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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远与〈法华传记〉的著作时代▪P2

  ..续本文上一页缘,“祥亲所见闻也”。假定后来他又活了六十年,则至690年左右,再假定僧详闻其讲说时也是二十岁,则僧详应生于咸亨元年(670)左右,不可能太迟。这一假说并非孤证,卷七“隋鄜州宝室寺沙门净藏”之末有“既读其文虞林通贞观三年(629)时二十岁,后,予面见净藏,闻其始末而已”,表明作者曾面见生于隋末的净藏,即使净藏高寿,活到则天时代,僧详能见到他,生年也须在670年左右,再据卷七“隋扬州严敬子十二”,严敬生一盲儿,因末季战乱,不得已将之藏于室下后逃离,三年后复还,家室倾颓,而其子尚存,且目已复明,惊问其故,方知儿为人所授,于室下念法华,这一因缘“予亲所闻也”,严敬为隋时人,其子也生于隋唐之季,不管僧详是闻之于严敬还是其子,其生年都不可能太迟。

  依此,江南志远卒于会昌年间之说难以置信,因为那样僧详的寿命就须有一百七八十岁,即便僧人多寿,恐怕也无力再事著述,而且从玄朗到志远一百多年的记述的空白未免太长了。

  因此,将《法华传记》中的志远与《宋高僧传》及《广清凉传》中的志远视为一人,就会在解释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更有可能的是,出现了前后两个法名相同的人物,至于说二人的相似之处如此之多,有两种解释,一是出现了“惊人的相似”的历史,二是《宋高僧传》和《广清凉传》的作者误认为二者是一人,将过去的江南志远的某些事迹安到了后来的汝南志远的身上,后一种可能性也许更大。

  江南志远年代不详,其出生及活动的主要地点都在江南,未闻其到过五台,更别说在五台演教四十年了,僧详记述了不少五台高僧,如果志远果真在五台住锡很久,他不会不加说明的。江南志远寿命不长,十八岁出家,勤行精进二十余年,享寿最多不过四五十岁,不如汝南志远享寿之永。江南志远唯业法华经,演天台圆顿,未闻曾为禅宗门徒,不如汝南志远经历之广,变化之大。江南志远临终有二十五圣众来迎,往生净土之谓,汝南志远则有得卧觉皆安两种果报,临终有传持天台法教之嘱。

  《宋高僧传》述汝南志远史事甚悉,或是得自碑传,不可轻易否定,其记载又多为《广清凉传》所采纳,《广清凉传》亦非只是取自僧传,而主要是根据台岳寺记编写的,这也表明《宋高僧传》之说基本上是可靠的。

  据《宋高僧传》,志远二十八岁亦即贞元十一年(795)时始学荷泽宗风,他所跟随的可能是神会的直传弟子,其时距神会去世不过三十余年,汝南地近南阳、洛阳,神会的弟子肯定为数不少。六年之后他辞师寻礼,复经八年,于南北两宗无不博识,然而不知何故,他又对天台宗产生了兴趣,与同辈远赴五台。

  志远至五台时为四十余岁,大概在元和三年(808)左右。他在华严寺挂锡,学习天台教法,他可能受到法照一系的影响,因为台山圆教自法照始得弘扬,法照本人也长期住锡华严寺。

  志远虽然受到法照一系的影响,但他并未成为净土宗人,而是以修习四种三昧,传持天台教法为主,这表明当时在五台传持圆顿教者不光是法照一系。对于汝南志远的情况,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有多处记载,足以补僧传及《广清凉传》之失。

  《行记》卷二载圆仁开成四年(839)七月始于文登赤山院“闻有天台宗和尚法号志远,文鉴座主兼天台玄素座主之弟子,今在五台山修法华三昧,传天台教迹北台,在宋谷兰若先修法华三昧得道”,这是志远“天下独步”、名传四方之一证。其后圆仁寻礼五台,亲见志远,故其记载是十分可靠的。

  圆仁言“大华严寺十二院僧,皆以远座主为其首座”,寺中多为其门下,这表明志远当时在五台佛教中的崇高地位,同时也说明天台教派成了五台最大的寺院大华严寺的主要派系。

  志远既为天台玄素之弟子,又自言曾于贞元二十年(804)见最澄三藏主天台求法,表明他曾经至天台山受学,并非如僧传所言只是从五台习得天台教法。玄素之名不见于传记,但他既然是志远贞元年间从学之人,当与最澄所从学的道邃、行满为同辈,为荆溪湛然之弟子。文鉴为大华严寺般若院主,圆仁言其久住五台山,亦是天台宗,则他来五台的时间可能在志远之前,年德辈份亦高于志远,志远以师礼待之,故有其为志远之师之说。

  在志远弘传天台教法的时期,同样属于天台宗的法照一派也在五台传教,但法照一派改以传持念佛三昧为主,

  因此作为法照后辈的汝南志远与江南志远在时间上相差很远。江南志远亦未必是《法华传记》的最晚的传主,因为其前第九相州道昂事迹见于《净土往生传》、《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等书中,为贞观七年(633)卒人,江南志远传后亦未有“新录”二字,无法确定其必定晚于玄朗等人,因为自窥基(第四)以下至第八,皆称“新录”,唯第九道昂、第十志远未有明述,足证其书未必完全按时间顺序排列,志远的时代也许较玄朗等人更早。

  总之,汝南志远与江南志远事迹有似,时代迥异,似是而非,未可为一。因此也不能根据汝南志远的事迹来确定《法华传记》的著作时代。

  《法华传记》明确提到的最晚时间是卷八书写救苦第十之二之“唐梓州姚待七”所载的“开元四年(716)”,而其中的玄朗传又表明其作于天宝年间,在此之后的史事时间一无所道,这充分表明此书可能最终完成于天宝末期,安史之乱以前。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据前所述,此时作者僧详已至古稀高龄,即便在世亦难以从事著述了。

  注释:

  (1)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9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2)见神迥《天台法华疏序》,大正藏49册100页。

  (3)见《法华传记》附录,大正藏51册97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志远与〈法华传记〉的著作时代》全文阅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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