用于社会的，但是它之所以衰微，其重要原因并不是佛教本身有问题，“非佛教之咎，而僧伽之咎也”，即是代表着佛教三宝之中的僧宝出现了问题，完全由于佛教内部的原因所致。他进一步认为，佛教的振兴首先是佛教教育的振兴，他说：“呜呼！今日之佛化，极衰微之佛化也。今日之僧伽，极腐败之僧伽也。佛化之所以衰微，非由于僧伽之腐败乎，僧伽之所以腐败，非由于教育之不振乎。以教育之不振，而致僧伽腐败，以僧伽之腐败，而致佛化衰微，是吾之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者。”要根本改变这种现象，他提出要在培养人才上下功夫。“方今民生凋敝，世道凌夷，欲利之而无其方，欲救之而无其术，唯有兴学育才，代佛宣化，庶足以作中流之砥柱，而挽既倒之狂澜。”1928年他专门撰写了《论教育与佛化之关系》一文，曰：佛化普及，首在培养人才，人才崛兴，尤在提倡教育。非人才无以宏佛化，非教育无以造人才。此教育之所宜亟亟提倡焉。夫教育者，知识之所由启，学术之所由明。知识既启，学术既明，而犹患人才之不崛兴，佛化之不普及者乎？根茂实遂，膏沃光晔，此理之所固然而无或爽者也。教育犹根也，佛化犹实也，教育犹膏也，佛化犹光也，根不养而竢其实，膏不加而希其光，教育不提倡，而望佛化之普及，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语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利则事未有不善者。处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养人才不可。人才譬之器，佛化譬之事，人才既出，佛化断未有不昌明者，不然佛化普及之说，由来久矣，而卒不能实现者，岂佛化之终难普及欤，实因人才之缺乏有以致之。人才之缺乏，实因教育之衰微有以致之。世人徒知佛化之不普及，而不知其系人才之缺乏，徒知人才之缺乏，而不知其系于教育之衰微。噫，知识之所以不启，学术之所以不明，职是故也。长此以往，吾恐洋洋佛化，不特不能普及，而反日就衰颓，然则教育之于佛化关系诚重，而提倡之不容或缓也明矣，唯是教育一端，关系既重，提倡之责，其谁任之。论者莫不曰在先觉之长老，与有力之护法，吾以为彼之所言，不为无见。然知识之启，学术之明，固人人之所有事也，岂其于教育而可漠然视之。且教育为佛化之本，凡为佛子于宏扬佛化，皆有应尽之责，即于提倡教育，也皆有应尽之责，各竭其才力心思以为之可也，而必赖之于长老护法为也。顾亭林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于佛化之兴衰亦云。
近代佛教教育的开展，是在西方思想传入东方各国以后而兴起的。在此之前，寺院是国家教育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一些佛教占绝对统治的地区，寺院教育甚至承担的就是世俗教育的责任。但“丛林教育”只限于寺院内部，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因为在中国的世俗教育中，更多的是由儒士来承担的，私塾则是社会教育的最主要形式。西方殖民者侵入亚洲地区以后，传统的佛教教育模式受到了冲击，一些为佛教慧命担忧的有智之士看到这一点，于是为了续佛慧命，开始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引进佛学院的概念，由是使传统的佛教教育模式开始有了转变。这个转变最显著的，就在于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法的改变，从而使丛林教育让位于佛学院教育。
二、近代佛教教育情况
中国近代佛教教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早的学堂式佛教教育，产生于江苏佛教界。1906年文希和尚在扬州天宁寺创立普通僧学堂，招收僧青年入学；翌年，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设立“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学生。杨仁山居士提倡兴办新式的佛教教育，他在《支那佛教振兴策》和《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等文章中，一再强调办学的重要性，主张“莫若请政务处立一新章，令通国僧道之有财产者，以其半开设学堂”，或者“由各省择名胜大刹，开设释氏学堂，经费由庵观寺院田产提充，教习公同选举”。其后的欧阳竟无继承了杨仁山的遗志，将佛教教育引向深入，支那内学院的创办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佛教教育取得的一个成功典范，因为他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佛教学者。
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一批僧人也在佛教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像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是当代中国佛教的著名学府，这里同样也培养出了一批有理想、有修持、有建树的僧人。正是有了这么一批佛教教育机构，才使中国当代的佛教教育与学术文化事业有了勃勃生机，佛教重新开始恢复了生气。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世俗院校，特别是大学系统在佛教教育方面的成绩不如佛教界明显，许多学者真正学习佛教知识，还是在佛教界办的佛学院里或者在像支那内学院之类的学府里得到的。
以上仅是一小部分各地办佛学院的情况，据说当时各地佛学院达数百所，加上民间或寺院办的以讲经形式为主的佛教培训班和居士学校，这个数目远要比想象的多得多，为中国佛教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虽然佛学院的办学热情高涨，成果不少，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引起了当时佛教界人士的讨论。如在中国佛教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都提出了办教育的议案，中国佛教会还拟办佛教研究所，上报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备案。
民国时期各寺院所办佛学院概况
三、佛教教育存在的不足
近代的佛学院教育，因受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重在学堂授课，以传授知识为主，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结构上，明显要优于丛林教育培养出来的学僧，但在修行方面又不如丛林教育；而修行又是佛教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学修关系成为佛学院教育的一个不好理顺与不好解决的两难问题。
僧伽内部的僧人们已经充分看到这一点，并对此进行了反思，如太虚大师就认为：中国教育模仿外国，而佛教教育就模仿中国。如“法师养成所”，恰与中国士大夫式的教育一样。这在僧教育的立场来批评，他们所办的佛教教育，不是为整个佛教情形所需要的来办的，不是为信解行证全部佛教来办的，不是普及佛教教育的，这都是古时代阶级式的教育遗痕。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学作讲经法师而已，必须要学习整个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劳动、淡薄，要能做担水、扛柴、扫洒、应对，以及处世理事、修禅弘法的工作。从前各种僧学出来的学僧，不但不能勤苦劳动去工作，甚至习染奢华而不甘淡泊，这可说是模仿社会学校所得的结果，而误于“法师养成所”的，以为别种事不可干；除去讲经、当教员、或作文、办刊物以外，把平常的家常事务都忘记了。假若全中国的僧徒都来受教育，那末寺院中家常的工作都没有人去做了。结果，不但不能住持佛教，甚至消灭了佛教，堕落了佛教！像这种教育，还不如没有好！
太虚的学生谛闻法师说得更具体，他根据在多所佛学院学习或教书的所见所闻，看到了佛门在办教育方面的缺陷。他在报恩佛学院开学演讲时，就说道：我们中国佛教僧教育的产生，大约肇始于有清光绪三十年间。日人水野梅晓，在湖南长沙开办僧学校，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了。其间国内继此而办的，前前后后，一齐综计起来，几有百余处之多。可是办得有点成绩的，却是寥寥无几，所以到现在人才依然感觉希少，佛教依然感觉衰颓。而外界的压迫，犹是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在在处处都表示着悲观，没有使人可以乐观的地方。我以为这些都是僧教育失败的写真。而僧教育所以失败的原因，虽各有其种种之关系，但是以我观察所得的，约有下列的几点：(一)办学宗旨之不正大。三十年来中国佛教的僧教育，除了在家居士办的少数佛学院，真实为宏扬佛法，培植人才为宗旨外，其他出家佛徒办的，多数佛学院，大半都是为抵御外侮、保护寺产起见，很少有昌明佛化、造就人才为宗旨的。所以一旦发生了什么抽提寺产侵占庙宇，以及驱逐僧尼等问题的时候，他们感觉到闭起山门，盘着腿子，敲几下木鱼，念两声佛的这种主义，是不能抵御外侮。又审今之势，察今之情，非打教育的旗帜，喊教育的口号，是不足以应付潮流，左思右想，无可奈何之中，勉强的挂起一块佛学院的招牌，照例的组织几条森严紧密的章程，撰一篇冠冕堂皇的宣言，请一两位法师教员，招收几十名学僧，讲讲说说，写写作作，借办学之名，抵外侮之实，所以到了事过境迁，风平浪静的时候，为抵御外侮而办的学院，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随即把他拿来宣判死刑，送他往生去了。这是中国过去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一点。(二)办学经济之不充足。世间上无论做任何巨细的事业，都要以经费为先决条件，如果经济的问题不能解决，那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办成功的，就是侥幸的办成功了，但是他的前途，也是没有什么发展的希望，及有什么成绩的表现。所以经济为一切事业成功之母。例如民国以来的僧教育，除了一部分办的宗旨不正外，其他有多少热心教育的、为法为人的住持长老及护法居士们，以限于经济，对于教育，实在有心无力，想办而不能办，终于望洋兴叹的。有些是办了一年半载的教育，觉得颇有兴趣，很想为佛教做番事业，为僧伽谋点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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