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寶庫。他的翻譯則不僅把西方的詩作譯到中國來，而且把許多優秀的中國詩作譯介給西方讀者，從而促進了中外文化的雙向交流，爲此，他被認爲是民國初年的四大翻譯家之一。曼殊在近代佛教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應被忽視的。

　　4．弘一(1880—1942)，俗姓李，幼名文濤，又名廣侯，後改名叔同。他與蘇曼殊相似，主要是以文學藝術的形式來宣揚佛教思想，並以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而在近代佛教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他工于詩文、詞賦，擅長書畫、篆刻。1905年留學日本，學習西洋繪畫，並兼及音樂和戲曲，曾與歐陽予倩等人創辦春柳劇社于東京，上演《茶花女》等劇目，還主編《音樂小雜志》。1910年回國以後，先後在天津、浙江、南京等地的學校任美術和音樂教師。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同年在靈隱寺受具足戒。他在佛學上主要弘揚南山戒律，對律學作了較爲深入的研究，撰有很多律學著述，並擬創設“南山律學院”，是近代佛教史上受人尊敬的律宗高僧，有“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之稱。在生活上他也持戒謹嚴，生活十分儉樸。他雖然出家，但並不忘抗日救國事業，他提出的“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在當時佛教界産生了積極的影響。他一生創作了許多歌曲，並爲音樂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書法獨具風格，在弘傳佛教的同時也表達了他的愛國思想，深受時人推崇。被認爲是中國漫畫創始人的著名漫畫家豐子恺(1898-1975)對弘一法師十分崇敬，叁十歲時皈依其門下而成爲佛教居士，他的影響最大的《護生畫集》以漫畫的形式宣傳了佛教的戒殺護生等教義，這本畫集的出版得到了弘一法師的關心。豐子恺對近代佛教文化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叁、重要的居士學者

　　1．歐陽竟無(1871—1944)，名漸，以字行世。江西宜黃人，故人稱宜黃先生。早年習程朱陸王之學，後受友人桂伯華的影響而對佛學發生興趣。1904年到南京谒見楊文會，並從受佛學。不久回鄉辦學，母親病故，悲痛萬分，從此絕仕進意，絕男女欲，不食葷腥，歸心佛教。1907年再至南京從楊文會學佛，不久遵楊之囑赴日本遊學數月，回國後曾任兩廣優級師範教師，又與朋友經營農業。1910年又至南京，繼續隨楊文會學佛，並終生致力于佛學研究。次年，楊文會去世，歐陽遵師遺志，續辦金陵刻經處，並于1914年在刻經處附設佛學研究部，招收學員，講授佛學。1922年又在南京正式創辦了支那內學院，自任院長，院內設學、事兩科和學務、事務、編校流通叁處，主要從事佛學的教學研究和佛書的編印。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率領院衆攜經版遷往四川，在江津建立支那內學院蜀院，繼續從事講學和刻經。曾計劃編印《精刻大藏經》，未成而逝世。他創辦的支那內學院因培養了一大批學有成就的佛學大家而對近代佛學的複興産生了極大的影響，他主持編刻的《藏要》因校刻精細而享譽海內外。他一生對佛學研究很深，特別是對法相唯識之學有獨到的見解，在近代佛學史上獨樹一幟。例如他分法相和唯識爲二宗，認爲印度瑜珈行派中的法相、唯識各有所原，各有所本，他在爲新刻成的《瑜珈師地論》後五十卷所寫的序中闡明了“約觀心門建立唯識義，約教相門建立法相義”的宗義綱要。他提出的佛學研究四忌(忌望文生義、忌裂古刻新、忌蠻強會違、忌模糊真僞)對糾正近代佛教學風也具有積極的意義。歐陽作爲近代佛教居士的重要代表，大力主張在家居士護持佛法，積極倡導居士佛教，這對近代佛教發生的巨大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

　　2．呂澂[25](1896—1989)，字秋逸，江蘇丹陽人。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經處佛學研究部隨歐陽竟無學佛學，次年留學日本，專攻美術，1916年被劉海粟聘爲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長。1918年應請到南京協助歐陽竟無籌辦支那內學院，從此以後，悉廢舊學，專致于佛學研究，經多年的刻苦鑽研而成爲近現代佛學研究者中成就斐然的重要代表人物。1922年支那內學院正式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教務長和院長等職。1953年以後，他曆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中國佛學院院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並成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他精通英、日、梵、藏、巴利等多種文字，對印度佛學、中國漢地及藏傳佛學都有很深的研究，著述甚豐。他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和《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等成爲現代許多人研究佛學的重要入門書和參考書。他不僅在唯識學方面有獨到的見解，而且還重視因明學和藏傳佛教的研究，並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創新，提出應該把古今中外不同文字的佛教作爲一個整體來研究，以便更好地把握佛教的准確思想及其曆史演變。他所提倡的“佛法不離世間”、佛法要爲現實的社會服務等也都産生過一定的積極意義。

　　3。韓清淨(1884-1949)，原名克宗，又名德清，河北河間人。早年習儒，十八歲時中鄉試舉人，曾爲地方官。後轉向佛學，因讀瑜伽、唯識的注疏發現其“解釋無據”、“義理無當”、“不足以爲研究之資”、難解其義而發願從事研究和弘傳。1921年在北京與朱芾煌等共同發起組織佛教學術團體“法相研究會”，1927年春改名“叁時學會”，被推爲會長。其講學專重唯識學，對六經十一論都有深入的研究，對真如、唯識、和種姓等義都作了專門的論述；其主持校刻的經典也以精細而著稱。時人將其與南京的歐陽竟無並稱爲法相唯識學的兩大家，有“南歐北韓”之譽，其在近代佛學史上的影響于此可見一斑。 ·

　　四、重要的學術研究專家

　　1．陳垣(1880—1971)，字援庵，廣東新會人。早年即胸懷救國救民之志，參加了反清鬥爭。後對醫學發生興趣，曾在醫學院就讀和任教。辛亥革命以後一度從政，不久即退出政界，專門致力于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先後擔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京師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前身)館長、輔仁大學校長、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期任教于北京師範大學，後任校長，並擔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第一、二、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在學術上，他治學嚴謹勤苦，學問精深廣博，在宗教學和曆史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別是在宗教史的研究方面，成果累累，新論疊出，爲學者所重。關于佛教史，除了許多論文之外，他還撰有《釋氏疑年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清初僧诤記》、《明清滇黔佛教考》等重要的著作。這些著作資料豐富，考證精到，見解新穎，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重要參考書，在學術界和佛教界都有較大的影響，在近代以來的佛教史研究中也曾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2．熊十力(1884—1968)，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黃岡人。早年曾參加當時的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等。後又加入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並追隨孫中山參加了“護法”運動。不久，因“念黨人競爭爭利，革命終無善果”而灰心，決定“不作革命行動而虛心探中印兩方之學”，另走所謂的“學術救國”之道。于是，他來到南京，人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學佛，不久又轉向儒學，歸宗孔子。曾任教于北京大學，講授儒學和佛學。建國後，他擁護共産黨，熱愛新中國，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特邀代表及二、叁、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在思想上，熊十力可謂近代哲學家中以儒解佛、融會儒佛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著名的“新唯識論”，就是以儒爲宗，會通佛學，借鑒西學，發揮了《周易》、宋明陸王心學和佛教法相唯識學的思想。他以傳統的儒家思想對佛教唯識學的改造發揮，雖不完全符合印度佛教的原意，卻推動了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他本人也以對傳統思想中的本體論的重建與闡揚而成爲當代新儒家的開創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3．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早年肄業于上海中國公學，受嚴複、梁啓超等的影響，接觸了西學。1910年赴美國，先後就學于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爲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曾加人《新青年》編輯部，撰文宣傳科學與民主，發動文學改革，提倡白話文，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五四時期，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主張改良，反對革命。曾提出“全盤西化”的極端主張。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去美國，後去臺灣。曾主編《國學季刊》，提倡“整理國故”。他所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對學術界影響很大。在學術研究方面，胡適涉及的領域很廣，學問十分淵博。他雖然並不專攻佛教，但他在從事中國古代哲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過程中，也兼涉了佛學和佛教史，特別是在禅宗資料的搜尋整理和禅宗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盡管他所提出的《壇經》的作者是神會而不是惠能等具體的結論並不一定都很恰當，但他對推動近代以來中外學者的禅宗史研究及研究水平的提高所起的巨大作用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4．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湖北黃梅人。1917年畢業于清華學堂，並留校任教，旋即考取官費留學，于次年赴美，先人漢姆林大學，後進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及梵文和巴利文。1922年獲哲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曆任東南大學、南開大學、中央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等職。建國後，曾擔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副校長，並任中國科學院曆史考古專門委員、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被選爲第一、二、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和第叁屆常務委員。在學術研究方面，他治學嚴謹，精于考訂，一生主要從事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和印度哲學史的研究，晚年又注意研究道教史。他早在二十年代即在南京從歐陽竟無學習佛學，並發表佛學論文。他的佛教史名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以其繁證博引、考證精細、論證周密、結論公允而享譽國內外學術界和佛教界，他的《隋唐佛教史稿》和他校注的《高僧傳》也都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重要參考書。

　　5．梁漱溟(1893-1988)，字壽銘，祖籍廣西桂林。早年有志于事功，留心時事，參加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後，因困惑于人生問題而“傾心于出世，尋求佛法”，“一度想出家爲僧”。1917年，被蔡元培聘爲劍匕京大學哲學系講師，主講印度哲學。二十年代初，在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前後，他的思想受明儒王艮(1483—1541)的啓發而“從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轉歸到中國儒家思想”，“歸宗儒家”，並對西洋柏格森爲代表的生命派哲學逐漸發生興趣。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先後到山東、河南等地辦教育，從事“鄉村建設”。抗戰時期，以“村治派”領袖參加民主黨團同盟，從事民主運動。建國後，任全國政協委員。他的哲學思想以中國儒學爲主，同時糅合了印度佛學和西洋柏格森生命派哲學。他的著作很多，論及佛學較多的有《印度哲學概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人心與人生》。雖然他對佛教有許多自己的看法，例如他認爲佛法是無我論、無神論，佛法並不是哲學，等等，但他學佛研佛的結果，主要地是吸取佛教的思想和方法來觀察文化，研究知識，探求孔子學說的真價值，他反對對佛教的改造，反對把佛教拉來爲現世所用，認爲適合于人類和世界未來的文化是以儒學爲主的中國文化，這既形成了他的思想特色，也使他成爲當代新儒家的重要先驅人物。

　　(作者洪修平：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導師。)

　　注釋：

　　[1]《壬癸之際胎觀第一》，《龔自珍全集》第12頁。

　　[2]《法性即佛性論》，《龔自珍全集》第371頁。

　　③⑥《清代學術概論》第166頁，第165頁。

　　④《魏源集》上冊，第246頁。

　　⑤《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第12頁。

　　⑦梁啓超《康有爲傳》，《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第264頁。

　　⑧梁啓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

　　⑨《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第371頁，第321頁。

　　⑩[11]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151頁，第166頁。

　　[12][14]《佛學研究十八篇》第52頁，第370頁。

　　[13]《論佛教與群治的關系》，《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

　　[15]《與楊雪橋師書》，《楊度集》第748頁。

　　[16]《複五妹楊莊函》，《楊度集》第749頁，752頁。

　　[17]《新佛教論答梅光羲》，《楊度集》第743—744頁。

　　[18]《關于太炎先生二叁事》，《且介亭雜文末編》第67—69頁。

　　[19]《答夢庵》，《民報》第二十一號。

　　[20]請參見《佛學研究》(第叁期，1994)。

　　[21]《八指頭陀詩文集》第509頁，第507頁。

　　[22][23][24]《圓瑛大師年譜》第138頁，第268頁，第227頁。

　　[25]嚴格意義上說，呂潋先生是佛學研究專家而不是佛教居士，鑒于他長期以來一直任職于支那內學院，是內學院系統學有成就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佛教界的知名人士，曾參與發起成立佛教徒的聯合組織“中國佛教協會”，並在佛教組織與機構中擔任重要職務，故我們把他放在這裏論述。

《近代佛學研究的重要人物概述》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