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跟着它在各方面予以说明：“唯物主义”的柳宗元为何好佛
柳与韩愈同是中唐名士，皆以文章知名一时，但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两人态度迥然有异：韩素以反佛闻名，柳却给人留下好佛的印象。韩、柳在对待佛教问题上没有直接发生过大的交锋，只在书信上略有论及。韩曾指责柳不排佛，柳作了一些辩白。从现有的资料看，韩、柳于佛教问题上的指责、辩白，主要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似不涉及哲学问题。
自从佛法东流，在中土广为传布后，反佛排佛的人物、事件时有出现、发生。此中除魏晋南北朝的形神之争带有较浓厚的哲学色彩外，其余大多出于政治、经济、伦理观等方面的原因。有唐一代，继傅奕之反佛后，当数韩愈非佛最力。而韩之排佛，除其主张以儒家的“道统”去对抗佛教的“法统”较有自己的特色，其余与以前的反佛者所陈理由大体相同。
政治上，他们都认为：“三皇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损化由于奉佛，益国在于废僧。”(《广弘明集》卷十四)沙门“皆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是执法者之所深疾，有国者之大患”(《弘明集》卷六)。“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广弘明集》卷六)
经济上，他们指出：“夫圣人应世，本以济益苍生，仰观俯察，利安群品，……今垂法不织不耕；经无绝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阙转练之方，业废机紝之妇，是知持盂震锡，糊口谁凭，左衽偏衣，当一岁之中，饥寒总至，未闻利益，已见困穷。”(《广弘明集》卷十三)“竭财以趣僧，破产以趋佛。”(《广弘明集》卷九)“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一O一卷)
此外，就是以华夷之辨、周礼不言、有损教化等理由反佛：
“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弘明集后序》)“若果有来生报应，周孔宁当缄默而无片言邪
”(《弘明集》卷三)“戎教举中壤，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广弘明集》卷六)总之，“佛法本出于西胡，不应奉之于中土；有佛政虐，无佛民淳；有佛祚短，无佛世安；诗书不载，周孔无言；有乖礼义，有损教化。”因此，韩愈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
上面所陈佛教之弊端、祸害，是否中肯、准确，于此可暂且存而不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不是从哲学的高度，从理论上驳斥、批判佛教。
柳宗元在这方面的态度如何呢
一如对于佛理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一样，他对佛教的社会作用亦不笼而统之，一概否定。他在《送僧浩初序》中指出：
“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第425页)
那么，柳宗元所乐、所好于佛者又是什么呢
一、浮图“有以佐教化”。
柳于柳州任刺史时，认为当地群众易杀偭仁，迷信落后：“信祥而易杀，傲化而佃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f、。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第465页)因此，柳宗元主持修建大云寺，“以严其道而传其言”。使“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第465—466页)。企图以“事神而语大”之浮图，“以佐教化”(第465页)。此中之用心，真可谓良苦。这同他修孔庙，从而达到“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第78页)的目的是一样的，亦即出于政治的目的，而非由于哲学的原因，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二、浮图“往往与《易》、《论语》合”。
韩愈尝病柳宗元“嗜浮图言”，斥柳宗元“与浮图游”，罪柳宗元“不斥浮图”。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作辩曰：
“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第425页)
柳宗元以韩愈好儒未过于扬子，而“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说明自己何不能取佛中之与《易》、《论语》合者。之后，进一步反击韩愈“是知石而不知韫玉”。
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柳宗元以孔老非如太史公所云，“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孑L氏”，进而推崇河南沙门元生者，“其为学恢博而贯统……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第419页)。在《送文畅上人序》中，又对沙门上首好与贤大夫游，颇表赞赏，推赞“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第422页)。在儒释关系上，柳宗元基本上是站在儒家立场上，以实现尧舜孔子的“圣人之道”为最终的奋斗目标，亦力图在佛教这块石中发掘美玉，进而援释入儒，以佛济儒，统合儒释。此种态度，实该褒奖而不应贬斥。
另外，柳宗元之“好与浮图游”，还因为在他看来，“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第425页)。他们“泊焉而无求”，与“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适成对照。当然，这并不排除沙门中“身在山林，心向魏阙”者大有人在。柳宗元虽亦反对“假浮图之形以为高者”，但他对僧人之品节、操行总的是持褒奖态度的。
三、沙门非“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
在社会伦理观方面，柳宗元以为佛教亦有可取之处。他认为沙门同样是主性善、倡仁孝的。在《送元嵩师序》中，柳宗元说：
“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她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嵩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第427页)
这里，柳宗元指责那些以为沙门则应去孝遗情的“荡诞慢弛者”，而赞扬像元嵩那样的把出家与儒之仁孝之道德统一起来的“幸僧”。在柳宗元看来，释、儒在伦理观上应有其契合处。这样去理解佛教，是否符合释氏之伦理观呢
应该说，至少不违背某些中国僧人的伦理思想。
东晋名僧慧远就说：沙门“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弘明集》卷五)。南北朝的刘少府在其《答何衡阳书》中也指出：“孔以致孝为首，则仁被四海，释以大慈为务，则化周五道。”(《广弘明集》卷十八)
佛法东渐后，与儒、道思想互相吸收、融合，被加进了许多仁义孝敬之类的东西，柳宗元视沙门亦“本于孝敬”(第430页)是不无根据的。
另外，柳宗元虽屡屡抨击禅宗之侈谈空无，但对“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颇表赞赏。这是他因佛之社会作用而好佛的又一表现。在柳宗元看来，释去杀劝善，有以佐教化，可以益国治，且与儒家之性善说共辙，可资利用，值得称道。
综上数端，可以看出，柳宗元好佛，如同与他同时代及先前的一些反佛者排佛一样，主要不是由于哲学上的原因，而是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目标；经世济民，始终“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第480页)。这是柳宗元好佛之初衷，至于结果，自然有柳宗元之始料所不及者在。这自应作别论，不可混为一谈。
柳宗元好佛，还有其时代之原因。
柳宗元对“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释人物，是很表称赞的。此中缘由，与时代之社会思潮有关。晋宋以降，僧徒多擅文辞，旁通世典，士大夫亦兼习佛理。般若理趣，同符老庄，而名僧风格，酷肖清流。汤用彤先生在分析东晋名士崇奉林公的原因时指出：“以其故，不在当时佛法兴隆，实则当代名僧，既理趣符老庄，风神亦类谈客。”(《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81页)其中的道理，于探讨柳宗元好佛的原因时实可资借鉴。
六朝以后，玄学渐衰，有唐一代，佛法隆盛。佛教再也不像汉魏两晋那样，必须依附于玄学、道教以求其生存和发展，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能与儒、道相抗衡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力量了。但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对儒、释、道多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三者在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的同时，又呈现一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其时，沙门名僧，多有深明世典者，士大夫中，亦不乏通达释教之人。柳宗元是一个长期寄居佛寺，又素好与浮图交游的仕途失意者，最终走上“儒释兼备”，“统合儒释”的道路，实是情理中事。
三
以上所说，主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好佛的柳宗元为什么可以不是“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的柳宗元为何好佛，此中丝毫不排除柳宗元的世界观确实有其受佛教影响的一面。
例如，出于辨析的需要，我们在前面指出了柳宗元好佛与韩愈反佛多是针对佛教的社会作用言，并非崇信或反对佛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但由于柳宗元长期寄居佛寺，加之被贬后境遇之凄凉艰难，柳宗元在人生观等方面确实受到佛教的相当程度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件事上。
佛教之极乐净土，乃是一种横出世间的方便法门，柳宗元对此却很是推崇，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里，他说：“其言无所欺也”，并希望从中得到“求无生之生”的“舟筏”。可见他好佛并非纯是“神道设教”。
在《下殇女于墓砖记》中，柳宗元记述了他的女儿和娘，既病求依佛，更名佛婢，病笃，求去发为尼，号曰初心。这表明柳宗元对佛教还是相当崇信的。
另外，他的友人李化清之妾马淑故去后，李为她建幢祈福。柳宗元写了《尊胜幢赞》，宣扬建幢可拔苦致福：“尘飞而灾去，影及而福至”，也透露出他颇受佛教因果报应之影响。
柳宗元受佛教影响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重要的不是指出，而是说明这些现象。
与柳宗元之推赞天台之中道学说，主要是赞扬、吸取其有无相即之思维方法，政治上好佛，是为了“以佐教化”不同，柳宗元不疑净土等现象，虽然有些是受僧人的要求，碍于情面而写的，不能完全代表柳宗元的真实思想，但毕竟出自其笔，硬说其无，宁信其有。这样，我们就碰到了一个如何理解柳宗元思想中互相矛盾的现象问题。
柳宗元的一生，本身就前后矛盾。至永贞革新时，柳宗元可谓早年得志，仕途亨通。这时柳宗元年少气盛，朝气蓬勃。他自谓：“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第545页)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南荒，境遇大变，加之身体多病，家境凄凉，屡遭斥逐，前途无望。这时的柳宗元已经“自视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上不能“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下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同上)，“智不能经大务断大事……学不能探奥义穷章句”(第567页)。颇是自暴自弃，悲观失望了。加之，长期寄居佛寺，青灯梵呗的耳濡目染，去欲离世思想的潜移默化，他逐渐萌发一种“志乎物外”，“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的思想情绪来，这就给佛教思想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当然，柳宗元被贬逐后，思想上虽有消极悲观的-一面，但是并没有完全颓废、绝望。从他所写的大量书启文表看，他此时仍处于“去鲁心犹在，从周力不能”的境地。有时虽亦说“望望思得效用”之志已息(第489页)，但更多的是在“晷刻观望”(第573页)，“时时举首”(第575页)·，致辞声哀，号望复振。他在给裴度的信中说：“宗元虽败辱斥逐，守在蛮裔，犹欲振发枯槁，决疏潢污，罄效蚩鄙，少佐毫发”(第569页)。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还以“贾生斥逐，复召宣室……董仲舒刘向下狱当诛，为汉儒宗”(第483页)自勉自慰。这一切都说明，柳宗元虽屡遭斥逐，但仕途之心未已。虽偶有悲观离世思想冒头，但积极用世之心，“辅时及物”之志始终未灭。这也许是他一旦身陷困境，情绪低落时，难免要说几句诸如“净土”“其言无所欺”之类的话，而其思想体系仍坚持气一元论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佛教的思想影响在其整个思想中所占的地位，这有如柳宗元虽“直指天地为无心”，“固知苍苍之无信，莫莫之无神”(第644页)，有时又会呼喊几句“天”、“命”一样。呼“天”谈“命”的古代哲学家多有“唯物主义”者，好佛的柳宗当然可以不是“唯心主义”者。
《柳宗元与佛教》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