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語地獄則布淚交零，征昔因則如見往業，核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戚則淚灑含酸。于是合衆傾心，舉堂恻怆，五體輸席，碎首陳衷，各各彈指，人人唱佛。”可見，“唱導”主要目的是爲了弘揚佛教，宣揚法理，但枯燥的義理宣說較難吸引聽衆，因此不得不在“無常”、“地獄”、“昔因”、“當果”、“怡樂”、“哀戚”等方面加以文學上的渲染誇張，這樣做果然取得極好的效果，乃至出現“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的情景。
“唱導”的傳教方式，到了唐代，更發展爲“俗講”。所謂“俗講“，就是以通俗的方式宣傳佛教的教義和各種佛經故事。宣講時連說帶唱，描摹表演，藝術性很高，得到各階層人士的愛好，取得很好的效果。這種傳教方式對于擴大佛教的影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這種“俗講”一般都有話本，其話本，後來則進一步發展爲“變文”。
所謂“變文”，按照鄭振铎先生的說法，即是變更佛經的文本而成爲俗講之意。其形式多是先講一段故事，(用散文或骈文)，後加以叁言間七言的唱詞，因此多爲韻散結合體，有講有唱，使聽者感到興趣。
作爲佛經傳教布道方式的“唱導”、“俗講”及作爲“俗講”文本的“變文”，因廣受社會各界的歡迎，後來逐漸社會化、世俗化，其結果，則直接影響了唐之“傳奇”、宋之“話本”和元明清的章回小說。
嚴格意義上小說，是到唐代才出現的。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始有意爲小說，胡應麟雲：“變異之談，盛于六朝，然多是傳錄桀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其雲“作意”、“幻設”者，則即意識之創造矣。”此即唐代的“傳奇”。
唐代傳奇大多産生于唐之中晚期，是在“俗講”、“變文”廣爲流傳之後；其體裁與敘述方式，多爲詩文合體、結構完整的短篇小說，與“變文”之散、韻結合相類，而有別于唐初某些雖也兼有詩文，但缺乏有機聯系和完整結構的文學體裁。
傳奇一般都是講述一些委曲豔麗的故事，但作者的用意多不在故事本身，而在借此玄耀才華，故特別注重文字修飾之功夫，這使得傳奇逐漸失去群衆基礎，而變成文人雅士的專用品，最終導致“乃亦不昌”的結果。進入兩宋之後，一種適應平民百姓需要的，用平平常常的話語把某些委委曲曲的故事講出來的新文學形式-----“話本”應運而生。
話本在文體結構上亦與“傳奇”相類，只是話語與內容更平民化了，因此更受社會低下層人士的歡迎而廣爲流傳。
考察唐之“傳奇”和宋之“話本”，在藝術形式和文體結構等方面都深受佛教“俗講”、“變文”的影響，對此，孫楷第先生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說：“若乃通俗小說，遠出唐代之俗講，近出宋人之說話，其初不過是僧俗演說，附會佛經及世間故事，寫梵呗之音以及俗部新聲，賣券喻衆，有類俳優。”
對于這種傳承關系，鄭振铎先生在其《中國俗文學史》中對此說得更清楚，他說：“在敦煌發現的許多重要的中國文書裏，最重要的要算是“變文”了。在“變文”沒有發現以前，我們簡直不知道，“平話”怎麼會突然在宋代産生出來？“諸宮調”的來曆是怎麼樣的？盛于明清二代的寶卷、彈詞及鼓詞，到底是近代的産物呢？還是“古已有之”的？許多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都成爲疑案而難于有確定的回答。但自從叁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寶庫打開了而發現了變文的一種文體之後，一切的疑問，我們才漸漸的可以得到解決了。”
至于宋之後的章回小說，其受佛教文學的影響也十分明顯，對此，著名曆史學家陳寅恪在《敦煌維摩诘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中曾說：“案佛典體裁長行與偈頌相同，演說經義自然仿效之，故爲散文與詩歌互用之體，後世衍變既久，其散文體中偶雜以詩歌者，遂成今日章回小說。今取此篇與鸠摩羅什譯《維摩诘所說經》原文互勘之，益可推見演義小說文體原始之形式，及其嬗變之流別，故爲中國文學史絕佳資料。”
陳寅恪先生把章回小說的源頭追溯至佛典之文體，這是有相當根據的。從形式上說，章回小說因著重于故事，故多以散文體爲主。但是，幾乎所有的章回小說都常常在適當的時候，來個“詞曰”或“有詩爲證”，明顯帶有“變文”的韻散結合的痕迹。有些章回小說還常常帶有一條尾巴------“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更明顯是受到“俗講”、“說話“的影響。
在小說之題材、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等方面，章回小說受佛教之影響也非常明顯。且不說諸如《西遊記》這類完全以佛教爲題材的小說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佛教流行的産物，就其它幾部在文學史上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曆史名著，如《叁國演義》、《水浒傳》、《紅樓夢》、《說嶽全傳》等，也都帶有深厚的佛教色彩。
例如，《叁國演義》一開頭就是一首詞，曰：“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後半厥最後二句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帶有濃厚的世事無常、一切皆空的思想。
《紅樓夢》戚本第一回說：“因毫不幹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爲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爲“風月寶鑒”，色空思想更爲強烈。不唯開頭如此，書中之甄士隱的《好了歌》、寶玉對薜寶钗所作的“我們生來已陷溺于貪瞋癡愛中”的感歎及寶玉最後與一僧一道的飄然離去等，都帶有深厚的佛教色彩。
此外，中國古代的許多文化形式，諸如戲曲、音樂、語言、文字，乃至于雕塑、建築等，也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佛教的深刻影響，現在已有許多學者正致力于研究這些文化形式與佛教的相互關系，相信今後不斷會有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問世。
如語言文字：如因緣、公案、方便、究竟、煩惱、解脫、天女散花、天龍八部、叁頭六擘、五體投地、六根清淨、心猿意馬、功德圓滿、立地成佛等等。
《佛教與中國文化》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