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般若思想的传入和魏晋玄学的产生
洪修平
西汉末年；随着中西方交通的开拓，佛教经西域传到了中国内地，到东汉时开始出现了汉译经文。佛教自传人之日起，就受到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开始了它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同时它也反过来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中国的宗教、哲学乃至整个上层建筑，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探讨中外思想的互相影响，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很重要的。
魏晋玄学与佛教的传人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公认的历史事实。然对于玄学的产生是否受到了外来佛教的影响，这在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流行的观点是，完全否认这种影响的可能性，认为佛教影响玄学，那是在玄学产生以后。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试图根据佛教般若思想的传人与流传，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看法，不妥之处，祈望指正。
般若类经典是印度大乘佛教经典中的一大类，最早的汉译本是支谶于汉末灵帝光和二年(179)在洛阳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十卷。自此以后，般若类经典源源不断地传到中国。到西晋时，社会上已经流传着好多不同的版本。现保存下来的就有三国时支谦译出的《大明度经》六卷，竺法护于西晋太康七年(286)译出的《光赞般若》十卷和西晋时无罗叉、竺叔兰于元康元年(291)译出的《放光般若》二十卷。到鸠摩罗什大师东来，“既览旧经义多乖谬，皆由先译失旨，不与胡本相应。”于是又重译大、小品。《般若经》的再三译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般若思想一度在中土的盛行。
般若思想得以广泛流传，这与它的思想内容和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般若经》的基本思想是一切皆空，而中国汉魏以来，社会的动乱、黑暗也为般若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同时，《般若经》对一切皆空的论证，是通过对有、无以及有无之关系等等的分析来展开的，即假有而体认世界之本无(性空)是它的重要特点。而谈无说有，正好也是当时中国社会上流行的老庄道家学说的一个特点。道安曾认为，“以斯邦人庄老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佛教般若学在中土的流传，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最初阶段，它主要受到了中国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这在早期的汉译经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以支谶译出的《道行般若经》为例，道安对它的评论是“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以至于“颇有首尾隐者”。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看到老庄道家思想对它的影响。就从经文的译名来看，支谶把它称作“道行般若”。般若，是梵语Prainn~a^的音译，特指佛教的一种智慧。道行，是梵语Pa^ramita^的意译，音译是“波罗蜜(多)”。全称“般若波罗．蜜(多)”(Prajn~a^pa^ramita^)，意译为“智慧到彼岸”(或简称“智度”)，意谓通过般若智慧，即可到达涅檠之彼岸。《大智度论》中说：“般若言慧，波罗蜜言到彼岸。”(卷18)“以生死为此岸，涅檠为彼岸。”(卷12)支谶把它译为“道行”，看来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21章)“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老子》第53章)认为只有“行于大道”才能达到理想的“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笫48章)佛教与老子的理想境界是根本不同的，但支谶借用了老子的术语和表达方式来传播佛教的思想。在经文的翻译中，更是大量采用了老庄哲学中的有、无、自然等概念来宣扬一切皆空的佛教般若思想。正是早期般若译经的老庄化倾向，有可能影响到以后玄学思想的产生。
所谓玄学，我的看法是，它是指魏晋时期盛行的一种学术思潮。从形式上看，它是一种辨析名理的清谈，这既是对汉代烦琐章句之学的反作用，也是从汉末品评政事和人物的清议发展而来。汉末的清议直接评判政治的好坏和人之才性的优劣。到了魏晋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为了保全自身，文人学士逐渐以远离政治相标榜，清议之风开始向玄虚转化。从思想内容上看，玄学是以道解儒，可说是以老庄为基本骨架的儒道合流，注重《周易》、《老子》、《庄子》这所谓的“三玄”。而玄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则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它的实质是破除不合自然(道)的名教，并为合乎自然(道)的名教寻找新的理论根据。这是因为，儒家名教在两汉时的形式是神学目的论，经过王充等思想家运用道家的自然无为、元气自然论从理论上对它进行批判和东汉末年打着黄老道家旗号的农民大起义从实践上对它的打击，这种粗俗的神学理论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遭到了动摇，但儒家名教对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来说，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有个如何论证其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问题。儒道合流，自然与名教之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围绕着自然与名教这个根本问题，在哲学上则展开了本末、有无、动静、体用、言意等一系列的理论论证，两汉的宇宙生成说也就过渡到了魏晋的宇宙本体论。
可见，玄学虽然标榜超脱现实，祟尚玄远虚无，骨子里却仍然是十分实在的，它并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它是适应着当时社会经济、政治需要而由传统的思想演变发展而来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排斥外来的佛教对玄学的产生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现在尚没有直接的材料来证明何王玄学思想的形成，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可以认为，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对此作些说明。
首先从《般若经》的翻译情况来看。在时间上，支谶译出《道行经》是在179年，比“正始玄风”的兴起，早了六、七十年。就是支谦译的《大明度经》，也在正始之前。在地点上，玄学的兴起是在洛阳，而洛阳自汉代以来一直为佛教重镇。据现有记载来看，汉代的译经都集中在洛阳，《般若经》也不例外。魏初，在统治者的限制下，洛阳佛事曾一度消沉，然并未绝迹，只是“道风讹替”(《高僧传·昙柯迦罗传》)而已。魏嘉平以后，大量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又先后来到洛阳，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印度佛经在中土的译出，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有钱阶层的资助和文人学士的配合。以《般若经》的译出为例，《出三藏记集》卷七载《道行经后记》中说：“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放光经记》中也说：“时执胡本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共笔受。……时仓垣诸贤者等，大小皆劝助供养。”文人学士的笔受助译，有钱阶层的劝助供养，说明当时的译经，都是中外人士合作的产物。这样译出的经典在社会上有一定的流传，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而中国人士参与译经的事实本身，也就说明了佛教在社会上是有一定影响的。且当时的风气，译经的同时即行宣讲。据载，安世高出经时，听者云集：“安侯世高者，……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于是俊人云集，遂致滋盛，明哲之上，靡不羡甘”。这里虽不免有夸大之辞，然有不少人前往听讲，当是事实。
其次，我们可以从《般若经》传人的时代背景来看。中原地区，自汉魏以来，经历了十分混乱、黑暗的年代。《般若经》传人之时，正值社会大动乱的开始。自董卓废少帝、袁绍讨董卓以后，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这是北方长期战乱局面的生动写照。般若学一切皆空的思想，适应了这种动乱社会的需要。因此，通过几十年时间的译经、讲经，它的思想必然会对中国社会发生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在玄学以前，至少已有了两个般若(小品)的译本，这就反映出般若思想在社会上已有了一定的流行。也正是由于社会的进一步需要，才有朱士行等人的西行求法。而且，由于社会的动乱，中国思想界在汉魏间也正处于比较活跃的阶段。随着经学的衰微，先秦儒、道、名、法各家学说纷纷再兴。般若学作为新思想的一种，在这一度复兴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中，依附于黄老道家，也不断地得到了发展。由于般若学具有较高的思辨，它的思想被文人学士所吸收和改造利用，在经学向玄学的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应该说是可能的。
再次，也是更重要的，我们可以从思想内容方面来探讨一下般若学对玄学的产生所可能发生的影响。玄学的开创者为何晏、王弼，他们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是“以无为本”，而在支谶译出的《道行般若经》中有个基本的概念叫“本无”，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呢
我们不妨对此作些分析。
《道行经》中的本无，是对梵文tathata^伍的意译，后来的译经中也译为“如”、“如如”、“真如”。这一概念在梵文中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说如实在那样，这是肯定有某个真实的东西存在，只是它不可用语言来描绘，即世俗的认识无法达到对它的了解。另一方面，它又同时包含着否定的意义，否定不如实在的东西，即认为人们所认识到的现实事物都不是如实在那样，这是表示现实事物的性空、不真实，对现实事物的实在性加以否定，这种佛教的“真谛”同样是不可用语言表达，俗人无法认识的。大乘有宗，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他们把“真如”视之为绝对不变的永恒的精神性的实体，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是世界的本原：“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异。谓此真实，于一切住，常如其性，故曰真如。”(《成唯识论》卷9)而大乘空宗，则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它本身并不直接肯定什么，它所强调的是万法“性空”、“无自性”的一面，认为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无自性，所以都是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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