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禅宗东土五祖禅法之沿革
洪修平
中国禅宗将南北朝来华传教的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奉为东土初祖。从达摩到弘忍，东土五祖衣法相传，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随顺中国佛教和禅学发展的趋势，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禅系，并完成了禅学向禅宗的过渡。这个禅系的禅学思想和禅行方便以融合为重要特征。这一方面表现在对印度与华夏两种民族文化的融合：老庄的玄思与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儒家的积极人世与反身而诚的道德修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与社会民众的宗教信仰等，都被融合到了禅学之中，使印度禅学逐渐中国化。另一方面，此系的禅法又始终表现出在思想上对般若实相说与楞伽心性论的融合，及修行实践上对各种不同禅行方便的兼摄。虽然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同的禅学思想倾向和禅行方便在不同的禅宗系脉和不同的禅师那里有不同的侧重，但不拘经教、融会兼摄、为我所用，则是达摩系禅的基本特色，这种特色在惠能南宗禅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从达摩到弘忍，其人物及有关资料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辨析，但从思想上看，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作为五代祖师以心传心的传人，六祖惠能就是在继承达摩系禅基本特色的基础上又作出了创造性的变革与发挥。从达摩系禅法的流变与沿革中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色。
一
作为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其来华所传禅法的内容究竟如何
它对中国禅宗的思想和禅法主要产生了哪些影响
从现存史料来看，由于达摩重体悟心证而不重言教，因而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文字的著作。后世流传的许多署名达摩的东西，有的出自伪造，有的则是附会。五祖弘忍的再传弟子杜砒在《传法宝纪》中曾说：“今人间或有文字称《达摩论》者，盖是当时学人，随自得语以为真论，书而宝之，亦多谬也。若夫超悟相承者，既得之于心，则无所容声矣，何言语文字措其间哉!”尽管如此，有些文献中还是留下了有关达摩禅的资料。敦煌本《楞伽师资记》就记载了曾受学于达摩的昙林所记的《略辨大乘人道四行及序》，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达摩“二人四行”的“大乘安心”禅法，并称“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唐代学风较严谨的佛教史专家道宣撰《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也引用了“二人四行”的内容。故一般认为，这大致能代表菩提达摩的禅法。下面，我们就主要据此来对达摩的禅学思想和禅法特色作些分析，并探讨其对中国禅特别是对日后勃兴的惠能南宗禅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达摩禅是围绕着“安心”而展开的，所以称之为“大乘安心之法”。“安心”本来是印度禅与中国早期禅学所共有的内容，但达摩把它突出了出来，作为修禅的根本，以取代传统禅法对身姿行法的偏重。同时，他从般若扫相与心性本净相结合出发，赋予了“安心”以新的内涵，给中国禅门吹进了一股清新之凤。
达摩所强调的“安心”的重要内容为“壁观”。“如是安心者，壁观。”所谓“壁观”，大致有二层意思：其一，就壁观在印度禅法中的本意来说，是“十遍处”之一的“地遍处”法门，即是以坐禅所面之壁的土色为观想的对象，并进而在幻觉中视天地为一色，从而达到心地清净的一种方法，故达摩在嵩山少林寺修禅，曾“面壁而坐”、“端坐面墙”。其二，就禅修的结果而言，“壁观”又是一种譬喻，有心如墙壁、无所执著的意义。如汤用彤先生所曾指出的：“壁观者喻如墙壁，中直不移，心无执著，遣荡一切执见。”e达摩来华传壁观之法，强调随缘“安心”，重在破除心的执著，因而更突出壁观的“心如墙壁”之义而并不强调“壁观”的形式。后世的禅宗也常以“心如墙壁”来理解达摩的西来意，如宗密所认为的那样，“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人道。”惠能南宗门下强调的“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和“心如顽石头，都无缝罅”e等也都是这个意思，反映了“壁观”对中国禅的实际影响，也体现了达摩所传的禅为适应中土的需要而中国化的特色。
为了帮助人们实际地修习，菩提达摩还提出了“理人”和“行人”两种具体的“安心”修行方法。认为“人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人，二是行人。”何为理人
“理人”就是“藉教悟宗”，即凭藉“种种教法”而悟道。首先是要通过经教而“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即一切众生皆有真性佛性，皆能解脱成佛；众生之所以轮回于生死而未能成佛，是因为清净的佛性为客尘所障覆，不能显了。其次是要以佛理来指导自己的修禅，通过“凝住壁观”而“舍妄归真”。最后是“不随于言教”，即舍弃言教而悟道，证人“与道冥符”之境，从而“无自无他，凡圣等一”。这也就是得意忘言、得鱼忘筌的意思。在这里，经教成为悟道的中介。在悟道证理之前，要借助于经教而明白佛理，并以此指导禅观；但要真正领宗得意，则必须越过文字的障碍，不随于言教才行。显然，达摩的“理人”虽然强调“藉教悟宗”，但具有抬高“宗义”而贬低言教的倾向，这可看作是日后禅宗“教外别传”的先声。分析一下达摩所“藉”之教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既包含了《楞伽经》自性清净心的思想，也融合了《般若经》离言扫相、破除执著的思想。前者如“凡圣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后者如“凡圣等一”、“不随于言教”云云。这种对不同经教的会通融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禅者对经教的基本看法——依教而不著教，也体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和禅学在传统文化包容性、融合性等的影响下形成的一大特点，这些都对后来的惠能南宗禅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何为行人
“行人者，所谓四行。其余诸行，悉人此行中。何等为四行
一者报怨行，二者随缘行，三者无所求行，四者称法行。”其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报怨行”，即在受苦之时，认识到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报应，非他人所造成，因而无所抱怨，“逢苦不忧”。视人生为苦，将苦归之于自己过去所造下的业，依业而受报，这本是佛教的一般观点。但达摩突出了以这种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禅行，突出了在日常生活中加强自我心理调控的要求，从而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禅者重实际践行的特色。
第二“随缘行”，是在“报怨行”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基本理论来分析人生的苦乐现象，从而要求修行者“苦乐随缘”，“得失随缘”，不生喜乐之心。达摩认为，若能遵此而行，便能与佛教的真理冥然相合。这里强调的仍然是在实际的践行中体会并贯彻佛法真理。把理论落实在禅行生活中，这成为中国禅的一大特色。
第三“无所求行”，即强调要对一切都无所贪求。因为在佛教看来，“三界犹如火宅”、“人生皆苦”，而芸芸众生之所以沦于生死苦海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其对佛理的无明(无知)，从而对物欲的贪爱，由此而造下种种惑业，受种种苦。达摩正是据此而提出，“有求皆苦，无求乃乐”，要求修行者“息想无求”。
第四“称法行”，即全面地按照佛教的要求去行动，以与“性净之理”相契合。这里提到的“性净之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凡圣共有的清净真性。达摩提出修行者应该“信解此理”而“称法而行”，表明他是依佛教的“信、解、行、证”而提出要求的，但其重心显然是在行与证。这实际上也是达摩的“理人”所谓的“藉教悟宗”在“行”中的基本要求。
从上述“四行”的基本内容和要求看，达摩提出的“行人”已不再注重传统禅法的静坐、调息等繁琐的形式，而是以“安心”为宗旨，要求在契悟真性的基础上无贪无著、随缘而行，并认为，也只有在日常的道行之中才能真正体现出安心无为、称法而行。后来惠能南宗禅提倡的“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这样一种随缘任运的修行方法，可以看作是对此的进一步发展。
“理入””与“行人”大致概括了达摩禅法的主要内容和思想特点。这种“二人四行”的安心禅法对中国禅的发展特别是对惠能南宗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达摩根据《楞伽经》的“宗通及说通”而提出的“藉教悟宗”，虽不废“言教”，却具有抬高(6J晤宗”的倾向，这种对“宗”与“教””的区分，开了后世佛教史上“宗门”与“教下”之分的先河，也为日后惠能禅宗强调“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提供了立论依据。
其二，“理人”和“行人”都体现了般若之空和佛性之有两种佛教思想的结合。达摩把《楞伽》心性本净论与《般若》离言扫相说结合在一起作为禅法的理论基础，因而既要求依于“凡圣同一真性””而修，又强调要“不随于言教”，随缘而行，行而无所行。这种对空、有理论的融会奠定了整个中国禅宗的基本特色，并突出地体现在惠能南宗的禅学理论与实践中。
尽管达摩的禅法一再强调心无所著，称法而行，但既谓“入”，就有能人所人；既要“符道”，便有道可符，而且这个“道”实际上还是外在于人心的。因此，达摩的“安心”从根本上说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心注一境”的传统禅法，清净之本心与无相之实相并没有真正合二为一。这种状况在达摩以后，经慧可等历代祖师的不断发展，一直到惠能时才得到根本的改观。
二
二祖慧可继承了达摩“藉教悟宗”的传统，在以四卷本《楞伽》印心的同时，又“专附玄理”，不执著言相文句，在实践达摩的“二人四行”、苦乐随缘的禅法中，进一步发展了达摩禅。他的禅法思想，在《续高僧传·慧可传》记载的慧可《答向居士书》中有大致的反映。《书》中说道：“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从中可以看出，慧可对达摩的“藉教悟宗””是有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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