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一种信仰形式。
第三，印度佛教承认观音具有巨大的神通之力，但这种神通是任何学佛的人甚至外道都可达到的。与此同时，印度佛教还明确指出，观音是一位佛弟子，所以，大多数观音类经典都有观音随某佛学法问道的记述。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来佛的神通之力远远超过了观音菩萨。由于这位弟子的宿世之因及过人的智慧，所以深受老师的赏识，被委以传法教化众生的重任。因此，在印度佛教中，观音是弟子，也是教化其它众生的传教者。印度佛典中记述的观世音菩萨法门，大都是观音自己讲述的，加之派别和地域方面的原因，在印度，观音灵感信仰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可是在中国佛教中，观音灵感信仰不但被推崇备至，而且无论南方，北方，无论哪个派别都毫无二致地深信不疑，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远非印度佛教所能比拟。
第四，在印度佛教典籍中，观音灵感信仰并未得到大张旗鼓的宣扬，表现在：一是记述观音灵感的典籍不多；二是说到的地方也比较笼统；三是很少有灵感事迹的记述。印度佛教更多地重视了观音的般若智慧及救世济生的慈悲精神，它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打破了旧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大乘佛教的理论体系。可是，在中国，观音灵感却受到极为广泛的宣传，无以称计的观音灵验故事，自从观音经典传入中国后不久便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灵感信仰便成为中国佛教观音信仰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所有观音信仰内容和观音崇拜仪式的落脚点，尤其是在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当中就更是如此。因为，这些普通百姓最关心的就是人生中所遇到的各类天灾人祸及其它危及其正常生存的一切苦难，他们不像知识僧侣和文人学士那样，往往更热衷于追求某种理论的圆满或精神的超脱。由于这些普通百姓构成了佛教信仰最雄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观音菩萨的俗世感应不但是观音信仰的核心，而且成为观音信仰在中国特别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
五
关于观音菩萨的道场，印度佛教已作过明确的说明。《华严经》中说：“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落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又说：“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花果树林皆遍满，泉林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就是说，观音菩萨的居住地在补怛落迦山，此山位于印度南方，而且紧临海滨，甚至已伸进海中。在此山的“西面岩谷之中，泉流萦映，树林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令其摄受一切众生。”[21]
《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也明确指出，观音的宫殿在“补陀落迦山”，而且是一处“宝庄严道场”。观音菩萨在此地放出的“神通光明”可以照耀十方刹土，使其皆作金色，以致彻底遮蔽了日月之光。经中还说，佛曾来这里与无量菩萨、声闻弟子和护持佛法的天龙八部集会。会上，佛应大家的提问，介绍并赞叹观音“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接着，观音菩萨便向大家讲述自己过去世时如何修习以及大悲心陀罗尼的无边功德妙用[22]。
补呾落迦山到底在印度的什么地方？对此，中国唐代僧人玄奘在游历南印度之后，根据当地人的介绍，对此山作过详细的记述。根据他的记述，我们知道，补呾落迦山位于南印度秣罗矩吒国的南方海滨，秣剌耶山之东。《大唐西域记》卷十中说：“国南滨海，有秣剌耶山。”“秣剌耶山东有布呾洛迦山。山径危险，岩谷敧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流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要抵达此山，似乎还要经过一段水路，而且要到达观音的宫殿极其困难。玄奘记述道：“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历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23]
南印度海滨的补怛落迦山在什么时候成为观音菩萨驻锡的道场，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在唐代及其以前，中国人不得不承认，《华严经》所记述的观音道场在南印度的海滨。可是，随着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不断普及，观音道场远在印度越来越不适应中国观音信徒的宗教心理。既然经典中说，观音可以随时、随地、随意以任何身份显化在任何众生之前，那么，他的道场就不会拘泥于一地，或一成不变。观音有“方便之力”，有“千处祈求千处应”的神通和慈悲，而中国的信徒又在虔诚地祈求，渴望菩萨在他们这里也设立一处“宫殿”，说明观音道场转移到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弥补观音道场不在中国的缺憾，中国佛教在隋唐以前以雕造观音像作为礼拜的对象，隋唐至元明以前，则在全国许多地方树立了观音显化的纪念地，各种形式的观音庙、观音殿、观音寺、观音庵、观音洞、观音山、观音阁、观音堂、观音台甚至非宗教活动场所的观音村、观音桥、观音谷等观音地点名称大量出现。然而，中国人并不满足，因为在中国还没有一处统一的、地位和作用均超出一般观音庙的、类似南印度观音宫殿的观音主道场。12世纪以后，因为印度佛法的消亡和随后而来的南印度观音道场的消失，特别是中印佛教交流的中断，中国人最终以浙江梅岑山取代了南印度的布怛落迦山，这一大胆的改造持续了几个世纪才得以完成，它使观音的道场从南印度海边转移到中国东海的舟山群岛上，从而对中国佛教产生巨大影响。关于浙江普陀山作为观音道场的起源，宗教界和学术界已有许多探讨和描述，本文不再赘述。
近年来，在中国海南省的南海之滨兴建了另一处观音道场。当代中国佛教界的理论权威吴立民先生从三个方面对此作过论证：一是印度佛教经典以及中国佛教的传统信仰所提供的支持，他说：“《华严经•入法界品》曰：“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落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彼菩萨有“长居南海愿”，故世称南海观音。……盖菩萨居于南海而应化于十方也。中国南海实在海南之滨，三亚南山即菩萨长居之补怛落迦，大光明山也。”吴先生论证的第二部分是对海南三亚地区观音灵迹的说明，以呼应第一部分的论证。他举例说：“琼州历来即有观世音出巡南海之说，南山侧望之东瑁西瑁二岛，相传即观音挑土之遗迹。唐天宝年间，律宗祖师鉴真和尚五次东渡日本受阻，登陆南山，得观音护持，第六次东渡成功。其后，日本遣唐僧，东密祖师弘法大师西来求法，亦为台风阻至南山，得观音加持，经泉州至长安求法成就。莲花为观音三昧耶形，……《崖州志》载：“光绪六年(公元1881年)，三亚鸭仔塘村(南山东南麓)忽自产莲花，叶甚茂，三年乃谢。光绪二十三年，复产，愈甚，至今愈茂。”由此可见南山与佛门之殊胜因缘也。”吴先生论证的第三个方面是通过对南山形胜的说明而展开的。他说：“南山居琼州之南，山高五百米，形似巨熬，古称熬山，实为观音菩萨慈航普渡座骑之相也。山势迤逦叠翠，丘陵环抱，祥云缭绕，气象万千。面朝南海，碧波千叠，晴光万重，浪激石音，水映天色。实有海天佛国，菩萨摄受一切众生之势。” [24]吴先生认为，南山寺以及南山观音文化苑的兴建，预示着“观音南巡，法云南被”。吴先生的论证以及南山观音道场的兴建，是对印度佛教关于观音道场的权威记述的又一种阐释，是观音道场信仰中国化的最新表现形式。
以上从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出发，对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进行系统的分析。由于观音信仰是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而菩萨信仰又是全部大乘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集中体现，所以，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也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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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利安：《从民间观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道教文化的对话》，《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②] 参见李利安：《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儒教文化的交往》，《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10月，第529-540页。
[③] 参见李利安：《中国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宗教哲学》1998年第１期。
[④] 参见李利安：《观音文化简论》，《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
[⑤] 参见李利安：《中印佛教观音身世信仰的主要内容和区别》，《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
[⑥] 参见温金玉：《观音菩萨》第四节《菩萨慈悲念女身》，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10月。
[⑦]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6，清乾隆甲午年刊本，第５页。
[⑧] [宋]张守：《毗陵集》卷11，光绪二十一年盛氏刊本，第10－11页。
[⑨] [宋]祖绣：《隆兴编年通论》卷13。
[⑩] 《癸巳类稿》卷十五，求日益斋刻本，第15页。《茶香室续钞》卷17也有记载。
[11]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正藏》第9册，第57页上—下。
[12] 《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大正藏》第10册，第367页上。
[13] 《大佛顶首楞严经》卷6，《大正藏》第19册，第128页中—129页中。
[14] 《大佛顶首楞严经》卷6，《大正藏》第19册，第129页下。
[15] 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白衣观音、莲卧观音、泷见观音、施药观音、鱼篮观音、德王观音、水月观音、一叶观音、青颈观音、威德观音、延命观音、众宝观音、岩户观音、能静观音、阿耨观音、阿摩提观音、叶衣观音、琉璃观音、多罗尊观音、蛤蜊观音、六时观音、普悲观音、马郎妇观音、合掌观音、一如观音、不二观音、持莲观音、洒水观音。
[16] 参见白化文《汉化佛教与寺院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90-93页。
[17] 《六祖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第48册，第341页中。
[18] 南怀谨等：《观音菩萨与观世音菩萨法门》,上海佛学书局,1992年版,第6—32页。
[19] 印光：《南五台山观音菩萨示迹记赞》，《普陀山志》卷首。
[20] 《妙法莲华经》卷7，《大正藏》第9册，第56页下。
[21]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十八，《大正藏》第10册，第366页下。
[22]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0册，第106页上—中。
[23] 《大唐西域记》卷10，《大正藏》第51册，第932页上。
[24] 参见吴立民：《南山寺缘起碑》，《佛教文化》1998年第5期。
《论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