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鼓著勇氣，一直幹下去的。然而到了中途，發生經濟的恐慌，雖竭力掙紮，實在無法撐持，終于忍痛停辦的。總而言之，就是辦學的經濟不充足，因此僧教育不但不能發展，而且日就衰頹，到現在真是直等于零了。這是過去中國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二點。(叁)住持長老之無公益心。中國二十二省的大小叢林，一齊綜計起來，爲數實在不少。其中有一部分叢林寺院，每年的收入，只夠自給自足外，其余有一部分的叢林寺院，實在寺産殷實，收入豐裕，很可以爲佛教做些公益，盡點義務。可是他們只圖自私自利，不肯福利大衆，嘉惠後學。將十方僧衆所公有的佛産，據爲個己的私有物，好像誰做住持，就是誰的所有權，他人絲毫不能染指。不說別的十方僧衆沾不到一點余惠，就是一個寺裏的同住大衆，也得不到什麼權利。每年巨額的寺産，大量的收入，糊裏糊塗地耗費于無用之地，你要提到叫他們拿點錢來培植幾個人才，或辦些僧的教育的話，他們吝財如命，一毛不拔，不但二十四個不肯，還要訴出一片艱難困苦的情形，裝出窮得粥都沒吃的樣子。要是一旦遇著強權暴力的敲索，或發生有關于本身名譽的壞事，叫他們拿出叁千五千，卻又等于泥沙，滿不在乎。說到這裏，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話又說回題目上來，就是富有寺産的住持長老們，沒有公益心。這是過去中國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叁點。(四)求學者之無真實心。我們中國佛教僧教育，說起來有叁十余年的曆史了，照理教育應該昌盛，人才應該繁衍。可是現在的事實，卻又適得其反。這是什麼道理呢？這種責任一方面固當歸咎于辦學者之太無恒心，忽辦忽停，乍起乍滅，弄得一般有志的青年學僧們，想學而不能學，終于一曝十寒，得不到長期繼續的修習，專門深刻的研究，于是耽誤了多少有爲的青年學僧。可是一方面又不能不責備于求學者之無真實心。現在一般求學的青年學僧，習成了一種雲水的性質，今日跑到東，明日跑到西。這個學院住幾天，那個學院住幾天，沒有一個學院滿他們的意。不是設備不善，就是待遇不良。不說法師不對，就說教員不好，結果浪費草鞋，一無所獲。這是求學者無真實心的一個十足表現，同時也是過去中國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四點。(五)青年學僧之囂張過甚。只要進過幾年學，讀過幾年書的青年學僧們，外觸于社會環境的險惡，內感于佛教大勢的阽危，對于現實的佛教製度，多不滿意，改革的思潮，時湧現于心頭，躍躍欲試，不能抑遏。于是在學院則反對教師，常鬧風潮；在叢林則藐視執事，時起沖突；在小廟則冒犯師長，屢謀起義。一方面每每發表過激的文字，對于現實的叢林，多所指谪，對于現代的僧伽，多所批評。于是一般守舊的長老居士們，看到這種情形，一齊大驚小怪起來，衆口同音，一唱百和的，都說我們花了許多錢，來培植人才，而所得結果，適與期望相反。實在辦教育是無異製造敵人，無異自掘墳墓，再不能辦下去了。如果再辦下去，連我們自己的飯碗，都靠不住了。大家對于此說，認爲不錯，于是相率已辦的學院從此停辦，未辦的學院不敢再辦，弄得到現在，只有幾處有特殊情形的、不能不辦的學院，不死不活的在那裏拖延著，這是青年學僧囂張過甚的結果，同時也是過去中國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五點。
舊式的叢林教育被廢除，新式的學院式教育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說明佛教的教育模式還是有問題，佛教界人士感到非常憂慮。太虛大師就認爲：我年來關于佛教的教育，感覺到只有滅亡的氣象、沒落的氣象，這使我多麼底憂懼和失望喲！我個人倒沒有什麼，但我對于你們的將來，又使我不能不爲佛教前途寄予期望，來爲你們尋找出路。但是在教育的行程上，怎樣地使他向著光明？如中國的教育，應該本著中國一般的社會所需要的而施設，能夠在事實上去體察，才有進展的希望，這決不是懸空的。因之，所謂佛教的教育，爲要住持佛教，要化導現代社會，所以也要適合現存的寺院、和現狀的社會如何而去施設。假若是這樣，則佛教的前途進展，是沒有什麼妨礙的，否則，恐有關系到佛教本身的危險！
他又說：在佛教的教育立場，觀察佛教的教育又什麼樣？十幾年來，在中國佛教裏所見到過的，什麼普通僧學院，佛教大學，華嚴大學，或佛學研究社，法師養成所等，這大都是一般講經法師出來辦的，與中國的士大夫教育通犯一病。所以，我對于佛教的教育，感覺只有滅亡的氣象！
谛聞法師也指出：可是佛教之在社會，如太蒼之一粒，大海之一漚，當然敵不住社會的鼓蕩，只得跟著社會跑，所以主靜的佛教教育，現在也一變而爲主動的社會教育化了，學風焉得不壞呢。現在的佛教僧教育，本來沒有一定的方式章則。一方面采取學校的新製，一方面采取叢林的舊規，建立在不新不舊的當中，形成非驢非馬的教育。要想全新吧，又怕砥觸佛製，招人口實，要想全舊吧，又怕違背潮流，勢所不許。欲新不得，欲舊不能，這種半調子的教育，結果四處挂著此路不通的招牌。所以近年來的僧教育，越辦越不通，越辦越糟糕。
就是太虛法師親任院長的閩南佛學院，是衆多的佛教院校中最好的一所，但是這所學校同樣也是，“失卻自己的立場，崇拜社會的潮流，也就胡鬧起來了”。學僧們“時而鬧風潮，時而起革命，不說打倒這個，就說打倒那個，專門做些罵人的文章，以爲自己的能事。對于院裏的課程，不肯死心踏地的用功，問他佛學嗎，儱侗真如，颟顸佛性，不知說些什麼。問他文學嗎，這裏抄幾句，那裏抄幾句，文言不成，白話不是，就算他們的文章了。他們唯一的功夫，買幾本小說讀讀，訂幾本雜志看看，甚至一天到晚，打打鬧鬧，玩玩笑笑，視院規如具文，目職員如木偶，毫無畏忌的心事，任你鬧得天翻地覆，誰也不能幹涉，弄不好還要出亂子啊，所以七八年來閩院的學風，壞到無以複加的極度”。學僧們已經沒有祖師們的那種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勤苦淡泊之境界，他們吃不得苦，不甘寂寞地好好學習。如“近來閩院的學僧，驕奢逸樂，一事不做，養成一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天之驕子的生活。他們除了上課讀書而外，不肯再做一點別樣事，全身手足的機能，好像不能動作似的，結果一出院門，失去自己生活的能力。住叢林嗎，吃不住苦；回小廟嗎，容不了身；趕經忏嗎，沒有本事；當法師嗎，不夠資料(引者按：應爲“格”)，往上不能，走下不得，弄得害了他一生。學僧們未曾住過學院之前，覺得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我餐，住過學院之後，覺得任你走盡天下，沒有立足之地。你想一個人前後的生活，何以有這樣的畸形呢？我敢不躊躇的解答一句，因爲未住學院之前，處處放得下，事事吃得苦，所以到處都可住，而且到處都歡迎，住過學院之後，貢高我慢，好吃懶做，所以到處都不要，而且到處都討厭”。
叁、改革佛教教育的想法
由此可見，新式的佛學院方式也引來了衆多問題，很多人都提出了改革的辦法，像太虛大師就認爲：現代學僧所要學的，不是學個講經的儀式，必須要學能實行佛法，建立佛教，昌明佛學，而養成能夠勤苦勞動的體格，和清苦淡薄的生活。因爲，佛教必須要建立在有組織的廣大的寺院上，爲修學的道場和宣揚的機關，一方面與社會民衆有直接的關系，另一面與國家政治亦有間接的關系。這是要你們觀察社會的變化來謀佛教之如何施設的，假若你們能夠觀察得到，又能夠實行得到，才可以住持現代佛教。僧教育裏的中心點，就在這裏。
谛聞法師則強調：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應行改革，而且亟宜改革的兩點”，一是“學風宜整頓”，二是“生活宜糾正”。總之，“應該振刷精神，大刀闊斧的來改進一切，使閩院的生命，趨于發榮滋長的領域，對于學生，應該于莊嚴之中，寓慈祥之意，諄諄訓導，使皆成爲有用的人才。……辦學者與求學者，和諧合聚，互相親愛，互相諒解，共圖佛法的光明，同謀閩院的鞏固，這是我們虔誠馨香以祝的了”。
面對如此糟糕的佛教教育，谛聞法師提出：我以爲今日的僧教育，馬馬虎虎的不想辦好則已，如果要想辦好的話，必須有一定的方式章則，然後才能辦得通，同時也才會造出好的人才來。要新就極端的新，完全采取學校的新製，使其叢林學校化，要舊就極端的舊，完全采取叢林的舊規，使其學校叢林化。如果照這樣的辦法，教育沒有辦不通的，人才也沒有造不出的。所怕的就是不新不舊，非驢非馬的辦法，那就實在是到此止步，走不出去了。”
太虛則更加尖銳地指出：目前要振興佛教，苦的就是缺乏人材；因此，佛教的前途發展，雖教外無何障礙，但于教內仍無辦法。現在佛教是自由的，因爲是自由，所以是自生自滅的。正在受佛教教育的僧青年，不但要知求學標准，還要知做事標准，以便將來事事能幹。如此則佛教方可以興，否則即衰。故佛教之命運，可作如此之判斷。
可見，他們都一致指出，辦佛教教育，關鍵是人才，由于幾百年來佛教的消沈，整個佛教界仍然處于人才不濟的情況，雖然很多寺廟都在辦教育，但是又因種種原因，其效果並不十分突出。佛教教育的關鍵首在人才的培養，“非人才無以宏佛化，非教育無以造人才”，這是一條萬世不變的恒古定律。“法賴人弘”，此爲古德早已說過，所有的知識、學術都是有賴于人才的崛興，而人才的崛興又離不開教育，教育是根本，人才是根本，“人才既出，佛化斷未有不昌明者”，所以“處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養人才不可”。佛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的不同之處，就在于“殊不知佛教教育的性質是主靜的，社會學校教育的性質是主動的，一動一靜，這兩教育的性質，根本就處于極端相反的地位，毫無強牽附和的余地”。
四、余論
太虛大師總結近代佛教教育時說：至于僧教育，則前清光緒叁十年以前，大抵不外于叢林的參禅和叢林的講經，與律寺的持戒叁種；此外，則習爲念佛、誦經、禮忏、施焰等等而已。光緒叁十年以後，因各地方興學校、奪廟産的關系，八指頭陀與北平覺先、杭州松風、江蘇月霞等，並辦僧教育會，由僧界自辦僧學及請紳辦人民小學：江蘇僧師範校，湖南僧師範校，以及杭州甯波等僧小學，最爲佼佼。然小學則通俗化，而師範則儒化，或講經法師化，未足雲僧教育。卓然有世界弘法之意義者，則爲南京楊仁老所設祇洹精舍，惜時短未有成效。入民國後，僧小學等時有增設者，然亦無何成績。民叁，有華嚴大學的名稱起，頗形成一月霞學流，迄今未衰。民六，有觀宗學舍的名稱起，又形成一谛閑學流。民八，有支那內學院名稱起，又形成一竟無學流。民十一，余在武昌始建辦佛學院，繼之而有近七八年來北平、四川、廈門、九華、湖南、普陀等各處的佛學院或僧學院。然辦僧教育的人，或爲舊時的講經法師，或爲講學的儒者，或爲通俗的教員學生，要皆未適于辦此“造成住持現代佛教之僧寶”的僧教育，以致或專學做老式的講經法師，或變做靠講佛學的學者，或由變成通俗的學生、再變成通俗的教員。學出來的人，除去講經、做教員、或辦刊物等以外，亦幾乎回不入原來的寺院僧團而作僧事。我辦佛學院，原是過渡的，頭一班畢業後，即擬辦僧律儀院，因故未能辦成；而後今各處仿辦的學院，亦幾于爲”寺僧社會”添造出不切實際、不符宗旨的遊僧了。”
盡管這一時期的佛教教育有不少問題，但是應該肯定的是，新式的佛學院教育也培養了不少的人才，取得了不少的成績。首先，全國各地都培養了一批高僧出來，特別是像武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等，出現了一批引領新時代佛教潮流的人物，如高僧太虛、印順、演培、仁山、印海、震華、守培、惟賢、慈舟、南亭、林子青、窺谛、淦泉、真禅、超塵、雪煩、茗山、圓湛、東初、芝峰、巨贊等都是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有影響的人物，改變社會上人們對佛教的看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與宣傳作用。其次，在全國各地形成了辦學的高潮，佛教文化與佛教出版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佛教界人士紛紛撰寫著作，宣傳佛教，並與學術界人士互相商榷，推動了學術佛教研究的深入。佛教出版物也在這一時期達到近250余種，學術質量高的有《海潮音》、《佛教僧伽》、《微妙聲》等等。居士佛教教育也在蓬勃開展，特別是支那內學院一系的學生，如呂澂、王恩洋等人都是學術界著名的佛教學家。總之，這一時期在佛學院裏培養的學生有數千人，不僅爲佛教界提供了新鮮的血液，也爲社會培養了一批人才。可惜由于抗日戰爭的爆發，本應保持良好的佛教界辦教育的勢頭被迫中止，並且隨著時代的變遷，最終沈寂。
(作者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審、《世界宗教文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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