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佛寺文化资源的定位与开发[1]——以华林寺为例

　　李利安[2]

　　—，对佛寺文化内涵进行准确定位的意义

　　佛教寺院不但是住持佛法、清静修行的道场，也是弘扬文化、净化社会的基地。这两种功能的发挥既有赖於住持佛法者的慈悲和精进，也有赖於寺院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充分实现与不断发展。寺院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有一个激发、展开、运行、完善、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内在规律，涉及文化、政治、经济，乃至民族、民俗、民众心理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这种内在机制及其所涉及的社会因素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呈现出不同的特徵。历史上，中国佛教的许多重大事件或重要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其实都是寺院与社会互动的表现，如僧人拜俗问题、寺院经济问题、佛道之争问题、夷夏之辩问题、减佛问题、佛教艺术民间化问题、佛教义理与仪轨中国化问题、民间佛教兴起和发展问题，等等。这些重大的事件或重要的现象都同寺院与社会的互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当代，佛教的自身的发展及其教化世道人心的客观作用依然通过寺院与社会的互动而得以充分的体现。而在促成当代佛教寺院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诸多因素中，佛教寺院文化资源的开发就是其中比较显著的一种。

　　通过寺院文化资源开发而激发的寺院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其基本前提既在於寺院文化个性的维护以及文化品位的提升，也在於社会对寺院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认同，而这两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都以佛寺文化内涵的准确定位为基本前提。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佛寺文化资源开发的前提在於对佛寺文化内涵的定位，目前各地盛行的佛教文化资源开发均应该以此作为其总体思路与全部举措的前提。可实际上，目前各地出现的佛教寺院旅游资源的开发依然存在著许多问题，如佛教旅游资源开发同国家宗教政策之间冲突的问题，佛教旅游资源开发同乱建寺院以及封建迷信活动之间界限不明的问题，佛教文化资源开发商与佛教寺院之间关系不和谐的问题，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的过热问题(往往表现为对文化内涵的过高估计和急功近利的行为)与过冷问题(往往表现为对文化内涵的遇低估计或忽视)，开发不当以及开发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问题，特别是佛教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特色把握不准确、不到位以及内涵不清、特色不明、品位不高、社会无法认同的问题，成为制约当今许多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的主要因素。所有这些都与佛寺文化内涵定位不准以及缺乏社会认同有直接的关系。

　　广州方面对华林寺的历史文化内涵已有很多阐释，出於对“西来初地”这一神圣地域的内心认同与敬仰，出於对广州开发华林寺文化资源理念和举措的赞赏与支持，我在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的基础上，对华林寺的历史文化内涵再作简要的分析，并进言二三，权当抛砖引玉。

　　二、华林寺历史文化内涵的四个层次

　　华林寺的历史文化内涵当然是以佛教为核心的。以佛教为核心的华林寺历史文化内涵应该是分层次的。笔者认为，其第一层次是禅宗文化，第二层次是整个佛教文化，第三层次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第四层次则是中外文化交往，即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特色的丝路文化。

　　1．文化内涵的第一层次

　　华林寺历史文化内涵的第一层次是以达摩禅为核心的禅宗文化，这是华林寺历史文化的最大特色，是华林寺历史的根，是华林寺文化的本。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所有关於华林寺历史文化内涵的阐释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还应该进一步对其作清晰明了的梳理。大家知道，禅是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国的禅宗文化也是分阶段的分派系分传承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徵，各个派系有相异的趣味，各个传承有不同的风格。华林寺的文化特色在禅，这种禅是源於印度但变於中国的中国禅宗，而且是中国的祖师禅，是达摩禅，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把握。在这一基本认识的前提下，对华林寺的禅宗文化内涵展开论证和阐释，应该围绕以下四个基本环节。环节之一是达摩在广州登陆以及在华林寺这个地方驻留的历史；环节之二是连摩禅法的展开及其特色的认识和理解；环节之三是对达摩禅法在中国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的把握；环节之四是对达摩禅在当今佛教文化中的现实意义的阐述和说明。以上四个环节是层层递进的，没有一，就没有二，没有二就没有三，也就没有四。

　　阅於环节之一，目前学术界极少关注，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研究。广东方面有一些介绍，种类不少，但都大同小异，除了崔颂明先生的文章《“西来初地”——中国佛教禅宗发祥地》之外，其他的文章都缺乏系统性和严密性，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还远远不够。广东之外，有学者曾探讨过达摩登陆南海的时间及达摩在南方的驻留问题，比较冷静客观的论述最近有杨笑天先生的文章《关於达摩与慧可的生平》[3]，值得认真一读。当然，由於各种原因造成的历史遗忘与世人忽视[4]，导致有关达摩与华林寺关系的资料极其缺乏，正史和佛教方面的记载极少，关於此事的资料形态主要表现为口碑资料，而民间传说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现象，其分散性、模糊：陆、矛盾性、变异性等诸多特徵也为资料的收集和认定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工作还应当继续做下去。笔者还要强调的是，民间传说虽然往往缺乏正史的支撑，但传说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能产生巨大影响的特殊形态的文化，它表现了老百姓的某种信仰和某种文化认同，绝不可忽视，更不能排斥。否定了民间传说，中国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中的许多重大文化现象、重要信仰要素或者信仰形态将无法存在。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白马寺的传说、四大名山的传说等。关於环节之二，即达摩禅法的展开与特色的认识和理解，学术界已经做了很多工作[5]，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笔者在这裹就不必赘述了。关於环节之三，即关於达摩禅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前注中所列举的各种研究成果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的论述[6]，也可资参考。关於环节之四，即达摩禅在当今佛教文化中的意义，学术界很少讨论，教内时见一些零星的论述[7]，还未成完整体系，影响更是十分有限。

　　宏观上来看，以上四个环节中目前最需要做的是第一个环节和第四个环节，即达摩在广州登陆以及在华林寺这个地方驻留的历史以及对达摩禅在当今佛教文化中的现实意义的阐述和说明。第一个环节是根本，最重要，但因为缺乏资料，所以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过，由於“西来初地”、“西来古岸”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至少在广东方面)，所以，与第四个环节相比，它还属於“易行道”。这方面目前值得做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资料尤其是口碑资料的整理和系统化工作；二是口碑资料与学术研究成果的协调工作，如达摩上岸的时间、西来庵的创建年代等，笔者以为都应该改变已有的说法；三是再进一步宣传。这三方面的工作做好了，作为根本的第一环节就可望获得圆满。第四个环节即对达摩禅在当今佛教文化中的现实意义的阐述和说明，笔者认为这一环节是基础，而且具有创新意义，如果能大张旗鼓地做，特别是契理契机，即对内符合佛法根本旨趣，引导信众“理人”“行人”之宗教生活，对外适应当今时代精神，对治世道人心之弊端，那麽达摩禅必将再焕青春，华林寺也必将从中获得巨大的社会效益。这方面的工作看似简单，其实任务非常艰巨，需要坚持不懈地做，与第一个环节相比，属於“难行道”。

　　2．文化内涵的第二层次

　　华林寺历史文化内涵的第二个层次是突破禅宗文化范畴的整个中国佛教文化。这一层次的文化承载著整个中国佛教文化的诸多因子，也显示出华林寺的文化魅力。因为，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岁月，华林寺也随著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在保持禅宗文化特色的同时，不断实现自我的更新与发展，从而形成了许多新的佛教文化积淀。据笔者所掌握的粗浅简陋的资料来看，在禅宗以外的佛教文化方面，华林寺最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阿育王塔与佛舍利崇拜传统；二是罗汉堂与佛教神团信仰体系；三是藏经楼与佛教经典文化。

　　关於华林寺阿育王塔以及佛舍利问题，笔者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非常有限，有许多情况还弄不明白。如阿育王塔何时、何人所建，後来的去向(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塔不知去向)，有无舍利，阿育王塔与後来发现於白石塔的佛舍利的关系，现有佛舍利的历史渊源，等等。据网络上提供的一些非常简单的资料介绍，华林寺罗汉堂中央原来置有一座阿育王塔。该塔用青铜铸造，高4米，重750公斤。中部四面各有一天王托塔像，每层均有不同图案的花纹，非常精美。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可惜现有的各类华林寺介绍文章都没有对其来龙去脉作详细的说明。按照佛教的传统，所谓阿育王塔，就是指阿育王时代(公元前3世纪)由古代印度阿育王指派人员建立的供奉佛祖释迦牟尼舍利的古代佛塔。据《阿育王经》、《阿育王传》、《善见律毗婆沙》等资料记载，阿育王归依佛门以後，出於推广佛法等目的，[8]在当时一位名叫耶舍的高僧的帮助下，从原来供奉释迦牟尼舍利的八座或七座佛塔中取出佛的舍利，分送世界各地，共建立了八万四千座塔，供养佛的舍利。为此，阿育王共造八万四千宝箧，一箧盛一舍利，又造八万四千宝瓮，八万四千宝盖，八万四千批彩绸，分别珍藏於所建八万四千座宝塔。[9]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经典中所记述的一千二百或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其数的真实性未必可信，但是一般都承认阿育王建立甚多寺塔应是事实。[10]那麽，阿育王分供佛舍利的塔在中国是否也有呢

　　按照…

《当代佛寺文化资源的定位与开发——以华林寺为例》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