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鼓着勇气，一直干下去的。然而到了中途，发生经济的恐慌，虽竭力挣扎，实在无法撑持，终于忍痛停办的。总而言之，就是办学的经济不充足，因此僧教育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日就衰颓，到现在真是直等于零了。这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二点。(三)住持长老之无公益心。中国二十二省的大小丛林，一齐综计起来，为数实在不少。其中有一部分丛林寺院，每年的收入，只够自给自足外，其余有一部分的丛林寺院，实在寺产殷实，收入丰裕，很可以为佛教做些公益，尽点义务。可是他们只图自私自利，不肯福利大众，嘉惠后学。将十方僧众所公有的佛产，据为个己的私有物，好像谁做住持，就是谁的所有权，他人丝毫不能染指。不说别的十方僧众沾不到一点余惠，就是一个寺里的同住大众，也得不到什么权利。每年巨额的寺产，大量的收入，糊里糊涂地耗费于无用之地，你要提到叫他们拿点钱来培植几个人才，或办些僧的教育的话，他们吝财如命，一毛不拔，不但二十四个不肯，还要诉出一片艰难困苦的情形，装出穷得粥都没吃的样子。要是一旦遇着强权暴力的敲索，或发生有关于本身名誉的坏事，叫他们拿出三千五千，却又等于泥沙，满不在乎。说到这里，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话又说回题目上来，就是富有寺产的住持长老们，没有公益心。这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三点。(四)求学者之无真实心。我们中国佛教僧教育，说起来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了，照理教育应该昌盛，人才应该繁衍。可是现在的事实，却又适得其反。这是什么道理呢？这种责任一方面固当归咎于办学者之太无恒心，忽办忽停，乍起乍灭，弄得一般有志的青年学僧们，想学而不能学，终于一曝十寒，得不到长期继续的修习，专门深刻的研究，于是耽误了多少有为的青年学僧。可是一方面又不能不责备于求学者之无真实心。现在一般求学的青年学僧，习成了一种云水的性质，今日跑到东，明日跑到西。这个学院住几天，那个学院住几天，没有一个学院满他们的意。不是设备不善，就是待遇不良。不说法师不对，就说教员不好，结果浪费草鞋，一无所获。这是求学者无真实心的一个十足表现，同时也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四点。(五)青年学僧之嚣张过甚。只要进过几年学，读过几年书的青年学僧们，外触于社会环境的险恶，内感于佛教大势的阽危，对于现实的佛教制度，多不满意，改革的思潮，时涌现于心头，跃跃欲试，不能抑遏。于是在学院则反对教师，常闹风潮；在丛林则藐视执事，时起冲突；在小庙则冒犯师长，屡谋起义。一方面每每发表过激的文字，对于现实的丛林，多所指谪，对于现代的僧伽，多所批评。于是一般守旧的长老居士们，看到这种情形，一齐大惊小怪起来，众口同音，一唱百和的，都说我们花了许多钱，来培植人才，而所得结果，适与期望相反。实在办教育是无异制造敌人，无异自掘坟墓，再不能办下去了。如果再办下去，连我们自己的饭碗，都靠不住了。大家对于此说，认为不错，于是相率已办的学院从此停办，未办的学院不敢再办，弄得到现在，只有几处有特殊情形的、不能不办的学院，不死不活的在那里拖延着，这是青年学僧嚣张过甚的结果，同时也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五点。
旧式的丛林教育被废除，新式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说明佛教的教育模式还是有问题，佛教界人士感到非常忧虑。太虚大师就认为：我年来关于佛教的教育，感觉到只有灭亡的气象、没落的气象，这使我多么底忧惧和失望哟！我个人倒没有什么，但我对于你们的将来，又使我不能不为佛教前途寄予期望，来为你们寻找出路。但是在教育的行程上，怎样地使他向着光明？如中国的教育，应该本着中国一般的社会所需要的而施设，能够在事实上去体察，才有进展的希望，这决不是悬空的。因之，所谓佛教的教育，为要住持佛教，要化导现代社会，所以也要适合现存的寺院、和现状的社会如何而去施设。假若是这样，则佛教的前途进展，是没有什么妨碍的，否则，恐有关系到佛教本身的危险！
他又说：在佛教的教育立场，观察佛教的教育又什么样？十几年来，在中国佛教里所见到过的，什么普通僧学院，佛教大学，华严大学，或佛学研究社，法师养成所等，这大都是一般讲经法师出来办的，与中国的士大夫教育通犯一病。所以，我对于佛教的教育，感觉只有灭亡的气象！
谛闻法师也指出：可是佛教之在社会，如太苍之一粒，大海之一沤，当然敌不住社会的鼓荡，只得跟着社会跑，所以主静的佛教教育，现在也一变而为主动的社会教育化了，学风焉得不坏呢。现在的佛教僧教育，本来没有一定的方式章则。一方面采取学校的新制，一方面采取丛林的旧规，建立在不新不旧的当中，形成非驴非马的教育。要想全新吧，又怕砥触佛制，招人口实，要想全旧吧，又怕违背潮流，势所不许。欲新不得，欲旧不能，这种半调子的教育，结果四处挂着此路不通的招牌。所以近年来的僧教育，越办越不通，越办越糟糕。
就是太虚法师亲任院长的闽南佛学院，是众多的佛教院校中最好的一所，但是这所学校同样也是，“失却自己的立场，崇拜社会的潮流，也就胡闹起来了”。学僧们“时而闹风潮，时而起革命，不说打倒这个，就说打倒那个，专门做些骂人的文章，以为自己的能事。对于院里的课程，不肯死心踏地的用功，问他佛学吗，儱侗真如，颟顸佛性，不知说些什么。问他文学吗，这里抄几句，那里抄几句，文言不成，白话不是，就算他们的文章了。他们唯一的功夫，买几本小说读读，订几本杂志看看，甚至一天到晚，打打闹闹，玩玩笑笑，视院规如具文，目职员如木偶，毫无畏忌的心事，任你闹得天翻地覆，谁也不能干涉，弄不好还要出乱子啊，所以七八年来闽院的学风，坏到无以复加的极度”。学僧们已经没有祖师们的那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勤苦淡泊之境界，他们吃不得苦，不甘寂寞地好好学习。如“近来闽院的学僧，骄奢逸乐，一事不做，养成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天之骄子的生活。他们除了上课读书而外，不肯再做一点别样事，全身手足的机能，好像不能动作似的，结果一出院门，失去自己生活的能力。住丛林吗，吃不住苦；回小庙吗，容不了身；赶经忏吗，没有本事；当法师吗，不够资料(引者按：应为“格”)，往上不能，走下不得，弄得害了他一生。学僧们未曾住过学院之前，觉得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我餐，住过学院之后，觉得任你走尽天下，没有立足之地。你想一个人前后的生活，何以有这样的畸形呢？我敢不踌躇的解答一句，因为未住学院之前，处处放得下，事事吃得苦，所以到处都可住，而且到处都欢迎，住过学院之后，贡高我慢，好吃懒做，所以到处都不要，而且到处都讨厌”。
三、改革佛教教育的想法
由此可见，新式的佛学院方式也引来了众多问题，很多人都提出了改革的办法，像太虚大师就认为：现代学僧所要学的，不是学个讲经的仪式，必须要学能实行佛法，建立佛教，昌明佛学，而养成能够勤苦劳动的体格，和清苦淡薄的生活。因为，佛教必须要建立在有组织的广大的寺院上，为修学的道场和宣扬的机关，一方面与社会民众有直接的关系，另一面与国家政治亦有间接的关系。这是要你们观察社会的变化来谋佛教之如何施设的，假若你们能够观察得到，又能够实行得到，才可以住持现代佛教。僧教育里的中心点，就在这里。
谛闻法师则强调：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应行改革，而且亟宜改革的两点”，一是“学风宜整顿”，二是“生活宜纠正”。总之，“应该振刷精神，大刀阔斧的来改进一切，使闽院的生命，趋于发荣滋长的领域，对于学生，应该于庄严之中，寓慈祥之意，谆谆训导，使皆成为有用的人才。……办学者与求学者，和谐合聚，互相亲爱，互相谅解，共图佛法的光明，同谋闽院的巩固，这是我们虔诚馨香以祝的了”。
面对如此糟糕的佛教教育，谛闻法师提出：我以为今日的僧教育，马马虎虎的不想办好则已，如果要想办好的话，必须有一定的方式章则，然后才能办得通，同时也才会造出好的人才来。要新就极端的新，完全采取学校的新制，使其丛林学校化，要旧就极端的旧，完全采取丛林的旧规，使其学校丛林化。如果照这样的办法，教育没有办不通的，人才也没有造不出的。所怕的就是不新不旧，非驴非马的办法，那就实在是到此止步，走不出去了。”
太虚则更加尖锐地指出：目前要振兴佛教，苦的就是缺乏人材；因此，佛教的前途发展，虽教外无何障碍，但于教内仍无办法。现在佛教是自由的，因为是自由，所以是自生自灭的。正在受佛教教育的僧青年，不但要知求学标准，还要知做事标准，以便将来事事能干。如此则佛教方可以兴，否则即衰。故佛教之命运，可作如此之判断。
可见，他们都一致指出，办佛教教育，关键是人才，由于几百年来佛教的消沉，整个佛教界仍然处于人才不济的情况，虽然很多寺庙都在办教育，但是又因种种原因，其效果并不十分突出。佛教教育的关键首在人才的培养，“非人才无以宏佛化，非教育无以造人才”，这是一条万世不变的恒古定律。“法赖人弘”，此为古德早已说过，所有的知识、学术都是有赖于人才的崛兴，而人才的崛兴又离不开教育，教育是根本，人才是根本，“人才既出，佛化断未有不昌明者”，所以“处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养人才不可”。佛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殊不知佛教教育的性质是主静的，社会学校教育的性质是主动的，一动一静，这两教育的性质，根本就处于极端相反的地位，毫无强牵附和的余地”。
四、余论
太虚大师总结近代佛教教育时说：至于僧教育，则前清光绪三十年以前，大抵不外于丛林的参禅和丛林的讲经，与律寺的持戒三种；此外，则习为念佛、诵经、礼忏、施焰等等而已。光绪三十年以后，因各地方兴学校、夺庙产的关系，八指头陀与北平觉先、杭州松风、江苏月霞等，并办僧教育会，由僧界自办僧学及请绅办人民小学：江苏僧师范校，湖南僧师范校，以及杭州宁波等僧小学，最为佼佼。然小学则通俗化，而师范则儒化，或讲经法师化，未足云僧教育。卓然有世界弘法之意义者，则为南京杨仁老所设祇洹精舍，惜时短未有成效。入民国后，僧小学等时有增设者，然亦无何成绩。民三，有华严大学的名称起，颇形成一月霞学流，迄今未衰。民六，有观宗学舍的名称起，又形成一谛闲学流。民八，有支那内学院名称起，又形成一竟无学流。民十一，余在武昌始建办佛学院，继之而有近七八年来北平、四川、厦门、九华、湖南、普陀等各处的佛学院或僧学院。然办僧教育的人，或为旧时的讲经法师，或为讲学的儒者，或为通俗的教员学生，要皆未适于办此“造成住持现代佛教之僧宝”的僧教育，以致或专学做老式的讲经法师，或变做靠讲佛学的学者，或由变成通俗的学生、再变成通俗的教员。学出来的人，除去讲经、做教员、或办刊物等以外，亦几乎回不入原来的寺院僧团而作僧事。我办佛学院，原是过渡的，头一班毕业后，即拟办僧律仪院，因故未能办成；而后今各处仿办的学院，亦几于为”寺僧社会”添造出不切实际、不符宗旨的游僧了。”
尽管这一时期的佛教教育有不少问题，但是应该肯定的是，新式的佛学院教育也培养了不少的人才，取得了不少的成绩。首先，全国各地都培养了一批高僧出来，特别是像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出现了一批引领新时代佛教潮流的人物，如高僧太虚、印顺、演培、仁山、印海、震华、守培、惟贤、慈舟、南亭、林子青、窥谛、淦泉、真禅、超尘、雪烦、茗山、圆湛、东初、芝峰、巨赞等都是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有影响的人物，改变社会上人们对佛教的看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与宣传作用。其次，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办学的高潮，佛教文化与佛教出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佛教界人士纷纷撰写著作，宣传佛教，并与学术界人士互相商榷，推动了学术佛教研究的深入。佛教出版物也在这一时期达到近250余种，学术质量高的有《海潮音》、《佛教僧伽》、《微妙声》等等。居士佛教教育也在蓬勃开展，特别是支那内学院一系的学生，如吕澂、王恩洋等人都是学术界著名的佛教学家。总之，这一时期在佛学院里培养的学生有数千人，不仅为佛教界提供了新鲜的血液，也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才。可惜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本应保持良好的佛教界办教育的势头被迫中止，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最终沉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世界宗教文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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