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语地狱则布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泪洒含酸。于是合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衷，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可见，“唱导”主要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教，宣扬法理，但枯燥的义理宣说较难吸引听众，因此不得不在“无常”、“地狱”、“昔因”、“当果”、“怡乐”、“哀戚”等方面加以文学上的渲染夸张，这样做果然取得极好的效果，乃至出现“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的情景。
“唱导”的传教方式，到了唐代，更发展为“俗讲”。所谓“俗讲“，就是以通俗的方式宣传佛教的教义和各种佛经故事。宣讲时连说带唱，描摹表演，艺术性很高，得到各阶层人士的爱好，取得很好的效果。这种传教方式对于扩大佛教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种“俗讲”一般都有话本，其话本，后来则进一步发展为“变文”。
所谓“变文”，按照郑振铎先生的说法，即是变更佛经的文本而成为俗讲之意。其形式多是先讲一段故事，(用散文或骈文)，后加以三言间七言的唱词，因此多为韵散结合体，有讲有唱，使听者感到兴趣。
作为佛经传教布道方式的“唱导”、“俗讲”及作为“俗讲”文本的“变文”，因广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后来逐渐社会化、世俗化，其结果，则直接影响了唐之“传奇”、宋之“话本”和元明清的章回小说。
严格意义上小说，是到唐代才出现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桀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即唐代的“传奇”。
唐代传奇大多产生于唐之中晚期，是在“俗讲”、“变文”广为流传之后；其体裁与叙述方式，多为诗文合体、结构完整的短篇小说，与“变文”之散、韵结合相类，而有别于唐初某些虽也兼有诗文，但缺乏有机联系和完整结构的文学体裁。
传奇一般都是讲述一些委曲艳丽的故事，但作者的用意多不在故事本身，而在借此玄耀才华，故特别注重文字修饰之功夫，这使得传奇逐渐失去群众基础，而变成文人雅士的专用品，最终导致“乃亦不昌”的结果。进入两宋之后，一种适应平民百姓需要的，用平平常常的话语把某些委委曲曲的故事讲出来的新文学形式-----“话本”应运而生。
话本在文体结构上亦与“传奇”相类，只是话语与内容更平民化了，因此更受社会低下层人士的欢迎而广为流传。
考察唐之“传奇”和宋之“话本”，在艺术形式和文体结构等方面都深受佛教“俗讲”、“变文”的影响，对此，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说：“若乃通俗小说，远出唐代之俗讲，近出宋人之说话，其初不过是僧俗演说，附会佛经及世间故事，写梵呗之音以及俗部新声，卖券喻众，有类俳优。”
对于这种传承关系，郑振铎先生在其《中国俗文学史》中对此说得更清楚，他说：“在敦煌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么样的？盛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
至于宋之后的章回小说，其受佛教文学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对此，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敦煌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中曾说：“案佛典体裁长行与偈颂相同，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小说。今取此篇与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原文互勘之，益可推见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及其嬗变之流别，故为中国文学史绝佳资料。”
陈寅恪先生把章回小说的源头追溯至佛典之文体，这是有相当根据的。从形式上说，章回小说因着重于故事，故多以散文体为主。但是，几乎所有的章回小说都常常在适当的时候，来个“词曰”或“有诗为证”，明显带有“变文”的韵散结合的痕迹。有些章回小说还常常带有一条尾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更明显是受到“俗讲”、“说话“的影响。
在小说之题材、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等方面，章回小说受佛教之影响也非常明显。且不说诸如《西游记》这类完全以佛教为题材的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佛教流行的产物，就其它几部在文学史上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历史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说岳全传》等，也都带有深厚的佛教色彩。
例如，《三国演义》一开头就是一首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后半厥最后二句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带有浓厚的世事无常、一切皆空的思想。
《红楼梦》戚本第一回说：“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为“风月宝鉴”，色空思想更为强烈。不唯开头如此，书中之甄士隐的《好了歌》、宝玉对薜宝钗所作的“我们生来已陷溺于贪瞋痴爱中”的感叹及宝玉最后与一僧一道的飘然离去等，都带有深厚的佛教色彩。
此外，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化形式，诸如戏曲、音乐、语言、文字，乃至于雕塑、建筑等，也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现在已有许多学者正致力于研究这些文化形式与佛教的相互关系，相信今后不断会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如语言文字：如因缘、公案、方便、究竟、烦恼、解脱、天女散花、天龙八部、三头六擘、五体投地、六根清净、心猿意马、功德圆满、立地成佛等等。
《佛教与中国文化》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