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佛教教育
近代中國，封建製度被推翻，整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佛教在新的社會形態下，也相應發生著巨變。以太虛大師爲首的佛教界人士，爲了改變人們頭腦中對佛教是“鬼的宗教”與“死人的宗教”的觀念，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並提出“人間佛教”的理念。同時，佛教界爲了培養人才，興辦佛教教育和文化事業蔚然成風，使中國佛教開始走上複興的道路。
一、佛教界人士的反思
中國佛教到了近代，已經呈現出極爲衰落的現象，佛教界裏不僅人才不出，而且幾乎淪爲“鬼的宗教”和“死人的宗教”的境況了。對此，佛教界人士作了深刻的反思，如谛聞法師就認爲：“然曰衰微曰險危者，乃僧伽之問題，非佛法之問題也。”也就是說，佛教是偉大的，是有用于社會的，但是它之所以衰微，其重要原因並不是佛教本身有問題，“非佛教之咎，而僧伽之咎也”，即是代表著佛教叁寶之中的僧寶出現了問題，完全由于佛教內部的原因所致。他進一步認爲，佛教的振興首先是佛教教育的振興，他說：“嗚呼！今日之佛化，極衰微之佛化也。今日之僧伽，極腐敗之僧伽也。佛化之所以衰微，非由于僧伽之腐敗乎，僧伽之所以腐敗，非由于教育之不振乎。以教育之不振，而致僧伽腐敗，以僧伽之腐敗，而致佛化衰微，是吾之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者。”要根本改變這種現象，他提出要在培養人才上下功夫。“方今民生凋敝，世道淩夷，欲利之而無其方，欲救之而無其術，唯有興學育才，代佛宣化，庶足以作中流之砥柱，而挽既倒之狂瀾。”1928年他專門撰寫了《論教育與佛化之關系》一文，曰：佛化普及，首在培養人才，人才崛興，尤在提倡教育。非人才無以宏佛化，非教育無以造人才。此教育之所宜亟亟提倡焉。夫教育者，知識之所由啓，學術之所由明。知識既啓，學術既明，而猶患人才之不崛興，佛化之不普及者乎？根茂實遂，膏沃光晔，此理之所固然而無或爽者也。教育猶根也，佛化猶實也，教育猶膏也，佛化猶光也，根不養而竢其實，膏不加而希其光，教育不提倡，而望佛化之普及，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利則事未有不善者。處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養人才不可。人才譬之器，佛化譬之事，人才既出，佛化斷未有不昌明者，不然佛化普及之說，由來久矣，而卒不能實現者，豈佛化之終難普及欤，實因人才之缺乏有以致之。人才之缺乏，實因教育之衰微有以致之。世人徒知佛化之不普及，而不知其系人才之缺乏，徒知人才之缺乏，而不知其系于教育之衰微。噫，知識之所以不啓，學術之所以不明，職是故也。長此以往，吾恐洋洋佛化，不特不能普及，而反日就衰頹，然則教育之于佛化關系誠重，而提倡之不容或緩也明矣，唯是教育一端，關系既重，提倡之責，其誰任之。論者莫不曰在先覺之長老，與有力之護法，吾以爲彼之所言，不爲無見。然知識之啓，學術之明，固人人之所有事也，豈其于教育而可漠然視之。且教育爲佛化之本，凡爲佛子于宏揚佛化，皆有應盡之責，即于提倡教育，也皆有應盡之責，各竭其才力心思以爲之可也，而必賴之于長老護法爲也。顧亭林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吾于佛化之興衰亦雲。
近代佛教教育的開展，是在西方思想傳入東方各國以後而興起的。在此之前，寺院是國家教育的重要基礎，特別是在一些佛教占絕對統治的地區，寺院教育甚至承擔的就是世俗教育的責任。但“叢林教育”只限于寺院內部，在社會上的影響還是有限的，因爲在中國的世俗教育中，更多的是由儒士來承擔的，私塾則是社會教育的最主要形式。西方殖民者侵入亞洲地區以後，傳統的佛教教育模式受到了沖擊，一些爲佛教慧命擔憂的有智之士看到這一點，于是爲了續佛慧命，開始借鑒西方的教育模式，引進佛學院的概念，由是使傳統的佛教教育模式開始有了轉變。這個轉變最顯著的，就在于課程的設置和教學方法的改變，從而使叢林教育讓位于佛學院教育。
二、近代佛教教育情況
中國近代佛教教育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最早的學堂式佛教教育，産生于江蘇佛教界。1906年文希和尚在揚州天甯寺創立普通僧學堂，招收僧青年入學；翌年，金陵刻經處的創始人楊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經處設立“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學生。楊仁山居士提倡興辦新式的佛教教育，他在《支那佛教振興策》和《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等文章中，一再強調辦學的重要性，主張“莫若請政務處立一新章，令通國僧道之有財産者，以其半開設學堂”，或者“由各省擇名勝大刹，開設釋氏學堂，經費由庵觀寺院田産提充，教習公同選舉”。其後的歐陽竟無繼承了楊仁山的遺志，將佛教教育引向深入，支那內學院的創辦可以說是20世紀上半葉佛教教育取得的一個成功典範，因爲他培養了一批有成就的佛教學者。
以太虛大師爲首的一批僧人也在佛教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像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是當代中國佛教的著名學府，這裏同樣也培養出了一批有理想、有修持、有建樹的僧人。正是有了這麼一批佛教教育機構，才使中國當代的佛教教育與學術文化事業有了勃勃生機，佛教重新開始恢複了生氣。相比之下，這一時期的世俗院校，特別是大學系統在佛教教育方面的成績不如佛教界明顯，許多學者真正學習佛教知識，還是在佛教界辦的佛學院裏或者在像支那內學院之類的學府裏得到的。
以上僅是一小部分各地辦佛學院的情況，據說當時各地佛學院達數百所，加上民間或寺院辦的以講經形式爲主的佛教培訓班和居士學校，這個數目遠要比想象的多得多，爲中國佛教曆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情況。雖然佛學院的辦學熱情高漲，成果不少，但是存在的問題也不少，引起了當時佛教界人士的討論。如在中國佛教會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上，許多代表都提出了辦教育的議案，中國佛教會還擬辦佛教研究所，上報當時民國政府教育部備案。
民國時期各寺院所辦佛學院概況
叁、佛教教育存在的不足
近代的佛學院教育，因受西方教育模式的影響，重在學堂授課，以傳授知識爲主，培養出的人才在知識結構上，明顯要優于叢林教育培養出來的學僧，但在修行方面又不如叢林教育；而修行又是佛教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所以學修關系成爲佛學院教育的一個不好理順與不好解決的兩難問題。
僧伽內部的僧人們已經充分看到這一點，並對此進行了反思，如太虛大師就認爲：中國教育模仿外國，而佛教教育就模仿中國。如“法師養成所”，恰與中國士大夫式的教育一樣。這在僧教育的立場來批評，他們所辦的佛教教育，不是爲整個佛教情形所需要的來辦的，不是爲信解行證全部佛教來辦的，不是普及佛教教育的，這都是古時代階級式的教育遺痕。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學作講經法師而已，必須要學習整個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勞動、淡薄，要能做擔水、扛柴、掃灑、應對，以及處世理事、修禅弘法的工作。從前各種僧學出來的學僧，不但不能勤苦勞動去工作，甚至習染奢華而不甘淡泊，這可說是模仿社會學校所得的結果，而誤于“法師養成所”的，以爲別種事不可幹；除去講經、當教員、或作文、辦刊物以外，把平常的家常事務都忘記了。假若全中國的僧徒都來受教育，那末寺院中家常的工作都沒有人去做了。結果，不但不能住持佛教，甚至消滅了佛教，墮落了佛教！像這種教育，還不如沒有好！
太虛的學生谛聞法師說得更具體，他根據在多所佛學院學習或教書的所見所聞，看到了佛門在辦教育方面的缺陷。他在報恩佛學院開學演講時，就說道：我們中國佛教僧教育的産生，大約肇始于有清光緒叁十年間。日人水野梅曉，在湖南長沙開辦僧學校，迄今已有叁十余年的曆史了。其間國內繼此而辦的，前前後後，一齊綜計起來，幾有百余處之多。可是辦得有點成績的，卻是寥寥無幾，所以到現在人才依然感覺希少，佛教依然感覺衰頹。而外界的壓迫，猶是變本加厲，有增無減，在在處處都表示著悲觀，沒有使人可以樂觀的地方。我以爲這些都是僧教育失敗的寫真。而僧教育所以失敗的原因，雖各有其種種之關系，但是以我觀察所得的，約有下列的幾點：(一)辦學宗旨之不正大。叁十年來中國佛教的僧教育，除了在家居士辦的少數佛學院，真實爲宏揚佛法，培植人才爲宗旨外，其他出家佛徒辦的，多數佛學院，大半都是爲抵禦外侮、保護寺産起見，很少有昌明佛化、造就人才爲宗旨的。所以一旦發生了什麼抽提寺産侵占廟宇，以及驅逐僧尼等問題的時候，他們感覺到閉起山門，盤著腿子，敲幾下木魚，念兩聲佛的這種主義，是不能抵禦外侮。又審今之勢，察今之情，非打教育的旗幟，喊教育的口號，是不足以應付潮流，左思右想，無可奈何之中，勉強的挂起一塊佛學院的招牌，照例的組織幾條森嚴緊密的章程，撰一篇冠冕堂皇的宣言，請一兩位法師教員，招收幾十名學僧，講講說說，寫寫作作，借辦學之名，抵外侮之實，所以到了事過境遷，風平浪靜的時候，爲抵禦外侮而辦的學院，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隨即把他拿來宣判死刑，送他往生去了。這是中國過去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一點。(二)辦學經濟之不充足。世間上無論做任何巨細的事業，都要以經費爲先決條件，如果經濟的問題不能解決，那無論什麼事都不能辦成功的，就是僥幸的辦成功了，但是他的前途，也是沒有什麼發展的希望，及有什麼成績的表現。所以經濟爲一切事業成功之母。例如民國以來的僧教育，除了一部分辦的宗旨不正外，其他有多少熱心教育的、爲法爲人的住持長老及護法居士們，以限于經濟，對于教育，實在有心無力，想辦而不能辦，終于望洋興歎的。有些是辦了一年半載的教育，覺得頗有興趣，很想爲佛教做番事業，爲僧伽謀點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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