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宝库。他的翻译则不仅把西方的诗作译到中国来，而且把许多优秀的中国诗作译介给西方读者，从而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为此，他被认为是民国初年的四大翻译家之一。曼殊在近代佛教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应被忽视的。

　　4．弘一(1880—1942)，俗姓李，幼名文涛，又名广侯，后改名叔同。他与苏曼殊相似，主要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宣扬佛教思想，并以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而在近代佛教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他工于诗文、词赋，擅长书画、篆刻。1905年留学日本，学习西洋绘画，并兼及音乐和戏曲，曾与欧阳予倩等人创办春柳剧社于东京，上演《茶花女》等剧目，还主编《音乐小杂志》。1910年回国以后，先后在天津、浙江、南京等地的学校任美术和音乐教师。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同年在灵隐寺受具足戒。他在佛学上主要弘扬南山戒律，对律学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撰有很多律学著述，并拟创设“南山律学院”，是近代佛教史上受人尊敬的律宗高僧，有“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之称。在生活上他也持戒谨严，生活十分俭朴。他虽然出家，但并不忘抗日救国事业，他提出的“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在当时佛教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歌曲，并为音乐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书法独具风格，在弘传佛教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深受时人推崇。被认为是中国漫画创始人的著名漫画家丰子恺(1898-1975)对弘一法师十分崇敬，三十岁时皈依其门下而成为佛教居士，他的影响最大的《护生画集》以漫画的形式宣传了佛教的戒杀护生等教义，这本画集的出版得到了弘一法师的关心。丰子恺对近代佛教文化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重要的居士学者

　　1．欧阳竟无(1871—1944)，名渐，以字行世。江西宜黄人，故人称宜黄先生。早年习程朱陆王之学，后受友人桂伯华的影响而对佛学发生兴趣。1904年到南京谒见杨文会，并从受佛学。不久回乡办学，母亲病故，悲痛万分，从此绝仕进意，绝男女欲，不食荤腥，归心佛教。1907年再至南京从杨文会学佛，不久遵杨之嘱赴日本游学数月，回国后曾任两广优级师范教师，又与朋友经营农业。1910年又至南京，继续随杨文会学佛，并终生致力于佛学研究。次年，杨文会去世，欧阳遵师遗志，续办金陵刻经处，并于1914年在刻经处附设佛学研究部，招收学员，讲授佛学。1922年又在南京正式创办了支那内学院，自任院长，院内设学、事两科和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主要从事佛学的教学研究和佛书的编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院众携经版迁往四川，在江津建立支那内学院蜀院，继续从事讲学和刻经。曾计划编印《精刻大藏经》，未成而逝世。他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因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成就的佛学大家而对近代佛学的复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主持编刻的《藏要》因校刻精细而享誉海内外。他一生对佛学研究很深，特别是对法相唯识之学有独到的见解，在近代佛学史上独树一帜。例如他分法相和唯识为二宗，认为印度瑜珈行派中的法相、唯识各有所原，各有所本，他在为新刻成的《瑜珈师地论》后五十卷所写的序中阐明了“约观心门建立唯识义，约教相门建立法相义”的宗义纲要。他提出的佛学研究四忌(忌望文生义、忌裂古刻新、忌蛮强会违、忌模糊真伪)对纠正近代佛教学风也具有积极的意义。欧阳作为近代佛教居士的重要代表，大力主张在家居士护持佛法，积极倡导居士佛教，这对近代佛教发生的巨大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2．吕澂[25](1896—1989)，字秋逸，江苏丹阳人。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随欧阳竟无学佛学，次年留学日本，专攻美术，1916年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18年应请到南京协助欧阳竟无筹办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悉废旧学，专致于佛学研究，经多年的刻苦钻研而成为近现代佛学研究者中成就斐然的重要代表人物。1922年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教务长和院长等职。1953年以后，他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他精通英、日、梵、藏、巴利等多种文字，对印度佛学、中国汉地及藏传佛学都有很深的研究，著述甚丰。他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等成为现代许多人研究佛学的重要入门书和参考书。他不仅在唯识学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还重视因明学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提出应该把古今中外不同文字的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便更好地把握佛教的准确思想及其历史演变。他所提倡的“佛法不离世间”、佛法要为现实的社会服务等也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意义。

　　3。韩清净(1884-1949)，原名克宗，又名德清，河北河间人。早年习儒，十八岁时中乡试举人，曾为地方官。后转向佛学，因读瑜伽、唯识的注疏发现其“解释无据”、“义理无当”、“不足以为研究之资”、难解其义而发愿从事研究和弘传。1921年在北京与朱芾煌等共同发起组织佛教学术团体“法相研究会”，1927年春改名“三时学会”，被推为会长。其讲学专重唯识学，对六经十一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对真如、唯识、和种姓等义都作了专门的论述；其主持校刻的经典也以精细而著称。时人将其与南京的欧阳竟无并称为法相唯识学的两大家，有“南欧北韩”之誉，其在近代佛学史上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

　　四、重要的学术研究专家

　　1．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早年即胸怀救国救民之志，参加了反清斗争。后对医学发生兴趣，曾在医学院就读和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一度从政，不久即退出政界，专门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馆长、辅仁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后任校长，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在学术上，他治学严谨勤苦，学问精深广博，在宗教学和历史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宗教史的研究方面，成果累累，新论迭出，为学者所重。关于佛教史，除了许多论文之外，他还撰有《释氏疑年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清初僧诤记》、《明清滇黔佛教考》等重要的著作。这些著作资料丰富，考证精到，见解新颖，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参考书，在学术界和佛教界都有较大的影响，在近代以来的佛教史研究中也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熊十力(1884—1968)，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黄冈人。早年曾参加当时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等。后又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并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运动。不久，因“念党人竞争争利，革命终无善果”而灰心，决定“不作革命行动而虚心探中印两方之学”，另走所谓的“学术救国”之道。于是，他来到南京，人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学佛，不久又转向儒学，归宗孔子。曾任教于北京大学，讲授儒学和佛学。建国后，他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及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思想上，熊十力可谓近代哲学家中以儒解佛、融会儒佛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著名的“新唯识论”，就是以儒为宗，会通佛学，借鉴西学，发挥了《周易》、宋明陆王心学和佛教法相唯识学的思想。他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佛教唯识学的改造发挥，虽不完全符合印度佛教的原意，却推动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他本人也以对传统思想中的本体论的重建与阐扬而成为当代新儒家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3．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受严复、梁启超等的影响，接触了西学。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学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加人《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宣传科学与民主，发动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五四时期，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曾提出“全盘西化”的极端主张。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后去台湾。曾主编《国学季刊》，提倡“整理国故”。他所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对学术界影响很大。在学术研究方面，胡适涉及的领域很广，学问十分渊博。他虽然并不专攻佛教，但他在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也兼涉了佛学和佛教史，特别是在禅宗资料的搜寻整理和禅宗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他所提出的《坛经》的作者是神会而不是惠能等具体的结论并不一定都很恰当，但他对推动近代以来中外学者的禅宗史研究及研究水平的提高所起的巨大作用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4．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黄梅人。1917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并留校任教，旋即考取官费留学，于次年赴美，先人汉姆林大学，后进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及梵文和巴利文。192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建国后，曾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副校长，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第三届常务委员。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治学严谨，精于考订，一生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史的研究，晚年又注意研究道教史。他早在二十年代即在南京从欧阳竟无学习佛学，并发表佛学论文。他的佛教史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其繁证博引、考证精细、论证周密、结论公允而享誉国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他的《隋唐佛教史稿》和他校注的《高僧传》也都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参考书。

　　5．梁漱溟(1893-1988)，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早年有志于事功，留心时事，参加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因困惑于人生问题而“倾心于出世，寻求佛法”，“一度想出家为僧”。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剑匕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二十年代初，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前后，他的思想受明儒王艮(1483—1541)的启发而“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归宗儒家”，并对西洋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派哲学逐渐发生兴趣。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先后到山东、河南等地办教育，从事“乡村建设”。抗战时期，以“村治派”领袖参加民主党团同盟，从事民主运动。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哲学思想以中国儒学为主，同时糅合了印度佛学和西洋柏格森生命派哲学。他的著作很多，论及佛学较多的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人心与人生》。虽然他对佛教有许多自己的看法，例如他认为佛法是无我论、无神论，佛法并不是哲学，等等，但他学佛研佛的结果，主要地是吸取佛教的思想和方法来观察文化，研究知识，探求孔子学说的真价值，他反对对佛教的改造，反对把佛教拉来为现世所用，认为适合于人类和世界未来的文化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国文化，这既形成了他的思想特色，也使他成为当代新儒家的重要先驱人物。

　　(作者洪修平：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注释：

　　[1]《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第12页。

　　[2]《法性即佛性论》，《龚自珍全集》第371页。

　　③⑥《清代学术概论》第166页，第165页。

　　④《魏源集》上册，第246页。

　　⑤《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2页。

　　⑦梁启超《康有为传》，《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264页。

　　⑧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

　　⑨《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371页，第321页。

　　⑩[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51页，第166页。

　　[12][14]《佛学研究十八篇》第52页，第370页。

　　[13]《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

　　[15]《与杨雪桥师书》，《杨度集》第748页。

　　[16]《复五妹杨庄函》，《杨度集》第749页，752页。

　　[17]《新佛教论答梅光羲》，《杨度集》第743—744页。

　　[18]《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第67—69页。

　　[19]《答梦庵》，《民报》第二十一号。

　　[20]请参见《佛学研究》(第三期，1994)。

　　[21]《八指头陀诗文集》第509页，第507页。

　　[22][23][24]《圆瑛大师年谱》第138页，第268页，第227页。

　　[25]严格意义上说，吕潋先生是佛学研究专家而不是佛教居士，鉴于他长期以来一直任职于支那内学院，是内学院系统学有成就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佛教界的知名人士，曾参与发起成立佛教徒的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并在佛教组织与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故我们把他放在这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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