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达观颖之说，收录符载碑和丘玄素碑，宣扬两个道悟说，其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
印顺法师指出，临济门下的大慧宗杲(1085-1163)曾在《示中证居士》及《示永宁郡夫人书》中举惟俨初参石头不悟，后参马祖而悟的因缘，认为这与唐伸碑的意趣相合，暗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图谋，意在抬高马祖而贬低石头，是一场宗派之争。其实这一运动早在北宋时期就开始了，达观昙颖(989-1060)集《五家宗派》，惠洪(1071-1128)作《林间录》，制造两个道悟说，张商英、吕夏卿加以响应，此后宗杲举药山实悟自马祖因缘，祖 收录二碑，普济编《五灯会元》，将宗杲所举因缘编入惟俨语话，等等，这些事实上是一场主要由临济宗搞起来的大规模的运动，其目的在于抬高己宗，排斥青原系。
这场宗派之争其实并非由临济宗人挑起，事实上它是一场反击，对"晚唐、五代间刮起的一股贬道一、抬石头的风潮"(4)的反击，这一风潮一直延续到后世，在云门宗静、筠的《祖堂集》和法眼宗道原的《景德传灯录》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临济宗人当然不甘心受到贬损，这场反击是必然的，其收效却不那么明显，或许是由于青原一系先入为主之故。
具体反映在惟俨的师承上，两派的说法便截然不同。《祖堂集》、《景德传灯录》明确地将惟俨作为石头的传人。《佛祖历代统载》则以之为马祖的弟子，与石头无涉，《五灯会元》依照传统，仍将惟俨列入石头法系，但又悄悄地加入他参马祖而得悟的因缘。两派的说法都有道理，但又都渗杂着由于宗派偏见而产生的对史实的有意无意的歪曲。
那么既然唐伸的《澧州药山惟俨大师碑铭》一方面有伪作的可能，一方面又有为真作的可能，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据实论之，还是真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有关药山的现存史料，以《祖堂集》为最早(如果《碑铭》为假)，但包含的宗派偏见最多，很多内容并不可信；以《宋高僧传·惟俨传》为最客观，但它又受到《祖堂集》的影响，未必可靠。《景德传灯录》的宗派偏见较《祖堂集》为少，还算比较客观。宗杲语录、《五灯会元》提供了马祖一系所传的史料，也可参照。今以诸书所载考查唐伸《碑铭》得失，明其真伪。
先述惟俨生卒及出家受具之年，依《碑铭》，惟俨生于天宝四年(745)，卒于大和二年(828)十二月六日，寿八十四，年十七从西山惠照出家，大历四年(769)从南岳希琛受具，腊六十。依《祖堂集》，惟俨生于天宝十年(751)，卒于大和八年(734)十一月六日，寿八十四，腊六十五，年十七从惠照出家，大历八年(773)受具于南岳希操律师。依《宋高僧传》，惟俨生于乾元二年(759)，卒于大和二年(828)，春秋七十，年十七从惠照出家，大历八年(773)受具于希澡律师。依《景德传灯录》，惟俨生于天宝十年(751)，卒于大和八年(751)二月，寿八十四，腊六十，年十七从惠照出家，大历八年(773)受具于希操律师。依《五灯会元》，惟俨大和八年(751)十一月六日卒，年十七从惠照出家，纳戒于希操律师。
前文已述，《祖堂集》的说法自相矛盾，未足凭信。《宋高僧传》则包含着几种不同的传说，一是《祖堂集》的大历八年受具说，一是《碑铭》的大和二年顺世说，一是不知何出的春秋七十说，而这几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大历八年(773)惟俨才十五岁，如何受具？且其焉能先受具，后出家！《五灯会元》之说全依《祖堂集》，只是不言纳戒之年，免处了自相矛盾。
最值得注意的是《景德传灯录》，其言惟俨生卒受具之年一依《祖堂集》，而言年寿及夏腊则依《碑铭》，明显由二说和合而成，而这两种说法同样是不可调和的，若依前说，则其夏腊应为六十二，若依后说，则其受具应在大历十年(775)。其云惟俨大和八年(834)二月顺世，亦是新说，二月或为十二月之误漏，也是大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说与大和二年十二月六日说的一种调和。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道原在编撰《景德传灯录》时就已经看到了唐伸《碑铭》，但出于对《祖堂集》的迷信和宗派的偏见，又不肯全取其说，干脆来了一个调和，只是没认真推敲，想不到由此导致了自相矛盾。
这一推论还可以从其他内容上找到证据，据《传灯录》，惟俨卒后"入室弟子冲虚建塔于院东隅"，而其又载惟俨法嗣十人，其中根本没有冲虚的影子，可见这是出自另一材料来源。恰恰在唐伸《碑铭》里面发现了这一记载，其云"入室弟子冲虚等迁座建塔于禅居之东，遵本教也"。
既然成书于景德元年(1004)的《传灯录》就已经参照了唐伸《碑铭》，那么较此早十几年成书的《宋高僧传》很可能也参考了此碑，其所谓惟俨大和二年示化说当出自碑传，但是由于赞宁并非宗门中人，对禅宗史实知之不深，故其述惟俨之传主要取自此前成书的《祖堂集》，不敢肯定此碑是否可靠，但又不愿完全予以埋没，故取其一端，结果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祖堂集》成书于南唐保大十年(952)，其作者是否见到了唐伸《碑铭》难下定论，但其云惟俨僧腊六十五，以此相推，则其应受具于大历五年(770)，与《碑铭》大历四年说相近。
从《碑铭》的文字和内容来看，作伪的可能性也不大。此碑所述的惟俨是一个转经坐禅、布衣蔬食的传统禅师，与后世的禅风特别是临济宗风迥异。
根据《碑铭》，惟俨卒后八年即大和九年(835)，其门人持先师之行，西来京师，告于崇敬大德，崇敬大德便托其弟唐伸为撰碑铭，并称惟俨如同儒门之洙泗，对其评价甚高，这个门人也许就是碑中提到的建塔的冲虚，因为在后来的禅宗史传中，根本未见惟俨还有一个名为冲虚的嗣法弟子。唐伸本人对药山并不了解，他只是根据冲虚所述及崇敬大德的介绍而作此碑。因此碑中的药山是冲虚版的药山，虽然创作最早，但并不能是唯一正确且全面的记载，其对药山的其他大弟子未置一词，至少是有所疏漏。
据《碑铭》，"自是寂以大乘法闻四方学徒，至于指心传要，众所不能达者，师必默识悬解，不违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知其神器已成，便令其行化授徒。如是惟俨为马祖的嫡传，和石头毫无关系，和后世的《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的记载差之万里，这又如何解释呢？
据实论之，惟俨很可能与江陵道悟、丹霞天然一样，既参过石头，又从学马祖，是故后世双方各执一端。尽管惟俨在马祖门下近二十年，也不能排除此前或此后参学石头的可能。否则何必来一个"南岳有迁"，将当时并不太出名的希迁与马祖并列呢？如果此碑不虚，则有可能是马祖门下最早承认石头一派的证据，韦处厚《兴福寺内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白居易《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并序》等皆未提及希迁，表明大义、惟宽等人并未将石头一系放在眼里，惟俨后人却以为南岳希迁亦悟心契，大概是无法抹煞惟俨曾从石头参学的经历。
《祖堂集》则与此相反，只说惟俨受具之后"即谒石头，密领玄旨"，似乎与马祖毫无关系，《宋高僧传》、《传灯录》皆踵其说，似成定论。但是《祖堂集》的说法明显是出于宗派偏见，不足为凭，因为就算是《祖堂集》所塑造的惟俨，也时时显露出与马祖一派关系密切的痕迹来。
据《祖堂集》，云岩初参药山，"药山问：”海师兄寻常说什么法？”对曰：”三句外省去。亦曰六句外会取。”师曰：”三千里外，且喜得勿交涉。”又问：”更有什么言句？”对曰：”有时说法了，大众下堂次，师召大众，大众回首，师曰：是什么？”师曰：”何不早道！海兄犹在，因汝识得百丈矣。”"
这段对话很有意思，惟俨尊百丈怀海为师兄，又称"海兄"，表明二人关系密切，非同寻常。所谓"三句"，并非通常所说的佛说初、中、后句，而是有实指的，即马祖所示"即心即佛"句、"非心非佛"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句，"三句外省去"即透过三句外，是百丈常用的示人机关。所谓"六句"，西堂智藏的法嗣虔州处微禅师有过解释，有僧问："三乘十二分教体理得妙，与祖意是同是别？"师曰："须向六句外会鉴，不得随声色转。"曰："如何是六句？"师曰："语底默底，不语不默，总是总不是，汝合作么生？"(5)可见百丈所述乃马祖门下共示的法门，说不有什么独特处，是故惟俨不肯，道其差之千里，并无交涉。
然而，惟俨对于百丈下堂句情有独钟，以为此机要得马祖之精髓，实开启迷途之要方。其实这一法门的始作俑者亦非百丈怀海，而是马祖本人。
据《祖堂集》，汾州无业为座主时，能讲四十二本经论，来问马祖："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审宗门中意旨如何？"师乃顾示云："左右人多，且去。"汾州出门，才跨门阆，师召："座主！"汾州回头应诺。师云："是什么？"汾州当时便省，遂礼拜。
据说在惟俨赞叹百丈下堂句后，云岩也于言下有省，顿悟玄旨。云岩在百丈门下二十年，常闻提举而未尝有得，却在惟俨一语激问之下而大悟宗旨，是何道理？汾州来参，马祖何不当时便道，非要待其回头之时才突然发问？
禅门机关之设，看似容易，实则大难，其中关键，是造成勘问的突然性，在其毫无准备之时猛一下来一个当头棒喝，使其在根本没有时间寻思动念之时忽受刺激，这样就有可能使其灵机顿开。汾州讲得四十二本经论，满脑子都是葛藤，直示宗门意旨对他来说是对牛谈琴，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马祖故意先让他放松，在其丧失警惕之时突发一问，此时满脑子经论都不及用，故顿开本心，大悟玄旨。云岩在百丈门下二十年，对于其下堂句早已司空见惯，充耳不闻，突闻惟俨大赞此句，甚是吃惊，惊疑之际，灵智顿现，因药山始识百丈。
惟俨对这一机关念念不忘。于 问马祖弟子紫玉："佛法至理如何…
《药山惟俨的宗系和禅风》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