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以来，学佛逃禅”[15]，但他却自诩曾于庐山悟道，并为“成佛之人”。在他看来，“所谓佛者，即是圣人”，“所谓成佛，即是成圣，即是做人”[16]。正是从这种“人间佛教”的思想出发，他努力对佛教“无我”等思想作了适合于时代需要的新阐发，为“改进将来世界”而大力提倡“新佛教论”。他曾说：“今日世界为科学之世界，如欲将东洋固有之佛法，介绍于世界学者，普及于世界众生，则非有论理的科学的法门，不能随缘应机，说法度世。今有此无我论及无我法门，诚可为未来世界发心成佛者，敷一至平之路，开一至大之门。惟与佛教旧有各宗，皆有同异，无可归纳，只能别立一宗，名无我宗。此无我宗所立教义，一切合乎论理科学，所有迷信神秘之说，如灵魂、轮回等义，以及违反生理之诸戒律，概与扫除。若与旧义相比，直为佛教革命。昔者德人路得革新耶教，分为旧教、新教，以此为例，则予所论，即为佛教革新，应即命曰《新佛教论》。”他又说：“此新佛教，……一以论理科学为归。佛教自此以后，始有明确之宗旨，平坦之法门。……准此教旨，以谋改进将来社会，直可普度众生，一齐成佛。……人人去其我的，即成无我世界，无我世界即佛世界。”[17]杨度晚年走上革命道路以后，便不再宣扬新佛教论，但他对佛学的改造利用在近代思想史上是有一定影响的。
7．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青年时代曾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后剪去辫子，立志革命，与改良派决裂。因宣传革命，触怒清廷，与邹容一起被捕入狱。出狱后为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并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了论战。辛亥革命前后，思想上与孙中山发生一定的分歧，对袁世凯抱有幻想，退出了同盟会。1911年回国，任南京孙中山临时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受张謇拉拢而参加了统一党。1913年宋教仁被刺，章太炎认清了袁世凯的面目，参加了讨袁，被袁软禁，袁死后获释。1917年，又与孙中山合作，参加了广州的护法军政府，任秘书长。五四运动以后，章太炎的思想渐趋保守落后，反对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1924年，他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并反对国共合作。他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学会，以讲学为业。鲁迅在充分肯定章太炎“七次追捕，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的同时，也指出他晚年“既离民众，渐人颓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的局限[18]。需要指出的是，章太炎晚年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他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思想上，章太炎深受佛教(特别是唯识学)的影响，他充分利用了佛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来推动民主革命运动。他曾认为，佛教是无神论。他在《无神论》一文中以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反对主张“尊奉上帝”的基督教的有神论，并用佛教的逻辑(因明学)论证了上帝存在和上帝创世说的荒谬性。章太炎在当时驳斥基督教的有神论，具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宗教侵华的现实意义。章太炎还认为，佛教这一不主张有神的宗教对于坚定革命者的信念和立场、激励人们无私无畏地去进行革命斗争是十分有用的，他曾说：“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此数者其他宗教亦能得其一二，而与震旦习俗相宜者，厥惟佛教。”[19]因此，他积极倡导建立无神的宗教(佛教)，号召“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在《建立宗教论》一文中，依佛教唯识学立论，批判“有神教”，盛赞“无神教”，强调无神的佛教并不是厌世的，而是救世的，它有助于帮助人们去除“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屈心”等。章太炎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对佛教“依自不依他”、“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的“勇猛无畏”精神的阐发，在近代革命史上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二、重要的僧侣学者
近代佛教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僧侣学者当推太虚法师，鉴于他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和他所积极倡导的“人间佛教”在近代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已有专文论述[20]，这里主要说一下敬安、圆瑛、苏曼殊和弘一。
1．敬安(1852—1912)，字寄禅，号八指头陀，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诗僧。湖南湘潭人，七岁丧母，十一岁丧父，因家贫而辍学，为生计先后替人放牛、做工，备尝艰辛。清同治七年(1868)出家，并受具足戒。曾于佛舍利前燃二指以作供养，由此而有“八指头陀”之称。后学诗，昼夜刻苦，终于通达韵律，以诗成名，遂开始了亦禅亦诗的生涯。在诗作蜚声诗坛的同时，敬安行脚吴越，遍参尊宿，回湖南后，曾先后任六寺住持。1902年始，又应请任浙江宁波天童寺的住持达十年之久。1912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他被众人推为第一任会长。同年，因赴京向政府请愿要求保护寺产而被气死。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等诗句传世。在佛学上，敬安以传禅为主，认为“佛身外无众生，众生外无佛身，众生家常日用，穿衣吃饭，屙屎撒尿，无不是如来放光现瑞”。并认为，“欲续曹溪衣钵传，穷源须要识心源”。他强调，“此事只贵一悟，不贵久修。若悟，即掉臂咳唾、运水搬柴，无不是祖师西来意”[21]。敬安晚年归心净土，发愿往生西方佛国。
2．圆瑛(1878—1953)，法名宏悟，以字行世，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爱国高僧。十九岁出家，次年受具足戒。二十一岁开始出游，参访敬安、谛闲等名师，习禅读经，学有所成。讲经说法的足迹，远及南洋。历任海内外九大名刹的住持。1929年，与太虚法师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为会长，1931年在上海召开中国佛教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太虚与之观点有分歧而退出了大会，由他继续主持，连任七届会长。1935年，在上海创建圆明讲堂。抗日战争期间，积极组织僧侣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并赴南洋为抗战募集经费。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圆瑛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同年九月，病逝于宁波天童寺。圆瑛的一生，正处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求生存、求解放、求和平发展的重要时期。综观圆瑛的佛学思想，始终体现着救世度人和爱国的崇高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融会儒佛，贯通禅教，倡导禅净双修，并躬行实践，自度度人，努力将大乘佛教的大慈大悲精神贯彻到救国救民的实际活动中去，从而形成了自己“解行相应，弘法救世”的佛学思想特色。圆瑛之所以笃信佛教，致力于佛学研究，就在于他认为“佛教有导民救世之真理”、“佛教有益于社会人民也”[22]。他在《中国佛教季刊题词》中说：“余数十年来弘法海内外，殚精竭思，唤起全体佛教徒勇猛迈进，实行提倡佛教，以为救世之根本。”正是基于“弘法救世”的信念，他才能“解行相应”，不但在佛学方面有独到的体悟，而且在护国利民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教法上，他融通性相，教禅双弘；在教行上，他禅净双修，学以致用。他还努力把佛教中的积极因素与儒学等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相融合，以激发人们为国为民而奋斗。例如他说：“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尝有异也。”[23]“儒佛二教不约而同，实为治国平天下之东方文化，我们应当力为提倡。”[24]他自己身体力行，结合时代的需要，积极投身到救国救民、争取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去。他早年创办孤儿院，抗战期间组织救护队，新中国建立后，又号召佛教徒“爱教必须爱国”，并带病代表全国佛教徒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圆瑛“解行相应，弘法救世”的佛学思想特色，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
3．曼殊(1884-1918)俗姓苏，名戬，字子谷，出家后法名博经，别号曼殊，近代史上有名的能诗文、善绘画的佛教僧人。生于日本，母亲为日本人。六岁时回国，人乡塾读书。传说十二岁时就出家并受具足戒，但有人考证，他1898年又东渡日本，先在上野学校学习西方美术，后人早稻田大学学习，1903年回国以后才出家为僧。在寺庙时间不长即出走，从此过着亦僧亦俗、非僧非俗的生活，到处云游。他在日本时就加入了革命党人的反清组织，还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准备赴东北抗击帝俄的侵略。回国后与陈独秀、章士钊和柳亚子等交往密切，写了不少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小品文和诗篇，参加了进步文学团体“南社”。民国建立后，他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称帝。曾应杨文会之邀至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讲授英文和梵文，并听杨文会讲佛经。他多次出国游学于日本、暹罗(今泰国)、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精通英、法、日、梵等多种文字。他对佛学和近代佛教也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看法。曼殊曾受法于曹洞宗，思想上深受禅宗的影响，他反对“住心观净”的“静坐终日”，也反对诵经拜忏、瑜伽焰口及对偶像的崇拜等佛事活动，认为近代佛教衰微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佛教内部的歪风而不在外界条件，为此，他主张佛教应该进行改革。他提出，学佛应该重视梵文，应该弘传纯正的佛教；他主张设立佛教学堂以宣扬佛理，培养人才；他反对以诵经念佛为谋利的手段更反对佛教徒的趋炎附势，攀缘权贵；他还反对寺院住持的密传衣钵，认为应该实行民主选举。曼殊在近代佛教史上成为有影响的人物，不仅在于他的佛学主张，而且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他的绘画多取材于佛像寺庙和僧人，他的小说多以佛教故事为题材，他留下的诗篇也大多融会了佛教的教义和语言，这些作品都丰富了佛教文学和近代中国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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