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喜曰：“突然。”其领悟标出皆此类也。后出《成实论》，令叡讲之”，是不是也可证明《成实论》出在《法华》之后呢？

　　鎌田茂雄又引《历代三宝记》卷八“《成实论》二十卷或十六卷，弘始八年出，昙略笔受，见二秦录”，说明其早出，然他自己也不相信托名僧叡的《二秦录》，其实此说可能并非毫地根据，只是弘始八年当作义熙八年(412)，因为《成实论》译讫是在义熙八年九月十五日。托名僧叡的《二秦录》可能是南人之作，用的是晋之正朔，后人不明底细，当成了弘始八年。

　　《成实论》之晚出还有其他证据。僧叡为罗什门下第一人，撰诸经序，多兼述此前译出的其他经论，在现存的诸经论序中，无一语道及《成实论》，这足以证明其出也晚。据吉藏《三论玄义》、《中论序疏》、《中观论疏》等，僧叡作过《成实论序》，并为讲论之始。《三论玄义》卷上云：“昔罗什法师翻《成实论》竟，命僧叡讲之。什师殁后，叡公录其遗言，制论序：“《成实论》者，佛灭度后八百九十年，罽宾小乘学者之匠，鸠摩罗陀上足弟子诃梨跋摩之所造也。其论云：色、香、味、触实也，地、水、火、风假也。精巧有余，明实不足，推而究之，小乘内之实耳。比于大乘，虽复龙烛之于萤耀，未足喻其悬矣。””《成实论序》是在罗什卒后作的，并且表达了罗什本人的意图，这是否表明《成实论》为罗什最后译著之一，僧叡在其生前忙于讲解，未及为序呢？

　　僧叡《成实论序》很可能有此论翻译的时间，但是由于吉藏坚信罗什卒于弘始七年或八年，对于这一时间不肯采纳，未引全序，也使后人丧失了可以确定此论译时和罗什卒年的最可靠的资料。《中观论疏》一末还有“叡师《成实论序》，述罗什语云：“马鸣是三百五十年出，龙树是五百三十年出””之语，表明此序总结了罗什所译大小乘经论，在诸序中最为珍贵，可惜不见全豹。

　　《成实论记》其实是不必怀疑的。若谓其不足采信，那么就等于认定为伪作。那么伪作此记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伪作者又有什么好处呢？

　　《成实论记》可以辅证诔文的可靠性，但诔文所持的“四一三说”并非只此一证。

　　据《高僧传

　　昙邕传》，慧远弟子昙邕充当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信使，“为远入关致书罗什，凡为使命十有余年”，任继愈等以为“罗什死于公元413年，此首次投书约在403年，为东晋元兴二年”(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613页注(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其实没必要如此反推。慧远致罗什的第一封信有“去岁接姚左军书”之句，罗什以弘始三年(401)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时已岁末，就算左将军姚嵩马上致书慧远，慧远接到此信之时也应在弘始四年之初了，一个“去岁”就足以表明慧远最早是在弘始五年(403)首次致书罗什的。昙邕原为武将出身，故能“强悍果敢”，不辱使命。其于弘始五年首充信使，且为使命十余年，则罗什必当于弘始十五年(413)以后卒。

　　汤用彤据以史书，认为刘裕讨平桓玄(公元404年)之后遣大参军诣姚显通知，姚显使吉默报之，至是两国通好，交聘不绝，“约在此时前后(义熙元年顷[公元405年])慧远得姚左军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253页)如果慧远于义熙元年得姚嵩之书，那么他首次致书罗什必在义熙二年，如此则昙邕为使“十有余年”就到了义熙十二年，未免太迟。那么姚左军是否另有其人呢？后秦崇佛最剧者除姚兴、姚泓父子外，当首推大将军、常山公姚显与安成候姚嵩二人，姚兴钦慧远之德风，赠以龟兹国细缕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可见姚嵩与慧远是有交情的。故此“姚左军”当为姚嵩无异。据僧肇《百论序》，弘始六年(404)译《百论》时姚嵩为秦司隶校尉、安成候，未有左将军之衔，僧叡《法华经后序》则称秦司隶校尉、左将军、安成候姚嵩，则姚嵩当于弘始六年至八年间加左将军衔。据诸经序，罗什于弘始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译出《大品》，又加校正，至弘始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同年十月十七日罗什又与弗若多罗共译《十诵》，是《百论》之译出，当在此年四月至十月间。姚嵩或以是年末加左将军，并致书慧远，告以罗什入关之事亦未可知。若然则慧运首次致书在弘始七年，昙邕为使则至弘始十七年(415)。因为按照情理，姚嵩通报罗什入关之讯，不应太迟。

　　僧叡《喻疑》(一说作者为慧叡，误)有“及至苻并龟兹，三王来朝，持法之宗，亦并与经俱集。究摩罗法师至自龟兹，持律三藏集自罽宾，禅师徒众寻亦并集关中。洋洋十数年中，当是大法后兴之盛也”之语，所谓大法兴盛“洋洋十数年”，足以破除弘始十一年说。此“十数年”是以罗什为核心的，罗什以弘始三年末到长安，以弘始十五年终于大寺，正好满足十数年。罗什卒后，觉贤被摈，卑摩罗叉出游关左，佛陀耶舍辞还外国，大师星散，长安佛教已呈衰败之势，与兴盛无缘。因此若谓罗什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去世，则其弘法时间只有八年，此后诸大师亦多散去，长安佛教盛极而衰，何来佛法兴盛“洋洋十数年”之说？

　　僧肇有《答刘遗民书)，鎌田茂雄认为此书作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299页)，汤用彤则认为是弘始十二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33页)。这一时间的确定与道生离开长安的时间有关。《出三藏记集》道生本传谓其于义熙五年(409)还都，由于途中在庐山稍事停留，故谓其于弘始十年(408)离开长安，其年夏末到达庐山比较合适。刘遗民看到了由道生带来的《般若无知论》，对其中一些说法有疑问，故而于次年十二月致书僧肇，僧肇的回信应当在第三年的八月。将道生离开长安的时间定为弘始九年(407)，无非是为了证明罗什卒于弘始十一年说能够成立，其实这里面仍有不少问题。道生在罗什门下号为“四圣”之一，其从学罗什的时间不应太短，道生约于弘始六年(404)与慧叡、慧严、慧观等自庐山到达长安，若谓九年夏便离开，未免过短。道生有《维摩经注》，且僧传有“初关中僧肇始注维摩，世咸玩味，生乃更发深旨，显扬新异，及诸经义疏，世皆宝焉”之句，故而生注是在肇注流行之后，其离开长安不应过早。即便此书果作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若罗什五日之后便当辞世，僧肇还说什么“什师休胜”、“什师于大寺出新至诸经，法藏渊旷，日有异闻”，恐怕与事实及情理不合吧。假如罗什果如鎌田茂雄一再试图证明的那样是患急症而亡(无非是为了弥补与肇书的裂缝)，那么五日前还在“出新至诸经”(当是支法领携至)的罗什必定有未完成的译作，而僧传本传却谓罗什临终自述“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焚身之身，舌不焦烂”，可见并无未曾译完的经典，《十诵》业已完成，只是罗什还想加以删治而已，今既不果删烦，“存其本旨”，亦无差失。罗什对自己的译作是充满信心的，认为自己留下的都是经得住考验的佳作，于此并无遗憾。

　　僧肇《答刘遗民书》本身就说明了其写作时间。《出三藏记集》卷三将僧肇《长阿含序》与《答刘遗民书》并列以说明《四分律》的译事。所谓“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本末精悉，若睹初制”，按照肇序，指的是弘始十二至十四年佛陀耶舍于中寺出《四分律》，这就证明《答刘遗民书》必然作于弘始十二年以后。而此时罗什还颇“休胜”，正忙于译经，怎么会于上年就去世了呢？

　　僧肇《上奏主姚兴表》中有“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之句，《开元释教录》以此来证明罗什卒年不可能在弘始十一年，因为如此则最多八年，不满十年，不得谓“十余年”，《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亦以此来印证弘始十五年说，似乎都忽视了僧肇曾至姑臧从学罗什的传说。《高僧传

　　僧肇传》有“后罗什至姑臧，肇自远从之，什嗟赏无极。及什适长安，肇亦随返”之语，然而这一传说唯见于僧传，不见他籍印证。在现有僧肇著述中，看不出这一传说的证据。如果此说属实，则僧肇为罗什奏地第一位弟子，而僧叡在《大品经序》中提到参与译经的义业沙门慧恭、僧 、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叡、道恢、道标、道恒、道悰等，没有提到僧肇的名字，或谓前述皆是宿旧，僧肇年少，不预其列亦无足怪。然佛门并不只是强调年腊，入门先后也很重要，若是僧肇早在姑臧就从学于罗什，算是罗什关中弟子第一人，而且其时已到了“名震关辅”的冠年，僧叡也不好不加提及吧。

　　据史传，虽然姚苌父子早就“挹其高名，虚心要请”，然“诸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姚兴不得已，于弘始三年五月派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大破隆军，隆只好于九月上表归降，并乖乖地交出罗什。因此僧肇若是在此之前西至姑臧，吕隆未必会接纳他，不将他当作秦国奸细就不错了。吕光父子并不弘法，故虽然罗什“停凉积年”，却是“蕴其深解，无所宣化”，也就是说，罗什在凉十八年，根本没有从事弘化，并无弟子，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敌国的僧肇能否远至是个问题，即便能穿越关卡，恐怕也无计停留。因此所谓僧肇远至姑臧从学罗什数年是不合情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似乎也无人认可僧肇远至姑臧求学的传说。吉藏《百论序疏》谓僧肇“罗什至京师，因从请业”。吉藏以僧肇为“玄宗之始”，又搜罗极广，对僧肇最有研究，他的意见是应当重视的。元康《肇论疏)卷下谓“在什公门下十有余载，十九事什公，三十一亡，十余年也”，僧肇十九岁时即弘始四年(402)，也就是说，罗什至长安后才从学，与吉藏之说一致。吉藏《百论疏》又云“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亦云十有二年”，而自弘始三年末至弘始十五年四月正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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